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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博弈與環境法律責任的定量適用
摘 要：環境法律救濟責任似一場國家與企業的博弈，為達到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適用環境法律責任必須定量精確、公道，使企業能夠承受又尚有余地；按“本錢-收益”分析法量化其責任形式，改變法律規定只能定性不能定量的缺陷，有效進步救濟措施的適用彈性，誘導并激發企業積極合作，力求博弈的合作解，獲取博弈的雙贏。關鍵詞：環境博弈；救濟責任；市場化
環境法律救濟制度是破壞環境行為的事后矯正制度。對企業而言，環境法律救濟制度屬“外力”干涉，侵犯其自主經營權，增加生產本錢，企業為減損經濟利益必會抵制或逃避；對國家而言，這是維護公共利益，被破壞的環境必須恢復，破壞行為必須遏制。所以，環境救濟行動就像一場國家與企業間的環保博弈，企業利用排污賺取額外利潤，“不由自主”；國家實施法律救濟，隨之發生。在博弈的反復進行中，分歧作必然陷進“囚徒困境”，兩敗俱傷，終極社會利益受損。雙方只有“合作”，才能使企業仍然盈利、環境得以改善和恢復，這才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環境法律救濟制度的目的所在。這種求取重復博弈條件下的合作解，就是求取雙贏。
1 應精確、公道的適用環境法律責任
由于環境破壞存在客觀不可避免性及事后矯正的不可避免，救濟制度在對破壞環境行為的事后矯正即環境的改善、恢復中的作用則顯得格外重要。中國目前在環境法律救濟中（包括實施細則在內），規定的救濟措施形式有限，對破壞環境行為應承擔的責任沒有經濟學上的精確定量，很難形成市場壓力而缺乏有效遏制力。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規定的責任形式定性不定量，有警告、罰款、收費、賠償損失、責令停產、責令停業、封閉等，責任分級從輕到重，由一種到另一種呈跳躍式變化，沒有連續銜接。分攤給企業負擔的救濟責任要么不值一提，要么負擔不起，近乎隨意。相當于國家面對著情況不一的各類博弈對手，只有寥寥數種手段對應，其結果是負擔輕了縱容排污，社會利益受損；重了，傷及企業生產力，終極社會利益受損。作為相對弱勢一方的企業在生產中要么明減暗排，要么減產或停產，環境救濟的實施成了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占優”策略，博弈陷進“社會困境”，環境題目得不到有效解決。爭取企業合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是否承受得起所分攤的責任。要獲取博弈的合作解，關鍵在于國家實施適用的、精確的法律救濟制度。
引進經濟分析理念，企業排污是經濟的外部性表現，是轉嫁生產本錢，通過外部性內部化措施、迫使企業收回“轉嫁的本錢”應成為實施環境法律救濟的目的，使責任市場化、經濟化，并以貨幣為量綱，核算本錢，精確劃分。對各個企業需實施的環境法律救濟，應按經濟學含義以能夠精確對責任輕重予以控制、確保分攤負擔的公平、恰好相當企業本應自己負擔卻通過排污轉嫁的本錢為宜。在此條件下，考慮企業的現實承受能力，將其應承擔的責任正確定位于實際可行的水平，國家的博弈手段就具有“公道”性了，既保證了企業基本利益不受損害，又堵住企業推脫責任的借口，企業“配合”救濟措施落實的積極性定會高于僅靠國家強制力推行的境況。因此，環境法律救濟責任的市場化核算，將使國家在環境法律救濟中有可精確調控的博弈工具，靈活應對各種救濟需求，實現博弈結局的“帕累托”均衡。
2 精確量化環境法律責任是爭取企業積極合作的有效條件
站在企業角度分析環境救濟責任，促使其采取積極合作態度的因素除了道義以外，就是經濟因素。如圖1，橫軸表示企業污染物排放量，縱軸表示企業的邊際治污本錢；企業邊際收益線MNPR向右下方傾斜；邊際治污本錢與污染物排放量的關系由曲線MPAC表示，從右向左上方傾斜，因污染物越少，則凈化難度越高、凈化本錢投進越大。MNPR和MPAC相交于a點，a點左側的邊際治污本錢高于邊際收益，右側的邊際治污本錢小于邊際收益。b點是企業生產均衡點，假設此時企業治污投資為零，則排污量達到最大（q），線段bq代表此時的最大邊際收益。當企業的放任排污受到追究、面臨承擔環境法律責任或選擇投資治污時，只要所擔責任帶給企業的負擔高于a點對應的邊際治污本錢C4，企業肯定會選擇自己治污。例如投進本錢C1，則邊際收益減為a1；投進C2，則邊際收益減為a2；投進C3，則邊際收益減為a3；……以此類推，企業可以視自身負擔能力及法律、***等外部壓力的大小，調整治污投進，在由MPAC、MNPR和垂線bq組成的三角形凈收益空間abq內選擇治污投進數額。這個凈收益三角形能為企業保存一定收益，成為誘發企業投資治污的經濟因素，企業在此范圍內投資治污利于法律擔責。這說明只要能夠精確公道地認定法律責任，為企業劃出一個承擔救濟責任的“合作”區域，企業就愿意并能夠在博弈中采取“合作”態度。即企業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投資治污的積極性，國家與企業的環境救濟博弈具備獲取“納什均衡”合作解的條件，精確量化環境法律救濟責任非常關鍵。 3 救濟責任的確定應留意最佳作用區域
