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對象問題論述的論文

關于倫理學對象問題論述的論文

　　學界一直以來基于“倫理就是道德”或“‘倫理’與‘道德’兩個概念的含義，大體相近相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的認識，將倫理學的對象歸于道德。

　　在筆者看來，倫理與道德雖然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但畢竟是兩個不同概念，關涉兩種不同的社會精神現象，是不可以、不應當“相互替代”的，更不能以道德“替代”倫理。只把“道德”作為倫理學的對象而舍棄“倫理”，勢必會造成倫理學學科體系的結構性缺陷，使之成為“單邊體系”或“半截子體系”，而這正是目前倫理學體系普遍流行的“缺陷樣態”。這種存在論意義上的結構性缺陷給了我們一種學理性的邏輯警示：科學研究對象之“在者”邊界越寬、內容越多，其實質內涵之“在”及其“是”反而會越少，以至于使得整體趨向“無”。

　　一、澄明倫理與道德及其相互關系是把握倫理學對象的學理前提

　　倫理與道德是兩個有著內在邏輯關聯的不同概念，反映兩種不同的社會精神現象，唯有分析和厘清兩者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才能真正把握倫理學對象問題的學理前提。倫理與道德的區別和聯系可以簡要表述為：倫理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即“思想的社會關系”;道德，不論是“社會之道”的價值規則還是“個人之德”的德性，實質都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倫理作為“思想的社會關系”是因由“物質的社會關系”而出現的，道德是因由維護和優化倫理之需而被一定時代的人們創建出來的。

　　從語言邏輯來看，倫理與道德的這種差別和邏輯關聯既可以從《禮記·樂記》和《說文解字》等古籍中找到釋義性的詞源根據，也可以從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發表的“善既可以用來述說是什么(‘如神和理智’)，也可以用來述說性質(‘如德性’)，還可以用來述說關系(‘如有用的’)”之類的見解中找到西方古典式的學理解讀，更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觀道德論的著述中得到直接的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將社會關系劃分為“物質的社會關系”和“思想的社會關系”兩種基本類型。后來，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闡明“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之后，又進一步明確指出：“他們的基本思想是把社會關系分成物質的社會關系和思想的社會關系。思想的社會關系不過是物質的社會關系的上層建筑。”倫理之“理”就是“思想的社會關系”的一種普遍形態，它由一定的“物質的社會關系”所決定，同時又以思想觀念的價值取向能量深刻地影響和支配著“物質的社會關系”的邏輯程式和實踐方式。

　　關于道德，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是在社會意識形態和“統治階級思想”的意義上言說的。他們關涉倫理道德的著述，如《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德意志意識形態》、《反杜林論》等，主要是創建和闡發歷史唯物主義道德論的基本思想，所以并不特別關注道德與倫理的學理界限，也沒有注意在學理上將兩者合乎邏輯地關聯起來。歷史唯物主義道德論一反此前唯心史觀“邏輯優先”的建構范式，通過對經濟“物質關系”的批判揭示其間的“思想關系”本質，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探尋道德發生和發展的經濟根源，從而創建了道德批判與經濟批判相統一的建構范式，實現了道德科學理論的歷史性變革。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里，經濟、倫理、道德三者關系的解讀范式應為：一定的經濟關系“派生”一定的倫理(關系)，一定的倫理(關系)要求一定的道德體系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只能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而不能用“直譯”的方式理解道德現象與經濟關系的關系。否則，越過倫理的“思想的社會關系”這個中間環節，道德的制訂和提倡就可能會誤入主觀主義、絕對主義的歧途，而這正是“左”的思潮盛行的年代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在那個年代，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講社會道德”，卻根本不講倫理的“社會思想關系”，致使人們貌合神離、以鄰為壑。概言之，在倫理與道德兩者之間，倫理是“體”，道德是“用”。沒有倫理之需何來道德之要?如果僅把道德作為倫理學的對象，那就實在是有些“舍本求末”而使得倫理學“不倫不類”之嫌了。當今人類普遍感到“生活在碎片之中”，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強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時代，給我們提供了以前從未享受過的選擇自由，同時也把我們拋入了一種以前從未如此令人煩惱的不確定狀態”所困擾。人們“思想關系”上的這種無所適從的失序狀態亟待梳理和撫慰。當代倫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能不聚焦于倫理。

