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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試析感性存在論域下消費安全問題的現代性批判

        時間:2024-09-19 04:53:03 法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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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析感性存在論域下消費安全問題的現代性批判

          論文摘要:消費安全攸關人的存在與發展。頻發的消費安全問題昭示出“超感性”的當代突起與“感性對象性存在”—“人”的重度遮蔽。當代消費安全問題已站在了時代問題的風口浪尖,感性存在的論題由此凸顯出來。馬克思超越以往哲學的感性存在論題所開示出的感性存在論域當然地成為了我們審視當代消費安全問題的重要視域。在此視域下,我們才可能站在馬克思具有超越性的哲學原則高度來洞悉并破除消費安全問題背后的現代性之弊,真正踐行主體自覺與返回。

          論文關鍵詞:感性存在 消費安全 現代性 超感性

          馬克思曾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 然而,作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如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當代社會,頻發的消費安全問題已對人的存在造成了極大威脅。在生理和心理上,當代人都不可避免地承受著巨大的挑戰與惶恐。個人的生存狀況不僅攸關個體生命的存在與發展,而且在事實上關切著整個人類的存在與發展。由此,消費安全問題便站在了時代問題的風口浪尖,感性存在的論題亦由此凸顯出來。馬克思以其超越以往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高度,將作為“感性存在”的現實的人納入到其天然所屬的“感性活動”的領域,納入到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社會生活實踐中來。誠如復旦大學吳曉明教授所指出的,馬克思完成了存在論意義上的哲學革命,徹底顛覆了一般哲學(形而上學)這一“超感性世界的神話學” 。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感性存在論視域無疑具有其超越性的高明之處。當前,頻發的消費安全問題所昭示出的是:“超感性”的當代突起與作為“感性對象性存在”的“人”的重度遮蔽。由此,馬克思的感性存在論題所開示出的感性存在論域便成為了我們批判反思現代性消費安全問題視域的尚佳之選。

          一、當代生存境遇:“命運般的”消費安全之困

          “我們還能吃什么?”已成為當前人們最關切的問題之一。這并非簡單的一問,它透露出的是人們食不得安的惶恐與憂慮,更透露出人所處的當代境遇是何等危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作為滿足人體最基本生理需求的物質,直接關切人的生命。如果連最起碼的、攸關生命本身的食品消費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我們還能希求消費的別的什么方面能得到安全保障嗎?除食品安全問題外,保健品和藥品、護膚品和化妝品、服飾、建筑家裝、電器和廚衛用具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多方面都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消費安全問題。

          人們正命運般地被層出不窮的消費安全問題重重圍困,擺脫不掉、掙脫不得。之所以說是“命運般地”,我們有兩個方面的重要理由。

          一方面,具有社會的本質屬性的人,在生產社會化的時空境遇中,“始終在其中”。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現實的個人無一例外是社會中的人,總是處于現實的一定社會關系中。當代人注定擺脫不了“始終在其中”的命運,即在現代性社會化大生產社會之中。僅就食品生產與消費而言,科學技術的現代性工業資本應用已遍及當今食品供應的各個角落;食品生成過程中,資本邏輯掌控下現代人為因素越來越多地參與其中,資本逐利本性使得有意或無意、可控或不可控的消費安全隱患不可避免。為供養生命,現實的個人不可能脫離食物,不可能不遭遇被當代消費安全問題圍困的境遇。

          另一方面,在消費中,資本邏輯的強力意志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合法化地位,使人被動、異化、迷失。廠商們作為消費品的供應者熱衷于表明他們的“供應”是多么地適合民眾的需求,儼然是在給予民眾極大的恩惠。由于資本意志的長期培植和強力內在化,人們已把這作為一種命運,習慣于去接受。將消費者確定為附庸的資本逐利者,不難發現在他們的設計中,消費者事實地扮演了同謀的角色。民眾在資本強力意志的長期裹挾和培植下,他們安于其中,逆來順受。對一切能夠激發消費欲求、引起消費行為的方式、手段和生產材料,無論有害與否,資本逐利者都可能無所不用其極。激發引起消費本無可厚非,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使人們遺忘了其作為存在者的基本前提,即生物學意義上的無異于任何其他生命形式的生命的存在。充滿誘惑的感官刺激使人們在滿目琳瑯之中不能自拔,迷失自我。拿食品來說,色香味一應俱全固然能夠更好地滿足口腹之欲。為迎合民眾的口腹之欲,廠商們在原料配制和生產加工制作過程中便肆意妄為起來。而消費者或作為身處現代性社會化大生產境遇的無奈之選,或為獲得一時的感官享受與滿足,也無可奈何或忘乎所以地去接受。處于附庸地位的消費者,出于恐懼或期望,奴隸般將對“主人”的需要內化。人在消費中被動、異化、迷失,必然有意無意中成了資本強力意志的犧牲品。盡管這是一條兇險的道路,但卻又是一條容易走的道路。因為這樣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擔生存所帶來的焦慮和緊張。由此,消費者更樂于選擇擔當資本強力意志的附庸,并不要求成為主體,因為“命運般”使他們感到無力,感到沒有成為主體的具體辦法。

