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宏觀投資效率測度的指標與方法

論宏觀投資效率測度的指標與方法

　　摘要：轉軌經濟條件下，宏觀投資效率測度的指標與方法需要重新考慮。在考察計劃經濟條件下宏觀投資效率評價的指標體系，建議延用投資效果系數與投資彈性系數，并通過對西方經濟學中投資效率理論及方法的梳理與評價，引發讀者思考，希望可以共同探討轉軌經濟條件下科學地測度宏觀投資效率的指標與方法。  關鍵詞：投資；宏觀投資效率；指標；方法

　　由于資源約束，僅僅依靠投資數量的擴大不足以保證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投資效率的提高才是關鍵。但在宏觀經濟管理工作中，人們對如何測度與判斷宏觀投資效率至今沒有統一的看法。因此，筆者對宏觀投資效率的測度指標、方法與相關理論進行梳理，希望能夠澄清轉軌經濟條件下，我國宏觀投資效率研究的思路。

　　一、統籌協調經濟建設規模和國力

　　國內外關于宏觀投資效率的論述散見于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中，這些文獻所使用的判斷投資效率的指標不盡相同，自成體系。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投資主體是企業，總投資的數量、結構與投資方式是眾多企業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博弈結果，系統研究“宏觀投資效率”的文獻并不多見(樊彥瀟，2005)。

　　過去，我國在以固定資產項目投資管理為核心的投資體制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投資效率評價方法體系。這些評價方法與指標有些適用于目前我國宏觀投資效率評價，有些則不適用。

　　上表中所列后兩行的指標由于反映的是項目建設期的投資效率，沒有反映項目投產后運營期的效益如何，因此無法據此判斷宏觀投資效率。試想項目建設過程中投資活動是優質高效的，但項目運營兩年后由于市場需求變化，產品滯銷，那么，從后兩行指標數據顯示的信息就與實際情況不符，因為后兩行的數據一定是漂亮的，而宏觀投資效果系數則表現相反。

　　二、統籌協調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

　　(一)投資效果系數

　　投資效果系數是指一定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額與引起這一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它從資金投入與產出比率上較全面地反映投資活動的最終效益。因此，在投資規模一定的情況下，投資效果系數一般是越大越好。武獻華(1994)的研究表明，1956—1984年間，我國的投資效果系數波動較大，處于-1.44～1.02之間，均值為0.51。黃毓哲(2004)的研究則表明，1996—2002年間，我國投資效果系數處在19.65%～28.10%之間，且呈下降趨勢。當然，這一觀察結果伴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因此，簡單根據1956—1988年間的投資效果系數大于1996—2002年間的投資效果系數比較就判斷后一時期的投資效率存在問題是不科學的。因為投資活動本身具有乘數效應，即使是無法投入使用的“豆腐渣”，也會在固定資產投資當期促進GDP的增長。另外，前一時間段處在計劃經濟時期，固定資產投資涵蓋所有投資行為，而后一時間段，我國處于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固定資產投資只是廣義投資概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兩者不具有可比性。

　　(二)投資彈性系數

　　投資彈性系數是國民收入對投資變動敏感程度的衡量指標，是當年投資增長速度與當年GDP增長速度之比。投資彈性系數越高，說明投資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大，投資的效率越高。我國近年來投資彈性系數的具體情況見下表：

　　下表數據顯示我國投資彈性系數1999年后逐年下降，說明國民收入對投資變動的敏感性在下降，而相關數據表明，這一時期，我國的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正在發揮效用。投資彈性系數可以從一定角度反映宏觀投資效率，但與投資效果系數一樣，有一定的局限性與適用范圍。首先應注意該指標所指投資的含義僅限固定資產投資；其次是GDP是否可以充分代表投資的成果。人們漸已達成共識的是GDP雖然可以用來衡量經濟數量的增長，卻無法衡量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必然會遇到資源承載條件的約束。因此，采用綠色GDP即剔除環境污染成本的GDP指標來測度宏觀投資效率才更為客觀。

　　三、統籌協調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

　　由于衡量宏觀投資效率的指標具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因此，致力于投資效率研究的學者發揮了聰明才智，利用可獲得的數據資源，試圖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已有研究成果，在一定的理論框架之下探索宏觀投資效率測度方法，視角不同，各有特點。

　　(一)動態效率的視角

　　動態效率問題是新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增長的動態效率，是在長期均衡增長路徑上考察的，其最簡單的判別準則是所謂的黃金法則——根據索洛模型，當一個經濟單位有效勞動的資本存量(K*GR)達到這樣一個水平，使得在該水平上的邊際生產率[f＇(K*GR)]恰好等于人口增長率(n)、勞動生產率增長率(g)和資本折舊率(δ)之和時，即：

　　f＇(K*GR)=n g δ

　　經濟處于最優均衡增長路徑上。此時，單位有效勞動的消費最大，滿足f＇(K*GR)=n g δ條件的K*GR稱為黃金率資本存量。由于f＇(K*GR)-δ是實際報酬率，它的直觀度量是真實利率，n g等于經濟增長率。據此，一般可以把真實利率與經濟增長率相比較來判斷經濟的動態效率，即當真實利率大于、小于和等于經濟增長率時，經濟分別處于動態有效、無效和最佳狀態。袁志剛(2003)運用多種方法測度(包括上述的黃金法則判別法)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至少在大多數年份，中國的實際經濟運行處于動態無效區域，表現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低于經濟增長率。在一個動態無效的經濟中，資源配置就不是帕累托最優，人們可能通過減少資本存量(投資)，增加消費來提高福利水平。

