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契約到規則契約：路徑依賴與模式轉變

關系契約到規則契約：路徑依賴與模式轉變

　　【摘要】本文通過對關系契約內涵的分析，說明關系契約有其兩面性：一方面建立在良好聲譽基礎上的關系契約能夠促進規則契約的有效執行；另一方面關系契約也可能因其壟斷和主導力量，破壞以市場為基礎的規則契約的執行，表現為對交易一方或第三方權益的侵害，其結果使經濟導向“壞”的市場經濟軌道上。在關系契約向規則契約轉變過程中，合理的社會經濟基礎結構和均衡社會資源配置對于推動規則契約的執行有著重要意義。并通過經濟交易各方的充分協商和談判，使規則契約成為普遍共識，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關系治理 路徑依賴 轉變困境 功能凝聚 法律凝聚

　　在我國，無論是長期歷史積淀，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與轉軌期，關系始終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無法回避的重要因素，引導和調節著人們行為取向。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關系也發生著深刻變化。關系是否會隨著市場體制的建立而消失，在公司治理中關系的作用如何等等，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擬以制度經濟學為研究視角，來認識關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影響，以及關系治理到規則治理的變遷路徑。

　　一、關系治理的理論框架

　　1、交易、關系及關系治理

　　關系是在交易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間的聯系，它是由交易而引起，由契約而連接。契約是界定交易過程中人們權利義務的一項制度安排，具體包括交易前的契約談判、承諾、簽約后的執行和監督、違約或中止的懲罰等。

　　威廉姆森（1996）以交易持續時間、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為維度，將不同交易類型和三種契約治理機制相互聯系：分別為古典契約、新古典契約和關系契約。對于交易持續時間較短、資產專用性較低、交易各方依賴程度很弱或不存在時，古典契約得以實施。新古典契約和關系契約的產生是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投資專用性較高、交易的持續時間較長時，價格已無法提供所需要的所有調節，此時，契約的治理機制更多依賴于雙邊治理和統一科層治理。

　　在承認契約不完全的前提下，新古典契約認為當事人可以就重要條款進行談判，如果契約各方在契約執行過程中發生糾紛，通過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和調節，保證契約公正執行。關系契約的履行，相對于新古典契約更復雜，更接近我們現實中所面對著持續時間更長、不確定性更高和投資專用性更高的交易類型。這一類交易往往是難以被第三方所證實，因此，其最大特點是“自我履行(selfenforcing)”，即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參與者自行協調來完成的，沒有經過制度、仲裁者等第三方的干預。關系契約廣泛存在于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它往往以非正式規則形式出現，約束著人們的行為。與可由第三方執行的正式合約，如企業激勵補償制度、債務合約等相比，關系契約內容僅僅為契約各方所熟悉和掌握，同時契約內容在交易執行前是無法預知的。在關系契約執行過程中，允許各方能夠根據自身特點，吸收新的信息，來調節雙方關系。顯然，關系契約的這一特點，決定了關系契約的履行，無法依賴于第三方的介入，這無疑也增加了關系契約執行的不確定性。為此，人們探索了一套有關保證關系契約得以執行的治理機制，即關系治理機制。

　　2、關系治理機制的運作分析

　　關系治理是以雙方合意為基礎，自我實施是關系契約能夠長期維系的重要特點。在不同社會形態，關系契約得以維系的機制不同。關系契約和一定社會規范和社會規則相聯系，契約各方往往受到來自社會規范和社會規則的制約。

　　關系契約是以人們長期交往而積累的社會資本為基礎，使人們在懲罰犯規者的利益趨于一致性，并在有限范圍內形成了均一的政治和社會條件。因此，不難理解，在一些社會盡管存在模糊的產權，人們仍舊會通過相互合作將外部性內在化。

　　關系契約的維系同樣需要第三方的影響，關系契約的第三方，得到關系網絡成員的普遍認同，第三方則以自身的聲譽和所控制資源為擔保，確保關系網絡中共同價值的存在。在關系網絡中，即使一方發現投資的凈現值為負，但也會履行契約，因為退出契約可能意味著第三方將施加更大的成本。關系網絡中第三方強制實施是以長期關系為基礎，共同享有關系租金是維系關系長期存在的經濟基礎。

　　3、關系治理和規則治理的關系

　　以社會關系為基礎維系的關系契約顯然受到來自以市場秩序為基礎的規則契約的影響。隨著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其會逐漸削弱整個關系網絡的利益一致性，并減弱人們被逐出關系網絡而可能導致的威脅。在人類發展歷史中，規則治理是隨著產權保護規范化和明晰化而逐漸形成，自發秩序、第三方私人秩序讓位于有著更大規模效應的正式司法秩序。規則治理拓寬了人們交易范圍，弱化了關系對人們的約束。然而，規則治理不可能完全取代關系治理，二者即存在一定替代性，同時也存在一定互補性。

　　規則治理的形成是以人們對產權保護等價值觀念普遍接受為前提，關系契約中人們的互信、自我實施合約有助于第三方正式機制的作用。在復雜、風險更大的交易中，靈活、雙邊、持續的關系治理和明確的契約條款相結合，使交易履行更加順暢。

