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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改革什么意思
供給側結構改革什么意思，供給側改革的作用是什么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什么意思，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供給側結構改革什么意思 篇1
一、究竟是啥?
從理論源頭說起吧。
供給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供給學派基礎上發展出新供給主義，主張通過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如果將需求管理比喻為“西醫”，新供給所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像是“中醫”�！拔麽t”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綜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應從國際主流的需求管理“西醫”方式，更自覺、更積極轉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新，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
面對經濟持續下滑，我國沒有再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而是簡政放權，連續下放行政審批權，探索設立自由貿易區，激發市場內在活力，都能看到新供給理論的影子。
已故經濟學大師科斯說，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中國學者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或許已在正確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這部分內容摘自新華全媒頭條 文章，作者陳二厚，劉錚)
太學術了嗎?接下來看看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最近拿包子舉的一個例子。很有意思。他是這么說的：
“有一次去蕪湖。蕪湖有一家據說始建于光緒年間的包子鋪。一天早上，朋友帶我去那里吃包子，就聯想到現在人們討論的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經濟的現實是：把“包子”做出來了，但是賣不出去(通常說的內需不足或產能過剩)。
于是，從需求側做文章，號召人們買包子，并促進包子外銷。但從效果看，人們買包子還是不踴躍，而且外銷也基本飽和了。這意味著在需求側做文章的空間已經不大。
于是，目光轉到了供給側。一看供給側，問題來了。原來包子做的就有問題，好吃的包子很有限，無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這樣，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無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給側改革，發展新興產業，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去庫存，消滅過剩的產能)�！�
這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吧?
二、有啥經驗教訓?
前面提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源頭——“供給學派”。供給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給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谶@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后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于“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么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
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絡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于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
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
供給側結構改革什么意思 篇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2019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發布的2019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過去一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體經濟活力不斷釋放。
改革背景：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但隨著人口紅利衰減、“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累積、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等一系列內因與外因的作用，經濟發展正進入“新常態”。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準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于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存在問題：
供需關系
解決供給需求結構性錯位，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則是結構問題。從整體上看，中國經濟問題的“牛鼻子”已經不在需求側，而是在供給側。當前，中國供需關系正面臨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因此，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生產端、供給側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內需、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尋求新路徑。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中國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針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宏觀調控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這些政策確實起到了保增長或穩增長的效果。
結構性問題
中國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10]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去有針對性地解決。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比重偏低。為此，需要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促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需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為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提供動力；需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產能和“三高”行業等。
區域結構
區域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尤其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此，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進農民的市民化進程，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區域結構的另一個問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權”政策，有些地方發展嚴重滯后。為此，需要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區劃體制改革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解決不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使人口和各種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自由流動、優化配置。
投入結構
中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導致中低端產業偏多、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等問題。為此，必須要加快科技體制、教育人才體制等改革，優化要素投入結構，更多地實現創新驅動。
排放結構
中國排放結構中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這種不合理的排放結構導致了資源環境的壓力比較大。為此，必須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制度改革，特別是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用途管制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動力結構
中國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三駕馬車”來拉動，特別是過度依賴投資來拉動。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對應著改革、轉型、創新）“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我們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轉型、創新，來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分配結構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居民貧富差距都比較大，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行業和少數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和財稅制度改革等，促進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縮小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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