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動地區經濟的轉型與產業的升級、結構調整，政府不應該僅僅通過自身的行政力量強制為勞工加薪，而是應該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如何是維護好市場自由交易的秩序上。
自去年6月的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以及其他的企業工廠的停工、罷工事件以來，加薪在中國已然成風。而今年開春，中國沿海多個地區以及像重慶這樣新興工業區出現的用工荒，則再度加強了這樣的一個趨勢。包括北京、江蘇、廣東、重慶等內地多個省市今年再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客觀而言，這樣的加薪趨勢，不僅有利于工人自身權益的提升，而且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布局、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都能起到積極的作用。這也與中國“十二五”規劃的主旨與內容相吻合，在保障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強調民生的重要性。
就工人本身而言，自1990年以來，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在不斷下降。工人的權益長期得到不保障。這不僅導致了勞資之間矛盾的不斷積累，引發勞資糾紛，還可能引發社會矛盾，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不利于企業和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3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年會學術峰會”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專欄）就表示，中國廉價勞動力導致勞動者收入過低，中產階級難以形成，而廉價勞動者本身收入過低，消費不足，建立消費社會就非常困難。換句話說，廉價勞動力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劣勢，阻礙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與此同時，加薪潮的出現，為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推動力，有利于技術提升和產業升級，促進中國經濟整體上的結構調整�，F在，中國沿海地區經濟先于內地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過于集中。在去年加薪潮出現以來，已出現一些企業向內地遷移的趨勢，比如富士康的落戶河南。而失去了勞動力成本上的優勢后，選擇繼續停留在沿海地區的企業，則必然只能尋求技術的創新與提升。比如今年春節過后，素有“中國皮具之都”之稱的獅嶺鎮，具備良好基礎的獅嶺皮革業就開始尋求擯棄靠廉價勞動力和低價的盈利模式，力求從“制造之都”轉型到“品牌之都”。
不過，應當強調的是，加薪可能是一把雙刃劍。能否應用得當，關鍵在于加薪是如何實現的。從目前來看，各地的加薪潮，政府通過行政力量推動過于明顯，主要仍然通過提高當地的最低勞工薪酬標準來實現的，而不是企業與勞工之間的自主協商形成的。這樣的一種做法，值得警惕。如果政府只是為了提高民生政績或是片面追求地區經濟的轉型、產業的升級，以強力推動薪酬上漲爭奪勞工資源，而非通過政策與制度在企業與勞工之間建立一個可以就薪酬定價進行博弈互動的平臺，那么，這種盲目的加薪，則可能傷害到企業、產業，進而傷害中國整體經濟利益和發展。
以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上的平板顯示產業為例，這是一個典型的技術、資本、風險三高產業，其投資不可能遍地開花，也需要經營主體、資源集中。因此，需要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加以配合。加之這一產業在中國起步晚，規模小，加上資本、人才和技術等資源相對匱乏，以及產業鏈條的不完善，如果政府缺乏相應的扶持政策，那么，這一產業將很難做大做強，無法形成大的競爭實力。而從韓國、日本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轉型與升級的經驗上看，政府在這一過程至少應該在制定產業政策，調整貿易、稅費政策，引進技術等上有所作為。因此，經濟上要實現“騰籠換鳥”，不僅僅要在“騰籠”上下功夫，更要在“換鳥”上下功夫。絕非簡單地用加薪方式倒逼企業改革。
因此，如何加薪，應當視不同區域、不同經濟類型、不同產業的實際需求而定，必須通過建立起靈活的加薪機制，讓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在此方面，政府不能通過自身的行政力量強制為勞工加薪，作為推動地區經濟的轉型與產業的升級、結構調整的方式之一。政府應當把力量放在如何是維護好市場自由交易的秩序，拆除一切阻礙市場自發力量發揮作用的不合理的障礙（如城鄉二元、行業壟斷等），為企業與工人提供調節薪酬的平臺、機制，讓企業與工人之間自主互動，實現薪酬變化，同時考慮在地區出現產業結構變化時，如何引進新產業，避免地區經濟出現空洞化。否則，諸如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行政干預，最終未必能保障民生，也未必能夠推動產業升級的政策，甚至可能阻礙經濟轉型的完成，甚至直接導致其失敗�？偠灾�，加薪應當通過制度性的機制自主調節，而不是政府的強力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