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人才戰略的時代之問

　　在中國，目前不但沒有在全球人才戰爭中主動出擊，爭奪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那么大國的人才戰略的時代之問是如何的?下面就是相關的資訊，歡迎大家閱讀!

　　1育人之道：重專、重通、重平衡

　　大學是培養專才，還是培養通才，抑或是追求專才與通才的平衡?

　　近代各大學校長自有其育人之道，只是奧妙各不相同。多元化，正是該時期的一個鮮明特點，它既是大學校長擘畫的培養目標的呈現結果，又是不同類型人才脫穎而出的動因所在。

　　專才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等皆主張大學要培養“專才”。陳垣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而研究高深學問也應該表現在本科生培養上，要把本科生培養成“高深學術之人才”。馬君武強調掌握科學知識和實用本領的專業人才培養是大學的首要任務，十分強調培養專門人才，以建設和服務社會。

　　通才

　　學界泰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則主張大學要培養“專精”型的“通才”。蔡元培稱其為“一定意義上的通才”，認為大學所培養人才的基調是“專精”，同時又要溝通文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人則是主張實施“通才教育”的領軍人物。張伯苓將“造就學生將來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為活潑勤奮、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適應時勢之需”定為南開大學的辦學宗旨，把“造成具有‘現代能力’之學生”作為南開大學的培養目標，從而確立了“能力為本”的人才觀。南開“允公允能”的校訓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梅貽琦堪稱是我國通才教育論的集大成者。他的觀點旗幟鮮明——“偏重專科”弊端叢生，“通專并重”難以實現，兩相權衡“通才為大”。此外，曹云祥、任鴻雋等人也都秉持通識教育理念，明確主張大學要培養“高尚完全之人格”、“國士”般的通才。

　　“專”“通”平衡

　　舍棄通才與專才孰輕孰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命題的艱難抉擇，在通才與專才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則是另一種思維與智慧。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又被譽為“國立東南大學之父”的郭秉文做到了這一點，并且是在張、竺、梅等人之前便做到了這點。郭秉文認為，“大學生都應該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應該是具備“鐘山的崇高、大江的雄毅、玄武湖的深靜”那般素養的“國士”。要培養這樣的人才，就不能把“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截然劃分”開來，而是要做到“通才與專才互相調劑，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專才不致流于狹隘”，“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2研究之道：重學、重術、重事功

　　育人之道，重在“學科”;研究之道，重在“科學”。

　　關于科學研究或曰學術研究，一些大學校長都有自己鮮明的科研觀，是研究“學”科，研究“術”科，研究“事功”，還是全面研究學科、術科、事功?

　　蔡元培主張“學”“術”分治。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學”與“術”分類規劃組建學科。在他看來，學重于術，“學為基本，術為支干”，大學的發展重點應當是“治學”，高等專門學校的發展重點是“治術”。蔡元培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場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這一思路扭轉了當時重術輕學、重工輕理、重應用輕理論的偏向，將北京大學導入文理綜合性大學的發展軌道。

　　馬君武主張“學”“術”并治，各有側重。他認為，“大學應兼顧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即兼顧學科與術科，但廣西大學“側重于應用科學”。馬君武根據中國和地方實際，對德國工科大學模式加以必要的剪刈之后移植到所執掌的廣西大學，很快便使得廣西大學聲譽鵲起。熊慶來則認為“‘學’是為‘術’服務的，‘術’的重要性比‘學’更甚”，前者“是可以促進地方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學術”。

　　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十二分”地重視術科：提倡“實科教育”，重視“職業教育”，發展“生產教育”。有鑒于我國“產業落后”之“畸形發展之象”，考察了29個國家之后的鄒魯振臂高呼“救國之道當注意實科教育”，“對于學校所有的實用科學，要加以十二分的努力研究”;主張“多設職業教育，以適應社會生活上之需要”，“欲使亡國的教育變為興國的教育，制造流氓的教育變為實用的教育，殖民地的教育變為增加生產物質的教育，必然要于升學的基本教育之外，再加上一種職業教育”;認為教育應當培養人的生產技能和勞動習慣，提倡學生多參加生產勞動，“一面學習，一面實驗”，并希望“使向來消費之教育，化為生產之教育”。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隱隱然，已有了“創業型大學”的思想萌芽。

　　大學救國

　　蔡元培同樣無比看重學術的社會價值，將其提到了學術立國的高度：“民族的生存，是以學術做基礎的。”他認為，“心理上、物質上、社會上各種建設”，“沒有一個問題不要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也沒有一件不有賴于學術機構的”。

　　熊慶來也主張學術救國。同樣明確卻可能更為大家所了解的是提出了事功思想的羅家倫。他在“九·一八事變”之后的1932年出任中央大學校長，所作的《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說就充分地體現了他的“事功說”或曰“使命說”：“中華民族已臨到生死關頭”，中央大學必須“擔負復興民族的參謀本部的責任”，“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復興中國民族的偉大事業”。中央大學在航空、氣象、土木、交通、地質、地理、水利、資源、化學、化工、農林、獸醫、外語、邊政等方面的許多科研成果，如“滑翔機的制造和研究”“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汽油精”和《軍事氣象學大綱》《國防地理》《毒氣與防御》《家禽傳染病學》等一系列成果體現了事功的轉換，為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戰期間，金陵大學這所著名教會大學的校長陳裕光主張“建教合作”——即“建設與教育合作共進”，堅守“出品須應抗戰之迫切需要”的辦廠條件，獨自開辦了變壓器制造廠、化學實驗工廠，與國民政府教育部聯合配制無線電收音機，與交通部合辦中央蓄電池制造廠等。中央蓄電池制造廠由金陵大學和交通部派員組織理事會進行經營管理，制造金大3位教師發明的“隔層濾杯式蓄電池”，第一年即生產出6萬只，被交通部悉數收購，分發電報與電話機關使用，于我國的“電訊交通有極大貢獻”。

