論西方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研究范式的演變及啟示

論西方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研究范式的演變及啟示

摘要：西方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研究范式經歷了三次演變：勞動剩余分配研究向要素分配研究轉變，定量化、技術化研究向制度化研究轉變，純經濟學研究向全部社會科學研究轉變。系統考察這三次演變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收入分配，研究范式，西方經濟學
　　一、勞動剩余分配研究向要素分配研究轉變
　　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是價值理論的邏輯延伸，一定的價值理論必然伴生相應的收入分配理論。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的研究范式，經歷從斯密、李嘉圖的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價值論到薩伊的勞動、資本和土地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效用價值論的演變。與之相適應，收入分配的研究范式也從勞動剩余分配研究向要素分配研究轉變。
　　在《國富論》中，斯密最早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勞動價值論，確認勞動是一切商品價值的源泉，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與其勞動價值論相適應，斯密在收入分配的研究上從勞動剩余著手，提出勞動剩余分配思想。他認為，工資是勞動的收入，由勞動決定的，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在社會“原始狀態”，勞動者工資等于他全部勞動生產物。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和雇傭勞動交換時，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自己所有，而要與資本家和地主共同分配，工資僅是其中的一部分�！皠趧诱擢毾砣�部勞動生產物的這種原始狀態，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就宣告終結了”([英]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59頁)。由于有了資本積累，“勞動者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就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潤，來回報他墊付原材料和工資的全部資本�！�([英]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3頁)由于有了土地私有制，“地主就要求勞動者從土地生產出來或采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中分給他一定分額。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為要從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英]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59頁)
　　斯密學說的繼承者李嘉圖自始至終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其《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不僅繼承了斯密關于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且指出了斯密價值理論中的混亂和錯誤。在收入分配的研究上，李嘉圖也從勞動剩余著手，提出明確的勞動剩余分配論。“土地產品——即將勞動、機器和資本聯合運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產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種所需的資本的所有者及進行耕種工作的勞動者這三個社會階級之間進行分配”([英]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1頁—第3頁。)。他認為，分配法則的確定乃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而這關鍵是確立各階級所得的比例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關系是相互對立的關系，工資與利潤的變化是成反比例的，工資增加，利潤就會減少；地租同利潤的變化也是反比例的，地租的增長，會影響到貨幣工資的提高，進而會使利潤降低。
　　勞動剩余分配論的提出，解決了社會各階級的收入內涵和來源，指出工資與利潤、地租在量上的對立關系，揭示了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真諦。當然，斯密和李嘉圖均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認為按照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勞動者只能得到較低水平的“生存工資”，這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從而間接地論證了資本——利潤的合法性，為以后的要素分配論提供了思想淵源，并在某種意義上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基礎。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則從生產的定義出發，提出了效用價值論。“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第59頁)而效用又不過是服務。因此，生產不過是提供服務。在生產中，勞動、資本、土地是三個要素，它們都提供了服務，共同創造了產品，創造了效用。物品的效用是物品價值的基礎�！爱斎藗兂姓J某東西有價值時，所根據的總是它的有用性。這是千真萬確的，沒用的東西，誰也不肯給予價值。”([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第59頁)與其效用價值論相適應，薩伊在收入分配研究上，從生產的三要素著手，提出了“三位一體公式”。在他看來，既然勞動、資本、土地三個要素在生產中共同創造了產品的效用和價值，那么，它們的所有者即工人、資本家、地主就得到相應的報酬——工資、利息、地租。這樣，社會各階級的收入都有了自己的獨立的源泉。馬克思將薩伊的這種觀點諷刺為“三位一體公式”，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息，土地——地租。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把三個要素所有者即工人、資本家和地主都看成是創造效用和價值的勞動者，斷言工資是工人勞動的全部報酬，這明顯掩蓋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他又把生產的三要素及相應的收入看作是永恒存在的，從而抹殺了資本主義社會分配的歷史性。當然，這個分配公式直接論證各生產要素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作用，從而為生產活動中勞動外的要素獲得收入提供了合法依據。因此，這個分配公式被后來的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接受，進而發展成完善的要素分配論，從而實現了收入分配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轉變——勞動剩余分配研究向要素分配研究轉變。