          二、“超感性”的當代神話與感性對象性存在—人的重度遮蔽

          時不時爆出的消費安全問題,貌似一個個獨立的偶然的外部事件。如果這樣認為,便是被表象蒙蔽了,沒有看出“這種似乎偶然的外部情況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必然的發展過程的表現。” 資本具有自我增殖的本性,“只要聽任資本的自然趨向,積累一般說來是一種必然的結果;而資本的這種自然使命恰恰是通過競爭來為自己開辟自由的道路的。” “在這種競爭中,商品質量普遍低劣、偽造、假冒、無毒不有”, “工業的宦官(即生產者)順從他人的最下流的念頭,充當他和他的需要之間的牽線人,激起他的病態的欲望,默默盯著他的每一個弱點,然后要求對這種殷勤服務付酬金”, 恰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是必然的結果。”因為生產成本的節約與消費市場的擴大都意味著資本利潤的增長。

          當代社會,也如李嘉圖在資本主義社會所看到的,“人是微不足道的,而產品則是一切。”“李嘉圖在他的書(地租)中說:各國只是生產的工場;人是消費和生產的機器:人的生命就是資本;經濟規律盲目地支配著世界。” 在資本逐利者眼里,作為感性對象性存在的人不過是“消費和生產的機器”,而資本在當代則成了新的主宰一切的至高無上的“神”。在資本邏輯統治下的當代社會,資本逐利者成功塑造了新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話。

          表面看來,人在消費過程中通過交換貌似實現了對消費品—物的占有,然而,事情本身并非如此。是人事實地被物(包括商品和資本)以及物背后的少部分人—資本逐利者占據和統治了,人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消費自由”帶來的形而上學的危險。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弗洛姆對現代人的“自由”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自由了,但這也意味著:他是孤獨的,他被隔離了,他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威脅,……”。 超感性的當代神話—資本邏輯的合法化統治—注定造成作為感性對象性存在的“人”的重度遮蔽。

          資本增殖自身的自然趨勢驅使資本逐利者肆無忌憚起來,托·約·鄧寧有言,“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非法運輸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 資本利潤面前,當代人不再是能動的“感性對象性存在”,而只是被當做并事實地命運般得充當著特定環境的承受者。在消費中,“人”被動、異化、迷失,被超感性的資本強力意志篡奪了其應有的消費的主體性地位。消費的形式上的自由掩蓋了事實上的不自由。由此可見,當代人生存境遇——“命運般的”消費安全之困,其實質就是資本強力意志對作為消費者的人的漠視,亦即超感性的當代神話—資本強力意志對感性對象性存在—人的遮蔽。

          當代人首先被作為帶來利潤的消費者,其次才被作為肉體的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的前提首先被遺忘了,在資本利潤面前,逐利者似乎可以忘乎所以地對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感性的的人濫施“百毒”而不必擔心其中毒或是早死。還必須指出的一點是,“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為的存在著的存在物,……。他必須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 ,人之為人的自為存在與自我確證性在當代“消費自由”的形而上學神話學中已淪喪殆盡。人成為物的附庸,淪為無異于物的存在的“非對象性存在物”,亦即淪為“抽象的人”或“非人”。

          三、消費的人的主體性自返:破除“超感性”的當代神話

          為命運般的消費安全問題所圍困的當代生存處境,的確給作為消費者的人地位翻轉的可能性很小,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于此完全無能為力。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自覺:首先,要清醒意識到當代“超感性”神話的形而上學性及其遮蔽“人”的危險,要知道“非人”這種狀況是否應該持續不變。

          作為消費者的人之所以變成資本強力意志的附庸,回不到自作主宰的主體地位,是因為我們沒有自覺主動地進行這種返回。此前所進行的所謂抗爭,從來只不過是象征性的騷動。消費中的人并沒有本真地自我確定為主體,而是一再向資本強力意志妥協退讓。頻發的無處不在的消費安全問題,尤其是由此所帶來的嚴重生命危機,使我們越來越感到實質性反抗與極力掙脫當代生存危境的必要了。

          然而,如果只是意識到,而不將哲學變革思想歸之于“道路”并從而辨明之、開啟之,那么這樣的哲學變革,也就不可避免地再度落入費爾巴哈哲學的窠臼。因為“只要人們從Egocogito(我思)出發,便根本無法再來貫穿對象領域;因為根據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萊布尼茨根據單子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沒有某物得以進出的窗戶。” 海德格爾也曾明確指出過費爾巴哈所越不過的界限:費爾巴哈不能找到從他自己所極端厭惡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而人的當代處境——作為自身存在之首要前提的生命存在之危已不再容許現實“道路”的虛無。何以“從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呢?

          “(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馬克思以其在存在論意義上具有革命性的超越以往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原則給我們以“道路”的開示:“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 因此,我們必須站在實踐的唯物主義立場上,“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即必須從現實的進行感性對象活動的肉體的個人出發進行切實的生產方式和制度變革。唯有如此,才能破除資本強力意志的超感性神話,消費的人的主體性自返也才是現實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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