　　二、倫理之“理”的根源、樣態及其實質內涵

　　倫理(關系)作為一種“思想的社會關系”，根源于物質形態的經濟關系，有著不同的樣態，因此有必要探究它的實質內涵。就生成機理而言，倫理(關系)有兩種樣態：一種是伴隨“物質的社會關系”而“自發”形成的“倫理觀念”，具有“自然而然”之必然性的倫理(關系)特質;另一種是依據政治和法制等物質的上層建筑建設之客觀要求而建構的倫理(關系)，同樣具有一種必然性，但不是“自然而然”的必然性，而是“人為使然”的必然性。這種倫理(關系)有三種基本樣態：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包含職業倫理和公共生活中的人際倫理)、國家倫理。由此可見，所有物質的社會關系“背后”都存在作為“思想的社會關系”的倫理(關系)，它們可能會因為人們“看不見”而被輕視以至于忽視。

　　恩格斯在說到倫理作為一種“思想的社會關系”時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恩格斯的這個著名論斷長期被我國倫理學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道德論的人們誤讀和誤解，以為“倫理觀念”就是“道德觀念”，一個社會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關系就“自然而然”地推行和倡導什么樣的道德。這種貌似堅持唯物史觀的“直譯”的闡釋范式，其實恰恰違背了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原理。因為它繞開和規避了經濟與道德之間存在“思想的社會關系”之倫理(關系)這一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事實。由此推論，即使視“道德觀念”與“倫理觀念”的“含義大體相近相通”，也更應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來解讀道德與經濟及“豎立其上”的整個上層建筑的關系。歷史證明也是如此。如在自給自足、一家一戶搞飯吃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倫理觀念”，本是小農經濟社會普遍存在的基本“倫理”——“思想的社會關系”。

　　這種“自然而然”形成的倫理(關系)樣態并不能適應“豎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封建國家的政治和整個社會建設之“大一統”結構模式的客觀要求，于是，作為國家意志和社會理性的儒學道德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應運而生。再如，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倫理觀念”是“人對人是狼”的倫理(關系)，這種倫理(關系)顯然是有礙于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整體建設與發展的實際需要的，資本主義法制和所謂的“合理利己主義”及人道主義由此而在觀念的上層建筑意義上應運而生，并伴以被創造的“上帝為大家”之宗教來梳理人的“心靈秩序”。中國正在大力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市場經濟的本性是開放的、排他的，不會因為冠之以“社會主義”就自發產生社會主義的倫理(關系)和道德(意識)，故而，我們強調要“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大力倡導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由此看來，道德之于倫理的生成機理，一方面在于維護和固化直接與經濟關系相適應的“倫理觀念”形態的基本的“思想關系”，另一方面在于提升和優化“豎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等上層建筑的國家倫理秩序。后一種生成機理使得道德勢必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觀念的上層建筑，從而具有相左于“倫理觀念”的性質。這種理論和實踐的邏輯程式，可以從中國優良道德文化傳統中看得很清楚。孔子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及“為政以德”，無疑就是相左于“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自私自利的小農“倫理觀念”，其倫理和道德的基本立場是維護封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故而在西漢被封建統治者推崇至“獨尊”的地位，成為影響中華民族精神幾千年的主導道德文化。