　　二、定量化、技術化研究向制度化研究轉變
　　盡管到19世紀中葉，要素分配論已完全在西方經濟學收入分配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不能解決現實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為遮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實質，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經濟學開始從定量化、技術化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問題。這主要有三個理論：邊際生產力理論、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及帕累托最優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在繼承薩伊的效用價值論和生產三要素論基礎上，將傳統經濟學中資本生產力理論和邊際效用理論結合起來，創立了邊際生產力理論。他認為，各要素所有者在分配中的收入，正好等于它們各自在生產中的貢獻。具體而言，在靜態經濟中，勞動的收入即工資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的，資本的收入即利息則是由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決定的。工資乘以勞動量等于勞動要素的總收入，利息乘以資本量等于資本要素的總收入。
　　盡管邊際生產力理論解決了勞動和資本要素各自參與分配的份額問題，但這并不表明工人和資本家在收入分配中已實現事實上的平等。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現不斷拉大的趨勢。為判別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在20世紀初，美國統計學家M．O．洛倫茲提出了著名的洛倫茲曲線。該曲線是把社會成員按一定的比例(20％)劃分為若干等級，然后再按每個等級實際占有國民收入的比例在坐標圖中描述出來。一般來說，洛倫茲曲線彎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程度越不平等；反之亦然。后來，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依據洛倫茲曲線，提出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基尼系數。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的提出，使原來很難判斷的社會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問題，變成一個純粹的技術數據。當然，盡管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解決了衡量社會收入分配平等與否的標準，但它們并未探尋出導致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從而不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為此，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在其《政治經濟學講義》一書中，最先提出社會最大效用狀態的判斷條件，即帕累托最優標準，從而將收入分配平等問題轉變為社會福利最大化問題。如果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已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即任何重新改變資源配置或財富分配的方法，已經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處境變壞的情況下，使至少有一個人的處境更好，則稱這種狀態就是帕累托最優狀態。正是以帕累托最優為起點，西方出現了專門為解決現實生活中分配不平等的福利經濟學，并在此基礎誕生了福利國家。與此同時，收入分配的研究范式完成了從定量化、技術化研究向制度化研究轉變。
　　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是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以效用在不同人之間的可比較性作為判斷福利增減及政策優劣的依據，利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論證了財富從富人向窮人轉移，進而在不影響效率的前提下實行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合理性。他認為，社會總福利可用一國的國民收入來表示。如果國民收入增加，且沒有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那么社會總福利就會增加；如果收入分配不均，那么以一定的方式把富人的一部分貨幣轉移給窮人，社會總福利就會增大。因為貨幣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富人的貨幣邊際效用小于窮人。因此，要增加社會總福利，一方面應改善社會的資源配置，以增加社會總產量；另一方面，應采取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政策(如實行累進稅和失業救濟等)，以實現收入分配的相對均衡。庇古的福利經濟學為二戰后西方現代福利制度的建立即“福利國家”的出現提供了理論基礎。作為最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是最早著手構筑福利國家制度的國家之一。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工黨艾德禮政府提出并實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會立法，包括《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住房法》、《國民救濟法》及《家庭補助法》等。此后，法國、瑞典、挪威、丹麥、聯邦德國、意大利也相繼建立了福利制度。至20世紀60年代，歐洲和北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普遍建立福利國家制度。
　　三、純經濟學研究向全部社會科學研究轉變
　　福利經濟學倡導的福利經濟政策在實踐上確實起到了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均、促進社會穩定的作用。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世界石油危機的爆發，福利國家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并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之中。如，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造成政府財政的巨額赤字；政府對低收入階層過高的福利補助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某些人的偷懶行為。為此，一些西方學者對收入分配的研究開始跳出經濟學領域，將它推廣為全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試圖以此徹底解決資本主義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從而實現了收入分配研究范式的第三次轉變。
