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抒寫的研究探析
中國哲學史書寫的早期，是一個不斷以西解中的過程，那么，關于中國哲學史抒寫的研究是怎樣的?
在中國的傳統學術中并沒有哲學一詞。“哲學”，最早見于日本哲學家西周的《百一新論》，西周首先用哲學來翻譯Philosophy并特別聲明用它來區分東方的儒學。1902年，中國人在《新民叢報》上第一次將哲學用于中國傳統思想。20世紀以后，陳黻宸老先生在北大最先開設了中國哲學的課程。1916年10月，謝無量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系統、完整的《中國哲學史》。雖然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然而其合法性問題卻自誕生之初就飽受質疑，至今仍懸而未決。
胡塞爾、伽達默爾、黑格爾等西方哲學家都堅定地否認中國具有哲學，認為東方文化中的人事智慧與西方所說的哲學截然不同�；仡欀袊軐W史的書寫歷程，作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系統，中國哲學從出現開始就不斷向西方哲學學習，自覺的靠近西方哲學的標準，以西方哲學的概念和方法，力圖建立起中國文化背景下卻不同于傳統哲學本身的話語系統和表述方式。
一、中國哲學史以西解中的歷史
20世紀后，最早在國內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是陳黻宸老先生，其后有馬敘倫、陳漢章等，他們的教案相較之胡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在傳統學問方面可以說更具有系統性和連貫性，然而直到胡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哲學史》出版后，才開出了中國哲學史書寫的先河，究其原因在于以胡適、馮友蘭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有著新的知識背景，能夠融攝西學，中國人希望通過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和比對，實現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和轉換。
因此，中國哲學史書寫的早期，是一個不斷以西解中的過程。王國維在1903年發表的《哲學辨惑》一文就明確主張“通西方哲學以治吾中國之哲學”。[1]運用此方法論原則治“中國哲學史”最早的一組文章也是出自王國維之手。作為早期哲學史書寫的代表，馮友蘭在1935年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上提綱挈領，他說：“理性主義才是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的正宗，中國最缺少理性主義的訓練，我們應當多介紹理性主義”。[2]提倡“中國哲學”必須理性化，必須由混沌而清晰，由零落而系統，由歷史上的語錄、札記、注疏、學案轉換為現代意義上的論文、著作。
從此，中國哲學史的書寫進入到了以西解中的時代，人們的理論興奮點長期集中在如何按照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來改鑄中國哲學以使之具有現代形式上。雖然在與西方的交流中，中國哲學史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論述體系，然而無論是胡適、還是馮友蘭的劃分，都帶著鮮明的比對色彩，甚至為了比附西方哲學，對很多觀點進行了過分的闡發，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例如把惠施的“小一”變成“原子論”，陰陽五行當成了宇宙論，從《莊子·秋水》中“夫固將自化”一句的“自化”得出生物進化論的思想。在哲學史原料的選取上，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也都與我們無緣，而翻開西方的哲學史，我們卻可以輕易找到修昔底德，蒙田甚至拜倫。
張岱年曾經說過“求中國哲學系統，又最忌以西洋哲學的模式來套，而應常細心考察中國哲學之固有脈絡。”[3] 將傳統文化現代化，這是一個大工程，雖然在工業文明的推動下，西方文化一躍成為了世界先進文化的代表，然而卻不應該將西方哲學視為一種普遍的哲學范本，規范所有的哲學形態。
二、哲學的共相與殊相
哲學最早在古希臘的語境里是“愛智慧”的意思，這個定義很寬泛，與其他的學科相比，哲學是人類對外界的追問，但歸根到底是人類對自己的追問，它是對人生命意義以及人如何生活的更好這一問題在不同時代的回應。它的普遍性是引導和啟蒙，不屬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區，而是面向所有生命。東西方哲學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也應該有不同的展開形式。
西方哲學側重理性和形而上學、更關注宇宙論，是因為西方社會從希臘文明發端開始，就是一部與自然抗爭的歷史，相比于東方相對優越的自然生存條件，西方文明從誕生之處就迫使人們不得不去追問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基督教長期以來形成的宗教觀念使人們無法繞開上帝的存在，在西方的思維模式中，無論是認識神圣世界還是回歸到人本身，都無法超越一個潛存的最高的存在。從宇宙的本體到上帝存在的證明再到黑格爾、康德的絕對精神和物自體，西方的哲學史不停的在尋找和證明一個最高的存在，西方哲學也就展現出東方哲學難以超越的抽象性、思辨性和邏輯性。
然而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崇拜，以血緣和親族維系的中華民族在長期、穩定的農耕生活中形成了注重人事、倫理的文化系統。由于不用去回答“神創天地”的問題，中國傳統哲學對世界的解釋都是立足于解決現實的社會和人生問題，這決定了中國哲學不必要如西方哲學那樣繁瑣。
因此東西方哲學各有各的特點，西方哲學重思辨，中國哲學則重實踐;西方哲學重理性，中國哲學則重道德;西方哲學重分析，中國哲學則重直覺;西方哲學的最高境界是看透客觀外物抓住本質，中國哲學的最高境界則是物我合一內圣外王。由于面臨著不同的歷史和生活境況，中國哲學不應該把求同作為自己的理論目標，而恰恰該將存異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
就像徐復觀所說：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是兩個不同劇種，兩場不同的演出，當我們穿上西方舞臺的服裝，用上西方的道具，依照西方人的程式，表演我們的劇種時，這臺“戲”固然是科學了，固然也讓西方人看懂了，但是卻不像“戲”了。當我們喪失了自主性，喪失了自己的形式系統之后，西方人會說中國哲學根本就沒有“戲”，而且，我們還會遭遇到更大的合法性危機。一個民族總有支撐起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有這個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獨特方式，哲學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它規范和指導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方向。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其獨特的哲學樣式，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本來不需要西方哲學的架子來支撐。
三、中國哲學史的重寫
今天中國哲學合法性研究陷入的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我們哲學史敘述的'問題，也可以說，我們現有的中國哲學史論述直接導致了今天中國哲學的困境。20世紀以來，學界一直在討論新的視域下哲學史重新書寫的話題，也一直試圖擺脫西方哲學和馬克思哲學的痕跡，探索中國哲學書寫的新方法。在我看來：
一部好的哲學史，首先應該是一部能夠梳理中國文化傳承，脈絡清晰，理清歷史淵源并能不斷自我批判的哲學史。中國哲學從先秦到現代，儒釋道三大主線交錯，諸子百家異彩紛呈，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應該對眾家理論理路有較好的梳理和把握，客觀準確的剖析中國哲學的學派傳承和發展。
一部好的哲學史，其次該是具有自己問題意識，能夠反映中國人的生存發展歷史、社會因素的哲學史。中國哲學反映的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面向的也該是中國人的生活和現實。以倫理、人事為特征和主題的中國哲學具有極強的實踐性，中國哲學應進一步發揮這種實踐性和倫理性，對接時代和社會，培養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劃分自己的問題領域，諸如心性哲學、禪性哲學等特有的理論話題，都可以放大來回應信仰缺失下，人們為什么而活，如何生活的更好的問題。
一部好的中國哲學史，最后應該是一部能夠該是一部特色鮮明能夠承接起文化脈絡，彰顯出民族精神的歷史。因此，中國哲學史的書寫必須實現哲學共相與殊相的轉換。擺脫對西方哲學史書寫方式、研究對象、學科范圍劃定、書寫內容、框架劃分甚至概念話語的模仿，體現自己的特質，建立自己的闡述體系，充分挖掘和展示中國哲學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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