　　關系治理和規則治理二者側重點不同，規則治理側重于產權明晰、控制權的配置；關系治理側重于一定社會規則和規范。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矛盾沖突。首先，關系契約的實施往往是以雙邊合意為基礎，一方面可以促成雙邊合作，但另一方面形成了雙邊壟斷，即任何一方都無法輕易退出聯盟，否則會導致雙邊利益的損害。從而，限制更有效率交易者的介入或替代。其次，在關系契約中，雙邊產權關系往往是模糊不清，長期合作固然使雙方通過協商分享關系租金，但模糊產權結構顯然限制了任何一方面的退出，影響了產權的轉讓和資源的重新配置。最后，相對于規則治理，關系契約而形成的雙邊壟斷者，往往為了維持這一關系，常常限制相關信息的發布，從而阻礙了第三方司法秩序的介入，影響了經濟交易向以規則為基礎交易秩序的轉化。不透明、模糊性是關系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特征。

　　二、關系治理的路徑依賴

　　以關系為基礎調節人們的行為取向是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一個重要特征。雖然歷經時光變遷，關系的內容和形式都發生著根本變化，然而作為中國社會的本質特征，關系卻始終是我們揮之不去的事實。

　　1、轉軌經濟時代關系網絡的特點

　　（1）非正式契約的色彩較濃厚。在轉軌期，關系網絡的構建是圍繞原有體制松動可能帶來的利益“滲出”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網絡。通過親屬、朋友、同鄉等構成的關系渠道和原有體制相聯系，利用體制內和體制外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獲得收益回報。在改革開發的最初階段，生產資料供應的價格雙軌制使一部分掌握“批條權”的人獲得了先富起來的機會，非正式關系網絡與原有關系網絡相比，缺少第三方的強制實施機制，更多依賴于雙邊治理，與公開市場的本質不同在于，非正式關系網絡中交易對象常常是公共權力和金錢的交換，因而具有一定隱蔽性、非法性，而不能夠長久維持。

　�。�2）行政權力參與網絡的構建。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我國商品和服務價格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舊的雙軌制”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層次、更復雜的關系網絡，其主導動因和我國的經濟改革路徑有著密切關系。80年代以后的中央和地方分權化改革大大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分權化將地方公共支出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掛鉤，增加財政收入，擴大稅收來源是地方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標。另外，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硬化了地方財政，地方政府作為一個“準經濟主體”，一方面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以行政權力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形成了圍繞地方行政機構多元的利益格局，地方政府享有較大的資源投放權、管理權和監督權。在諸如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獲得上市資格、取得土地資源等等方面，地方政府有著實質上的權力。因而，與政府搞好關系，通過利益交換機制建立與政府官員的非正式關系，則成為許多企業家的行為取向。關系決定了一個企業獲得市場機會的條件，企業與政府官員的關系決定了企業的發展機遇，而政府官員和上級官員的關系決定了其自身權力的可持續性，由此類推，關系的價值正是在這種非正式契約中得到不斷加強。   2、轉軌時期關系治理的作用和路徑閉鎖

　　在我國的改革路徑中，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本身就是政府部門的一個重要決策參數，政府部門的放權或收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本地區經濟發展、就業水平、財政負擔等因素的綜合考量。受政府委托管理企業的經理人深知政府部門的決策偏好，追求經濟增長，將企業做大做強，使大量經理人不可避免成為風險愛好者，具有追求高風險項目的機會主義傾向。政府部門為了維護局部經濟利益，無疑會向企業追加資源和各種優惠政策。在關系治理模式中，一個無效率的產權結構可能得到長期維持。

　　關系作為一項社會經濟生活的治理原則，在經濟生活中逐漸處于主導地位。盡管在改革開放初期，關系對于擴大交易規模、深化市場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但關系的存在排斥了更有效率交易者進入關系網絡中，迫使經濟主體將更多資源投資于關系網絡，大大損害了整個社會的生產性活動。關系治理開始時是以非正式隱性規則存在于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和政府官員之間，但當該非正式規則通過和正式規則相聯系，關系治理便有了堂而皇之存在的理由，依據關系進行交易原則，逐漸擴大到利益集團和利益集團之間，沒有進入關系網絡的集團，即沒有討價還價的機會，也不可能分享關系網絡由此而帶來的聯合租金。處于關系網絡的集團會固化享有的租金，維持既有關系的長久性。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為關系所主導，市場經濟由此而導入依托權力控制市場的權貴資本主義。

　　誠如以上分析，在轉軌型期關系治理實質上是資源和權力相結合的結果。構建龐大關系網絡，從而享有關系網絡所提供的巨大租金，是關系治理能夠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三、關系治理到規則治理的模式轉變

　　1、關系治理到規則治理模式轉變困境

　　建立在一定信任、合作基礎上的關系治理，無疑會有助于更復雜、持續時間更長的契約的執行，良好的關系治理不僅不會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治理秩序，反而能夠補充規則治理的不足。然而，當經濟交易為關系治理所主導和壟斷，規則治理原則在關系契約中被任意踐踏，表現為交易關系雙方對第三方產權的侵害時，關系治理不僅僅無助于規則治理的形成，而且由于關系合約各方對租金的固化，而使整個社會導入關系治理的路徑而無法自拔。