　　當代美國學者羅爾斯首先將收入分配理論引向政治哲學。在1972年出版的《正義論》一書中，把“正義”推崇為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這里的正義并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內的收入分配公平，而是包含了更廣闊的社會內容。他認為，傳統的福利經濟學存在一些缺陷，它只注重社會福利的計算，而不關心這些福利如何分配，特別是忽視了比經濟利益更為廣泛的權利、自由和個人尊嚴等政治和道德內容，因而未能為政府的政策選擇提供指導。在此，他提出社會正義兩條原則：一是最大平等自由原則，即每個人都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樣的平等權利和最廣泛的自由。二是差異原則，即假如社會和經濟出現不平等，應當這樣安排：必須使那些社會處境最差者從這種不平等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在機會公正平等的條件下，保證所有的職務和地位向所有的人開放。
　　印裔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將羅爾斯的正義論具體化，提出能力平等論，從而將收入分配理論引向更為深刻的經濟倫理討論。森認為，收入和能力之間相互聯系、互相促進。低收入既是饑餓和營養不足，也是文盲和健康不良的一個重要原因；反之，更好的教育與健康有助于獲得更高的收入。能力對自由選擇非常重要，而貧困被視為是對基本能力的剝奪，是能力實現過程的中斷，而不僅是收入低下。因此，森主張以主體為中心，在個體方面強調能力，作為公平分配的前提、基礎和內因。而能力的保障，離不開權利。權利的重要性在于一定條件下對能力有決定意義。權利體現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能力實現的外部因素。在極端問題，如饑荒問題上，權利就顯得更加重要，喪失權利意味著無能力。因此，森在群體方面注重權利平等，作為公平分配的條件、保證、外因�？傊�，森的能力平等論在具體實現公平分配上的構想是，從生產力上提高人的能力，從生產關系上平等人與人之間的權利。
　　羅爾斯和森的分配正義觀的最大特點是從具體的、經濟學中常見的分配平等出發，上升到哲學平等和倫理學平等的高度，再從哲學平等和倫理學平等的高度來反觀經濟學意義上的分配平等。
　　四、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啟示
　　通過對西方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研究范式演變的考察，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少可得到以下三方面的啟示：
　　首先，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由于價值唯一地由活勞動創造，任何非勞動要素都不能創造價值，而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意味著不創造價值的因素參與新價值的分配，因而存在對勞動者的剝削。其實，價值的創造與分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雖然不是創造價值的源泉，但卻是創造價值的前提、創造使用價值的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屬于不同的所有者，他們都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生產要素作為商品的買賣及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投入，自然要向其所有者支付一定數量的貨幣或為其所有者帶來相應的收入。因此，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指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指出，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是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當然，黨的十六大盡管明確提出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但并沒有就如何衡量不同生產要素貢獻的大小及按要素分配數量的多少等方面的規定性展開進一步分析。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是準確地衡量不同生產要素在創造使用價值過程中的貢獻。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決定勞動、資本、土地、技術和管理等不同生產要素所有者應獲得的量。在這方面，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值得我們借鑒。在一定技術條件下，在其它生產要素保持不變時，由于增加投入一個單位某種要素而增加的邊際產出，決定了該生產要素的報酬。
　　其次，從注重效率到效率與公平并重是收入分配原則發展的必然走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當時的西方經濟學家(如斯密和李嘉圖)都特別青睞效率而忽視公平，極力主張自由競爭、自由貿易，鼓吹所謂“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企圖以此提高社會生產率，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但當資本主義有了較大發展之后，隨著周期性經濟危機所造成的損害的日益嚴重，西方經濟學家不得不對分配原則進行重新認識和界定。在我國，針對“大鍋飯”平均主義帶來的效率低下的弊端，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黨的十六大將這個分配原則進一步細化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备母镩_放后，收入分配原則的轉變，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效率提高和經濟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必須看到，目前我國城鄉之間，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已非常懸殊。這已成為我國社會進一步發展所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除要堅定地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外，且更為重要·的就是要在社會分配過程中更加強調“公平”原則，實現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并重”的過渡。
　　最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關鍵是提高民眾的自我發展能力。按照阿馬蒂亞·森的定義，能力是一個人追求有價值的個人目標所必備的一組功能的組合。這些功能包括免于饑餓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業等等。當民眾具備了這些功能后，他們就可自食其力，為社會創造財富，社會也因此變得和諧有序。我們關注個人能力的培養，就是應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區別于自由市場經濟，也區別于福利國家。斯密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盲目崇拜市場，不關心市場帶來的負面后果，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效率問題，但分配不公問題卻非常嚴重。而庇古等福利經濟學家雖然注意到分配公平，但效率的提高卻受到抑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注個人能力，不是要放棄市場，而是要彌補市場的缺陷，保障個人在市場競爭中擁有充分的準備，讓每個人都沒有后顧之憂，即使失敗也不至于落入貧困的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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