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4年到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七年鎖定“三農”，可見“三農”問題是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社會穩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需要。
但僅靠這些惠農政策讓農民致富，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傳統農業與現代科技的對接，經過在潘莊村近兩年的工作，調查和思索，我個人認為是有很大難度的。
因為諸如潘莊村，我國絕大部分農村村民絕大部分收入還是靠青壯年勞力在外打工所得;因為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們不能發展國外那種高度機械化的農場主農業;因為農民增收致富需要進入市場，而我國2億多農戶基本上還處于無組織狀態，高度分散的農民不可能和外部成規模的主體之間形成公平的契約關系。
農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流失，我認為解決辦法就是鼓勵農民成立一些行業組織、專業協會，比如農產品銷售合作社、農業技術協會等，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或稅收政策予以扶持。
這種合作模式，可以克服單個農戶生產的盲目性，有利于農業向集約化、產業化、標準化發展，可以幫助農民在自主創業、農業科技創新轉化、農村市場創建等方面實現突破。華西村和南街村就是農業合作社之路的成功典型，只不過后來它們更側重工業。
這種合作模式，作為一種由農民互助合作性質的經濟組織，通過聯合生產，規模經營，可以有效地將分散的資金、勞動力、土地和市場組織起來，解決 “小農戶”和“大市場”的對接問題，以較低的交易成本進入市場，提高農副產品的附加值，也有利于解決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經營與擴大規模經營的矛盾、農戶與龍頭企業之間的矛盾，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但由于小農經濟的分散特性，農民很難自發地合作起來，除非有外力推動，或者本村有很優秀的“帶頭人”，如吳仁寶之于華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徐德全之于北徐村，郭自安之于龍堂村，胡青舉之于胡橋村，要發展現代農業，需要一大批這樣的“帶頭人”，或者說農民企業家。
好的“帶頭人”對于農村發展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這樣的人才很難得，特別是在農村，百年不遇，如果只是坐等，也許一個村里一百多年也出不了一個這樣的人才。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有計劃地培養一批這樣的人才，這或許可能是政府選派大學生村干部的原因，這是自覺和自發的關系，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體現。
讓大學生到農村去，并不是說他們一定能成為“帶頭人”，而是通過他們的努力，影響村“兩委”班子、種植大戶、致富能手以及素質較高的人等等，團結農村一切積極的力量，促進農民合作社和農業產業化的建立，進而帶動農村的發展。
農民合作社面臨資金短缺問題，要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基金。農民專業合作社面臨群眾基礎文化問題，依托農函大,農廣校，技校，把村兩委班子成員和村民集中起來培訓，培養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但很多農民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主要經濟支柱，沒心思，沒時間聽這些理論化的說教，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考試基本抄襲，授予的文憑一點含金量都沒有。農民專業合作社需要大學生村官去實施，然而招聘的大學生村官對農業合作社知識知之甚少，其絕大多數所學專業與農業知識風馬牛不相及，本科文憑考來了你就有了帶領群眾致富的本領了?不如讓新招來的大學生村官先到農業合作社水平發達的地區掛職學習半年，再讓其回來依葫蘆畫瓢，但是這樣的農村全國有幾例呢?
針對農村實際情況，我個人感覺農村最為缺乏的不是農業科技人員，因為大學生村官的專業和農村實際特點很難吻合，而是具有創新思維和眼界，能夠發現問題、總結問題、對縣域經濟發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的“能人大學生”，這才是新農村建設最急需的!這就需要相關部門在選聘上，應當偏重考察他們這方面的能力，以不變應萬變，避免選上書呆子村官。因為大學多在經濟發達的城市，使得村官大學生他們長期脫離農村基層發展實際。
解決好“三農”問題，說一千、道一萬，還是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心任務和基本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