　　3服務之道：重用、重教、重推廣

　　重用，猶如授人以“魚”;重教，猶如授人以“漁”;而重推廣，則是教人以“養魚”之法。

　　首先是重用。民國時期許多大學校長都主張，大學應以面向實際、服務社會為辦學宗旨，結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設置院系專業，培養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引導教師為社會服務，重視學生在實踐中接受教育、洗禮與鍛煉。郭秉文尖銳地批評中國教育的弊端，明確指出我國教育“成績甚少、進步甚遲”的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切于實用也”。有鑒于此，郭秉文1915年就開始“提倡職業教育”，20年代又提出了農科要為農民服務、為農村服務的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宗旨：“按中國農業上之需要，造就人才，為農民服務”“按中國農業上存在之問題，用科學方法，圖逐步之改良和解決”。此外，不少大學校長十分看重大學生的社會服務意識及能力的培養。

　　再者是重教。許多大學校長都主張大學應該把實用的知識、先進的技術和科學的方法等及時地、盡可能地向社會傳播。蔡元培認為大學服務于社會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的服務，如指導平民;一種是間接的服務，即從事科研、培養人才。前者就屬于“教”的范疇。在指導平民方面，許多大學開辦有平民學校、夜校等。如郭秉文兼任校長、馬寅初掌校(時任教務長，似今CEO)的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就開辦了“商大平民夜校”，除了“為小學程度的平民免費施教”以外，更“專為在外服務商界青年補習學問及應用知識而設，故所定之學程咸以注重實用為宗旨”。“在商業的都會，大學就指導工廠、商業;在農業的州府，大學就指導農人”，成為了那批校長們的共識。

　　最終是重推廣。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過一場鄉村建設運動，以中華職業教育社、南京金陵大學、山東齊魯大學等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學術團體以及大中專院校到農村建立實驗區，從事以興辦教育、合辦農場等為主要內容的鄉村建設實驗。當時金陵大學農科從康奈爾大學引進教學、科研、推廣三合一制度，簡稱“三一制”，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展教學科研工作，并落實到推廣應用之中。例如，陳裕光主政下的金陵大學獨立創建或與政府部門合建的許多農村推廣實驗區，如“烏江農業推廣實驗區”“江寧農業推廣示范縣”“溫江農業推廣實驗區”等，都產生了十分廣泛的社會影響和顯著的經濟效益。

　　4文化之道：重傳、重改、重引領

　　這里的文化，是以文化人、化民成俗之意。大學是社會的文化高地，古今中外無不如此。《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治國安民，第一要務就是推行道德教化。教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學承載著巨大的文化責任，最要者有三：傳承文化、改造文化、引領文化。

　　重傳，就是注重傳承文化、傳播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國度性，所以，大學首先要傳承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對于人類的偉大貢獻。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字、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藝、精彩紛呈的文學藝術、充滿智慧的哲學思想、深刻完備的道德倫理等，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內容。民國時期許多大學校長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工程的擘畫者與建設者。

　　重改，就是注重改良文化、改造文化。改造與改良，在對待外來文化方面顯得尤有必要。例如，吳貽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時，把金陵女大辦學的重心“由擴展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轉向了為國家培養有學問、有道德、有服務社會本領的人才上”。蔡元培希冀利用外國的“科學方法”，達到在我國的學術與文化方面能有“更進之發明”的目的。

　　重引領，就是注重引領文化、引領風俗。蔡元培認為大學要以“引領社會、服務社會”為職志。就前者而言，作為“社會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學在社會道德建設上要以身作則，力矯頹俗，進德修養，擔起培育社會公德的責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蔡元培發起成立了名震京師的“進德會”，立志與社會濁流作斗爭，促進社會文明進步。

　　“大學對于附近社會之風俗負改良之責任”是郭秉文提出來的。這反映了一位大學校長的角色自豪感、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大學要“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恢弘設想更是把大學的引領功能放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

　　宏觀地說，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管理大學依賴的主要是兩個法寶——法律和經費。在這一框架內，校長們有較大的發揮空間——他們幾乎都是體制內積極而勇敢的探索者�；赝�當年，民國時期的著名大學校長自成一家，各有千秋，風云際會，相得益彰。掩卷深思，自主性大、多元化強、自洽度高等這樣幾個特點就會比較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一是自主性大。民國時期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規比較完備而穩定，校長們依法治校的空間十分廣闊。作為大學的掌門人，他們擁有較大的自主性，可以按照自己的辦學思想治理學校。

　　二是多元化。當年的辦學思想十分宏富，有思想、合實際、講真話，是成為著名教育家的三大條件。這也成就了當年多元發展、群雄并起的局面。

　　三是自洽度高。這些校長幾乎都是學貫中西、文理兼修的大家，是中國傳統文化孕育與西方科技新知滋潤起來的教育家。他們不僅具有系統的教育思想、驕人的辦學實踐、清晰的經營思路和豐厚的社會資本，而且是把自己的辦學理念自然而然地轉變為合乎本校實際的治校方略，并且一以貫之予以執行，具有高度的自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