在環境法律救濟中，事后治理與救濟作用的體現不是無窮的，若救濟本錢過大就會失往救濟的必要。即法律救濟責任也有一個最佳作用區域，實施救濟的對象必須是“可救濟環境”，如核武器試驗場就不可救濟�？删葷h境，首先是指恢復環境的投進在經濟上具有可行性。對一個企業而言，就是能否將救濟責任確定在企業可承受的范圍之內，這決定著責任落實的可能性，使環境法律責任轉化為經濟本錢核算。如圖2，橫軸是恢復被破壞環境所需投進即環境救濟本錢，用MRC表示；縱軸表示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PE）；二者對應關系由曲線MP表示，從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由于環境救濟本錢越高，環境恢復越好，反之，越重。需要留意的是救濟本錢低到一定程度（MRCa以左），環境惡化程度將急劇增大；高到一定程度（MRCb以右），企業將因邊際收益不抵邊際本錢而造成減產甚至停產。即應正確把握救濟本錢。MRCa與MRCb分別對應于曲線MP的a點與b點，線段a MRCa與b MRCb將曲線MP與坐標所圍成的區域分為了三部分。
站在企業角度，環境救濟本錢是強加本錢，過低（相當于作用在圖中的O——MRCa區間），企業因收益遠高于可能付出的代價便肆無忌憚地排污，對遏制排污、恢復環境作用甚微；本錢過高（相當于作用在圖中的MRCb以右區間），治污投進太大，企業因無利可圖便不愿負擔。無疑，對于每個企業肯定存在著一個救濟效率高、企業可能承受的治污本錢投進量取值范圍，在此范圍內的任意投進，都具備帕累托改善性，也就是圖中間的四邊形部分——針對企業的法律環境救濟最佳作用區域。確定了這個區域，就能保證救濟責任的有效分攤，使社會處于最優環境水平。
4 把握救濟責任的最佳作用力度
環境的破壞，從小到大有個梯度演變過程，可恢復性隨之減少。二者聯系起來，必然存在一個可對應的反向函數關系：污染越重，恢復可能越�。环粗�，恢復可能越大。環境對遭受破壞的容忍度是有限的。有些物質根本不能自然降解（如DDT）或降解周期長達數十萬年（如放射物質的衰變），有些積累到一定數目會發生不可逆轉的有害質變，這些都是應當制止排放的污染物。任何一個局部環境的容忍度，對于可降解、可治理的污染物，從接受開始到環境完全喪失恢復可能，有一個最大答應值，就是環境對這種元素的最大承載力界限。如 “環境承載力與可恢復性”圖中，橫坐標表示環境受破壞程度PE或某種物質的最大可自然降解容量；縱坐標表示環境可恢復程度RE；對應的曲線MB就是環境最大承載力界限，表示破壞越嚴重，其恢復性越差。曲線MB與橫軸的交點是污染物質的排放臨界點，超過這一限度，環境就不可再恢復；與縱軸的交點表示未受污染時的環境狀態；與坐標所圍成的區域就是對應于某種污染物的可恢復污染總量。從環境承受角度講，污染量不超過此區域理論上都是可以接受、有恢復與治理可能的；從實際救濟角度看，環境的恢復有個本錢題目，救濟本錢的投進在這個區域內變化很大。某些污染物只要不超過一定量，依靠環境自凈能力就會徹底降解，治污資金可以少投或不投；若排污量超過一定程度，環境可恢復性急劇下降，恢復環境的投進本錢將急劇增加。點PEa和點PEb在最大承載力曲線MB上對應著兩個明顯的拐點a 與b，四點連線將可恢復環境分成三部分：左邊部分是“環境自凈區”，右邊部分是“高本錢恢復區”，中間部分才是真正具有帕累托改善效益的“實際可恢復區”。針對三種不同狀況，環境法律責任分攤應當有別，即對于恢復困難的破壞行為果斷禁止或取締，重在事前防范；對屬于自凈區范圍內的污染行為，應鼓勵、誘導企業自己治理，不宜采取法律強制救濟；對處于實際可恢復區范圍內的污染行為，嚴格監控，重點實施環境法律救濟責任。將環境法律救濟本錢的取值范圍設定在實際可恢復區，環境法律責任的救濟作用才可以充分發揮。無疑，確定具體企業、環境或污染物的這個可救濟區域，救濟責任“價值化”，就能夠大大進步法律救濟責任的可實施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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