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生就業不應沖擊教學

     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國家也因此成立了由多部委組成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教育部還頒布了相關舉措，在高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高職院校教學評估和獨立學院教學評估中，加大就業狀況指標的權重，將畢業生就業狀況提升為一級指標或核心指標，并且就業率連續3年下降的省市，將暫停其新設本科院校，停止審批高職院校。財政部、發改委等部委也出臺了一些相應政策和措施。在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的情況下，高校的就業工作成效是顯著的。據教育部統計，2001年6月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0％，2002年6月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64.7％，2003年9月1日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0%，2004年9月1日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3%，2005年9月1日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2.6%，2007年9月1日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1%。
 
過早準備沖擊教學
 
       然而由于學校、學生、用人單位和政府管理部門的一些不恰當作為，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也出現了一種大打時間戰的不科學現象。幾乎從上一屆學生離校之后就開始，每年的10月份便進入高潮，將近一年的過久持續時間使畢業生投入的精力過大，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正常的教學，給人才培養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一些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就給學生開設了就業指導課，這些課程自然有其積極意義，但由于學生的求職欲望過早被激發，這也成為加重學生心理負擔的因素之一。據一份針對高職院校大一、大二年級學生進行的就業壓力水平問卷的調查顯示，49.3%的學生處于健康危險性壓力狀態、21.6%的學生存在心理障礙。在如此“高壓”狀態下，畢業生到了最后一學年，尤其是最后一個學期，就業就成為學校重中之重的一項工作，一切工作包括教學工作都要為就業讓路，甚至以調整教學計劃來保證學生可以隨時離開學校參加就業供需洽談見面會。其結果便導致教學的邏輯秩序被打亂了，時數壓縮、設計縮水，最終的結果是畢業生的質量無法得到保障。
       即使是沒有調整教學計劃的學校，在最后一學年，尤其是最后一個學期，學生上課的出勤率已經無法得到保證。據對某高校的初步調查，畢業生在最后一個學期的出勤率一般只有60%左右。一般的畢業生平均要到外地參加3~5次左右的就業供需洽談見面會，平均要投遞10余份的求職書。而事實上，據北京大學3次的大學生就業調查顯示，求職次數與求職結果之間不存在正相關。單純依靠增加求職次數并不能顯著地提高求職成功率。
       各級教育管理部門為了給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往往在10月份便開始接連不斷地組織各種大型的就業供需洽談見面會。而用人單位為了招聘到足量的畢業生，也紛紛搶前抓早，到各地舉辦招聘會或深入到高校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唯恐晚了就招聘不到好的人才。據某高校介紹，在2005屆畢業生就業工作中，有520多家用人單位到校招聘畢業生。
       對于學生本人，一進入最后一個學年，就業便成為他們的第一話題，每一個學生都想在第一時間找到如意工作，唯恐晚了就找不到好的工作。
 
就業不能打“時間戰”
       針對這種狀況，各級教育主管部門、用人單位、學校和學生，必須更新就業觀念，應慎重提倡“以就業為導向”，更應慎重將就業率與學校的辦學水平相掛鉤，尤其是本科院校不應該提倡以就業為導向，研究型大學更不應如此。因為，本科院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學不是按照職業崗位培養人才，而是按照專業甚至是學科培養人才。
      崗位培養比專業培養更具有崗位針對性，眼前會更加適合崗位的需要，但由于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的欠缺，實際上也是人才培養的降格。如果過分強調就業率，可能導致的結果是，表面上看學生畢業后就找到了就業崗位，但因沒有達到專業培養的要求，會影響到學生的全面和可持續發展。
      高校應擺正教學與就業之間的關系，教學是就業的前提和保證，就業是教學結果和目的的一種表現形式。只有高質量的教學才能培養出高質量的人才，創造出高就業率。其他外圍的工作都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因此，高校應在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上下工夫，努力提高畢業生的各項能力和素質，調整教學計劃的做法恰恰是與這一原則相悖的。
       在就業問題上，高校只能打“質量戰”，不能打“時間戰”；學生更不應過早地將精力投入到就業工作中去。學生在就業問題上，也只能打“能力戰”；用人單位也應更新觀念，同樣不會因為你較早地宣傳而招聘到優秀人才，吸引優秀人才的是單位的經濟實力和為人才所能提供的發展環境。用人單位在人才招聘上，只能打“實力戰”。
       同時，為了不使就業工作沖擊教學，建議教育主管部門把學生就業時間放到每年的5月份以后進行，在此之前不許任何單位和部門組織召開有關就業供需洽談見面會的活動，學生也不能利用學習時間到用人單位找工作，只可向用人單位發求職書，通過網絡聯系就業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