　　所以人類有史以來的每一個社會都有兩種基本的倫理(關系)，也有維護和優化兩種倫理(關系)的道德。前一種道德是“廣泛性”的道德，與生產經營活動直接相關，與法律規范相協調，為廣大民眾所必需;后一種道德是“先進性”的道德，為治者所尊崇并致力于踐履。倫理作為一種特殊的“思想的社會關系”，其實質內涵是一種“心靈秩序”，在人與人之間表現為“心照不宣”、“同心同德”之類的“默契”，在國家和社會層面則表現為“心心相印”和“齊心協力”的觀念認同，以及“民心所向”的社會風尚和風氣。倫理(關系)處于常態就產生正能量，展示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推動社會和人發展進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反之，倫理(關系)失態或變態就會出現負能量，產生“離心離德”、“貌合神離”的不正常的社會風氣，使得“人心”渙散，社會和人的發展進步失去基本的社會認知基礎。當一個社會出現“道德問題”、包括當前中國社會出現的“道德領域突出問題”時，應視其本質上并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思想的社會關系”的倫理之“理”出現了“不合理”的問題。正因如此，時下人們多用“人心不古”和“心靈無序”等詞語而不是道德評價的標準來描述和評論當前道德領域的突出問題。歷史地看，中國先哲十分重視“人心所向”、“人心向背”的問題。在治理國家問題上主張重視政治倫理或政治哲學建設，強調“得人心”對于“得天下”的極端重要性;在人際倫理建設方面則大力倡導“推己及人”的倫理觀念和生存智慧。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及“為政以德”的主張，本意并非是在闡發什么具體的道德規則和教條，而是強調構建“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倫理(關系)的重要性。同樣之理，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種美學形式的描述，不過是要贊美“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星星相映”———“心心相印”之政通人和之善的政治倫理(關系)正能量罷了。

　　三、道德的功能在于維護和優化倫理和諧

　　不論是哪一種倫理(關系)，其價值取向的目標都是和諧。和諧是一種“思想關系”，所指并不是沒有差別和矛盾。倫理和諧之目的是在承認存在“倫”的差別乃至矛盾的前提下，使各方觀念認同、心靈有序，態度趨向一致，從而形成一種“心心相印”、“齊心協力”的“心靈關系”。每個社會維護和優化倫理和諧都是一項系統工程，道德功能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要素。有史以來的倫理學著述都會仔細分析和闡述道德的功能，然而多缺失倫理(關系)的立場，避開了道德維護和優化倫理(關系)和諧的功能。實際上，道德功能的取向不在社會，也不在人，而在社會和人所需要的各種“思想關系”，促使社會和人具備尊重他者(他人、集體、社會)的倫理意識和倫理精神，能夠彼此善良和善于與他者和諧相處，“心靈有序”、“心心相印”地共生共榮、相得益彰。也就是說，道德是經由維護和優化倫理(關系)而對全社會物質的社會關系包括其他思想的社會關系發生正能量的作用的，由此而成為推動社會和人發展進步的最重要的文化軟實力。

　　這是道德功能的真諦所在。道德維護和優化倫理和諧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職業道德的功能就是要引導和規約“同事”做到“同心同德”，社會公德的功能就是要規約和引導公眾“心照不宣”地遵循公共生活秩序，如此等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個人如果缺乏與他者“心心相印”、“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共謀發展的倫理精神，只是一味表露自己的高尚而不尊重和關切他者的倫理立場，這種“優良品德”對于維護和優化社會和人的發展進步所必需的“思想關系”或“有序心靈”，究竟能有多大的積極作用呢?“道德人”應首先和同時是“倫理人”，視珍惜和維護倫理和諧為“道德人”的本性。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道德不能憑空發揮功能，就其與倫理的關系而言，它需要以一定的倫理為前提和基礎。道德發揮功能的途徑、方式和目標不能離開倫理。它借助的傳統習慣、社會輿論和內心信念，實質內涵都是“思想的社會關系”，沒有這些“心心相印”的社會認同和默契，道德發揮功能也就無從談起。由此看來，道德發揮維護和優化倫理功能與倫理支持道德發揮功能，本是一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過程。如此來理解和把握道德功能的真諦，對于倫理學提出培養和評價人的優良道德品質的目標和標準，也是具有學理性的啟發意義的。優良道德品質本是一種歷史范疇，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標準，同一時代不同時期的標準也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優良道德品質在任何時代都已或應隱含一種最為重要的德性元素，這就是：具備重視和善于同他者(包括社會集體)“心心相印”、“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共謀發展的思想觀念和實際能力。在踐行人民當家做主、大力倡導和諧、平等、公正、誠信、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歷史進程中，這種優良品德元素更是不可或缺的。

