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應當對工資水平的大幅變化持保守態度。發達國家經濟開始復蘇，至少美國如此，這也許能讓待業人群重回職場，但工資水平的大幅增長卻不可預見。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人力資源相關文章，希望能幫到大家，更多精彩內容可瀏覽(yjbys.com/hr)。
美國勞工部在初春時節發布了出人意料的職場樂觀消息：一月份的失業率為5.7%，相比2009年10月金融危機后的高點10%大幅下降。過去3個月的職場招聘達1997年以來的最快速度。還有一個好跡象：多年來維持不變的平均時薪目前增長了0.5%，為6年來最高。
此次工資上漲的幅度盡管很小，卻引出了經濟復蘇是否能最終帶來薪酬增長的問題。今年2月沃爾瑪宣布將美國員工的時薪提高至10美元，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為7.25美元，星巴克、帕尼羅面包和安泰保險等公司也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確實是好消息。經合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和世界銀行2014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發達國家的實際工資增長自金融危機后一直止步不前。報告指出，G20集團年實際工資增長率僅為1%到2%，絕大部分來自中國。
然而，員工應當對工資水平的大幅變化持保守態度。發達國家經濟開始復蘇，至少美國如此，這也許能讓待業人群重回職場，但工資水平的大幅增長卻不可預見。專家表示，美國仍有許多待業人員，美國的貿易伙伴急切想將商品出口到美國，科技持續代替人工勞動以及勞工法保護不力這些因素都會使雇主在一段時間內占主導地位。
先別慶祝
因此，奧巴馬政府美國前勞工部部副部長和康奈爾大學產業與勞動關系學院知名學者塞斯·哈里斯 (Seth Harris) 認為，“近期我們能看到實際工資的小幅增長，這沒什么值得慶祝的，不光是因為工薪階層大多數人都買不起香檳。我們得在一段時間內看到經濟所有領域內都出現明顯的實際工資增長時，才能確定形勢在好轉。”
盡管最近失業率下降，還是有問題。沃頓商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肯特·斯邁特斯 (Kent Smetters) 認為，“市場上還有很多剩余勞動力，因此公司能夠更快更容易地以目前薪資水平招到新員工。”
位于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的聯合主任迪安·貝克爾 (Dean Baker) 持相同觀點，“(和經濟衰退前相比)，現在仍有四五百萬人失業。兼|職工作的人數比例在經濟衰退后升高到50%，很少有人自愿辭職。員工沒有安全感，不能指望大幅的工資增長。”
確實，如今5.7%的失業率還是比90年代后期的4%高出許多，當時的所有收入水平自70年代后期首次實現大幅增長。哈里斯指出，工資增長的原因在于供需不平衡導致的勞動力稀缺，或勞動力相對于經濟繁榮時期的大量工作崗位的減少。經濟繁榮時期的特點是失業率極低或為零，或存在擁有工作技能但不工作而未統計為失業的人群。目前的勞動力就業率自1978年以來最低。
切分蛋糕
除90年代后期的短暫樂觀形勢外，美國實際平均時薪幾十年來都沒有改觀。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報道，排除通貨膨脹影響后，2015年1月統計的20.80美元的美國平均時薪與1973年1月的水平相當。
顯然，影響工資增長的不只是經濟周期，還有長期問題。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及人力資源中心主任彼得·卡佩利 (Peter Cappelli) 指出，“自經濟大蕭條以來，過去幾十年美國經濟中最大的變化是經濟利益的分配。顧客受益頗豐，他們以更便宜的價格或小幅增長的價格獲得質量提高的商品和服務。股東也從繁榮的股市賺了不少，但職員的收入卻不樂觀。”
這一發展的后果就是社會不平等加劇。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 (Thomas Piketty) 2014年出版的知名圖書《21世紀資本論》指出，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有全國收入的40%到45%，比70年代的30%到35%有所增加，而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只占有全國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且，這10%中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于金字塔尖的1%，這1%獲得10%人群收入的三分之四，而余下的9%人群的工資收入只比低收入階層稍高。皮凱蒂將金字塔不平均的收入歸因于“超級經理人”或頂級企業高管的出現，他們能夠要求非常高的報酬。
據《紐約時報》報道，高收入人群分到大份蛋糕的同時，家庭年收入從3.5萬美元到10萬美元的美國中產階級群體縮小，更多的人落入下一個收入階級。在60年代后期，一半以上的美國家庭是中產階級，而現在這一比例只有40%。
新規則
這些現象使人對以往的經濟學理論產生質疑。沃頓商學院法律研究和商業倫|理教授賈尼絲·貝拉絲 (Janice Bellace) 指出，“需要采取額外的行動來實現收入平均分配。”根據經合組織的一份報告，自2010年起，20國集團的生產力自經濟衰退后開始提高，但工資水平仍保持不變。的確如此，卡佩利認為，“生產力提高所增加的收入未必與普通員工共享。誰得到這些收入取決于誰有議價權，而員工沒有。”
皮凱蒂在書中討論了已故諾貝爾獎得主、沃頓商學院前教授西蒙·庫茲涅茨 (Simon Kuznets)的庫茲涅茨曲線，該曲線預測不平等在經濟發展早期會加劇，而在經濟繼續發展過程中下降。但國際勞工辦公室的政策副主任李明憲 (Sangheon Lee)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庫茲涅茨并不認為不平等會隨經濟規律自動下降，而是需要通過政治抉擇，讓低收入的城市工作人士獲得更多權力。
過去四十年內，政治選擇和全球經濟趨勢都往相反的方向來共同削弱勞動者的勢力。工會影響力衰退，最低工資貶值，全球化和科技都在讓美國的工作機會減少。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貝克爾說道，“我們的貿易政策有意使制造業工人直接與發展中國家的低薪工人競爭，可以預料這樣的效果是他們的工資下降。”
貝拉絲說，確實如此，很多事件的發展共同為雇主增加了談判砝碼。70年代的油價上漲使生產商控制工資等其他開支，而沒有提高價格。嬰兒潮一代和婦女進入職場也使工資保持低水平。接下來的幾十年，全球化的出現，公司將運營向薪酬水平低的國家外包。同時，科技創新使許多人工工作被替代，她補充說，“往往是新科技公司而非制造業公司在創造新工作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