　　(二)資本邊際收益率的視角

　　張軍(2003)認為，盡管投資活動無法全額形成資本，但資本形成無疑全部來源于投資活動，即投資數據與資本數據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因此，投資相對于產出增長的關系可以通過對資本相對于產出增長的關系觀察得到。資本相對于產出增長的速度表現為資本的邊際效率或者資本的邊際生產率。觀察資本生產率變動情況的方法之一就是觀察“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依據索洛(Solow，1957)發展出來的關于增長核算學的一個簡單分解方法，在不變的規模報酬、外生的技術進步和競爭市場的假設下，產出的增長率可以分解成：

　　gy=αgl (1-α)gk e

　　其中，gy、gl和gk分別是產出、勞動和資本的增長率。α是勞動的產出彈性，e為索洛殘差，或者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它可以反映或者捕捉技術或動態效率的變化。經過變換可以得到“資本—產出比率”增長率的表達式：

　　g(K/Y)=αg(K/L)-g(TFP)

　　其中，L代表勞動，K代表資本，Y代表產出(GDP)。此式表明，在新古典生產理論的假設條件下，“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是資本-勞動比率(即人均資本)的變動與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化率之間的“凈效應”的結果。如果資本-勞動比率或要素的密度保持不變，那么，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將全部轉化為資本—產出比率的下降。由于資本—產出比率的倒數就是資本的生產率，所以，只要要素的密度不變，資本的生產率變動等價于技術進步或者效率的改善。

　　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常常用“邊際資本產出率比率”(ICOR)來衡量，而且邊際資本-產出比率是一個更容易計算的指標。因為根據定義，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是資本存量的邊際產量(dY/dK)，即產出的增量與資本存量變動的比率。因為資本存量(K)的變動等于投資流量(I)，因此在總量上，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與投資的比率(dGDP/I)來表示。顯然，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COR)是資本的邊際生產率(dGDP/I)的倒數：ICOR=I/dGDP

　　通過以上定義過程可以看出ICOR與前所述的投資彈性系數兩者的關系為互為倒數，視角不同但殊途同歸。

　　(三)資本配置效率的視角

　　根據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當且僅當要素價格等于其邊際生產率的時候，資源配置才最有效。資本配置效率的評判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觀察近年來我國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的方差是否下降，代表性的研究如龔六堂、謝丹陽(2004)。另一種方法是觀察資本流向是否由低成長部門流出，向高成長部門流入，代表性的研究如Wurgler(2000)。

　　由于不同行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相差懸殊，為確定資本邊際收益率而采集的數據口徑不一，計算繁復也影響了計算的準確性。為了規避這一問題，龔六堂、謝丹陽采用了函數估計法。程序是先假定一個總量生產函數Y=F(K，L；x)，用總產出Y、資本存量K、勞動投入L等統計數據對方程進行回歸，估計出相應的參數值x，最后計算得到F(K，L；x)對K的一階導數，求得資本邊際收益率。比較計算結果發現我國省際之間“1970—1984年資本存量的邊際回報率差異水平下降(最高0.41，最低0.3)，說明資本存量的配置有效性增加，之后處于穩定的水平，表明資本存量配置的有效性處于穩定狀態�！�

　　由于資本邊際收益率方差因行業、地區不同而不同，因此各國之間的方差數據不具有可比性，Wurgler(2000)提出了第二種方法，即用回歸方程

　　ln(Iict/Iict-1)=αc ηe(lnVict/Vict-a) εict。其中I表示國家c中的行業在第t年中的實際總固定資產形成；V是相應的實際產出增加值；I、V均經過價格指數平減，為實際值。方程中的ηe為“行業投資對產出的彈性系數”。一個國家的ηe越高，說明這個國家行業間的資本流動對行業興衰的變化越敏感，資本配置效率越有效。Wurgler發現發達國家的ηe顯著為正，欠發達國家則大多不顯著，說明發達國家的行業投資對投資機會的變化更敏感，投資效率更高。Wurgler的研究思路確對投資效率的測度有一定的啟發，但實際總固定資產的形成以及實際產出增加值的內涵不清，該方法應用時實際固定資產形成有人用固定資產存量，有人采用固定資產形成值、實際產出增加值，有人用利潤，有人用GDP，因此該方法還需在理論上進一步充分論證，避免含混不清。

　　以上學者對宏觀投資效率問題的研究各有心得，學習與借鑒西方經濟學中關于宏觀投資效率的評價方法對研究轉軌時期中國的投資問題研究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如何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特點與投融資體制變革的進程，探索一套適用于我國現時宏觀投資效率的簡便可行的指標及測度方法體系，為經濟建設服務，這將會是投資理論工作者近期內一項亟待完成的課題。

　　參考文獻：

　　[1] 武獻華.投資效益分析與評價[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2] 黃毓哲.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江西省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數量分析[J].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4(5).

　　[3] 樊彥瀟.經濟增長與中國宏觀投資效率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5.

　　[4] 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12-320.

　　[5] 袁志剛，何樟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動態效應[J].經濟研究，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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