　　歷史上各個國家都經歷過關系治理的階段，規則治理的形成，在許多國家是一個自發演化的過程，各種力量的討價還價，逐步普遍接受了有關產權保護等治理規則，從而使社會發展路徑導向以市場規則為基礎的治理環境中。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僅十來年，在這一過程中，既存在計劃體制下原有關系的調整，也出現了在新的體制下形成的關系網絡。在巨大關系租金誘惑下，關系治理規則以利益為導向，產權保護規則并沒有得到普遍認同和尊重。缺乏交易各方的討價還價，而使以市場為基礎的規則作為外部強加秩序，在實際運行時往往不盡人意。

　　2、關系治理到規則治理轉變的路徑選擇

　　相互制衡的社會經濟結構和完備的制度體系。關系治理到規則治理是制度變遷的過程，實質是社會經濟結構、利益分配結構調整的過程，是社會對有效率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相互作用的過程。在20世紀初，俄羅斯的改革家認為只要通過產權改革和經濟自由化，就會自動產生強烈的制度需求，如對于產權保護制度的需求、對第三方司法程序的要求等等，然而“大爆炸式”的產權改革并沒有給俄羅斯帶來經濟增長，相反是持續近十年的經濟衰退。俄羅斯的例證說明產權改革并不必然帶來對制度需求，相反一些大富豪反對提高公司透明度等保護股東權益的舉措，之所以會產生這一結果，是由于產權保護降低了這些企業內部控制人通過關聯交易掠奪公司資源的可能性。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無論是寡頭公司、傳統國企都沒有積極性支持保障私有產權的制度實施。1998年經濟危機以后俄羅斯內部開始產生對有效率制度的需求，許多企業家愿意通過支付稅金等方式換取產權的公共保護，一些企業開始通過法律解決商業爭端。波里什丘克（2003）認為快速的私有化，使原有體制的租金迅速耗散，大量企業相互爭奪資源和尋租機會，當“社會已沒有剩余可供竊取”，利益各方尋求相互協調，愿意共同建立可接受的行為規則。

　　社會經濟結構和資源分配的均衡，能夠促使社會各種力量通過討價還價方式，來尋求一個共同的解決方案。只有達到一種均衡，相關方剝奪另一方權益的活動才可能受到抑制，對他人產權的尊重才可能得到普遍接受。

　　3、法律凝聚到功能凝聚的路徑選擇

　　拉波特、勞佩茲-斯蘭尼斯、施雷佛和維史尼（1998）研究表明，以規則治理為主導國家法律規則往往從普通法系演變而來，而關系治理主導的國家，法律規則往往從大陸法系演變而來。在普通法系中，法官有相對獨立性，能夠按照信托和公平原則對公司內部關聯交易的公允性進行識別，從而限制了公司內部人的侵吞行為；而在大陸法系，法官嚴格按照成文法規定進行判決，如果關聯交易有表面合理的商業目的，法院是無權干涉的。在大陸法系法官更多受到來自政府行政權力的干預。普通法系下法官的獨立性和一個國政治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如英國“光榮革命”以后，議會就不再受國王的支配；而美國在建國之前，相對獨立的民主自治，都為以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和經濟基礎。

　　在制度演變過程中，人們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一種是法律凝聚（Legal Convergence），一種是功能凝聚（function Convergence）。法律凝聚是指整個社會規則和執法機制向成功范式發生轉變，這意味著整個國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體系的徹底變革；而功能凝聚則是以市場為基礎，通過分散的、零巧碎達式的變革，來促進制度的演變。顯然法律凝聚會導致來自社會各個方面巨大的壓力，而使改革徹底夭折；功能凝聚能夠通過局部的變革，而帶來整體的變化。如施雷佛和維史尼（1998）所言，法律規范的制定并不一定按照最理想的模式進行構建，而是應考慮其在現有制度框架下的可實施性；其次，當法院不能保證私人合約執行的有效性時，政府對金融實行嚴格的監管，仍可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

　　我國的資本市場無疑為功能凝聚的變革，提供了實驗場地，為關系治理向規則治理提供了路徑選擇。然而，如果資本市場仍舊成為特殊利益集團所“編織”巨大關系網的一部分，特殊利益沒有被公共利益所代替，那么這一路徑選擇未必會實現我們的目標。

　　四、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關系治理理論內涵的分析，顯示建立在良好聲譽基礎上的關系治理能夠促進規則治理的有效執行，而當經濟交易中關系治理成為主導和壟斷力量時，關系治理規則會破壞以市場為基礎的規則治理，表現為對交易一方或第三方產權的侵害，其結果使市場經濟導向“壞”的市場經濟軌道上。在關系治理向規則治理轉變過程中，社會經濟基礎結構和社會資源均衡配置往往會推動規則治理的形成，允許經濟交易各方進行充分協商和談判，使規則治理成為普遍共識，無疑會增強規則治理的執行效率。最后，功能凝聚式的改革，對于減少改革成本提供了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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