　　四、倫理學應以倫理與道德及其相互關系為對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倫理學的對象僅歸結為道德，那就是在“思想的社會關系”這種最廣泛最重要的社會資源上，丟掉了倫理學存在論的學理基礎，易使道德這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成為主觀主義、絕對主義的“特殊”教條和說辭。其在道德建設上的危害性可以一言以蔽之：誘發“講道德”的表面化和形式主義，營造虛空的社會道德進步假象。如此建構的倫理學體系易于成為倫理學家們的“精神家園”，卻難于真正促進社會和人的道德發展與進步。倫理學應以倫理與道德及其相互關系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為此，需要豐富和發展倫理學的基本原理。面對當今之世普遍存在的“人心不古”和“心靈無序”的倫理(關系)缺失問題，倫理學基本原理要觀照人們對倫理(關系)問題的普遍關切。歷史地看，人類的倫理思想發端于社會關系特別是“思想關系”發生“分崩離析”的變革年代，一開始便顯露出其關切社會和人生問題的情懷，彰顯“第一智慧”的樣態。倫理學是人文社會科學家族中最古老的學科之一，其著述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中浩如煙海，學科范式也跟隨社會變遷幾經轉換，其間的進步自不待說。當今的倫理學體系早已超越《論語》和《尼各馬科倫理學》。但是《論語》和《尼各馬科倫理學》的問世作為倫理思想史上原創性的重大事件，對于當今倫理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的“解釋學意義”并沒有過時。伽達默爾說：“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在他看來，歷史不是已經過去的事件，而是一種“不斷產生效果”的發展過程，后人理解歷史事件特別是重大事件，不是要去做一種復原性的注解工作，而是應該去關注歷史事件對于當今的意義，真正把握“效果歷史”。近現代以來的著述家們，包括刷新孔孟儒學、程朱理學和現代新儒家、試圖恢復亞里士多德德性主義倫理學的學者們，多自覺或不自覺地基于“倫理就是道德”的邏輯前提津津樂道于各自的發現和發明，卻忽視或很少仔細分析在“軸心時代”的先哲們那里，倫理學的對象是否包含倫理與道德，或是否立足于倫理(關系)來分析“善”的問題，進而才言說道德的。實際情況是，那些開創倫理思維的先哲們多是關注倫理與道德的區別，并將倫理(關系)之“善”作為提出道德要求的邏輯根據。孔孟儒學的“人性善”說其實就是“人心善”說，談的是作為倫理范疇的“人心”問題，并非作為一般哲學范疇的“人性”問題。孟子所謂人的“四端”說則干脆把人皆有之因而心心相印的“善心”———“善端”，看成是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則賴以發生的根基。再如亞里士多德，他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分析和論證“善”時所說的“關系(‘有用的’)”無疑也包括倫理(關系)應有狀態，因為倫理“關系”實在是很“有用的”!可以說，中外倫理學先哲們所談論的“人性善”和“善”，主要是為了在“思想的社會關系”之倫理(關系)意義上，為道德何以必要和可能尋找邏輯根據，而不是為了論證道德的“根源”或“起源”，因此也就不存在有悖唯物史觀的所謂“歷史局限性”問題。傳承先哲關懷“思想關系”的倫理思維范式，應是當今倫理學的責任。

　　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里，倫理與道德的根源或“起源”只在經濟關系，倫理學基本原理的理論向度和樣態至少應當能夠說明三個基本問題。其一，分析和闡明一定的經濟關系“自然而然”地“派生”作為“思想的社會關系”的倫理(關系)，說明這種關系形成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其二，梳理和說明倫理(關系)的本質特性、樣態、實質內涵、功能及其獲得維護的社會機理與機制。倫理學自然要研究道德，但應因倫理而研究，在研究倫理基本學理問題的基礎上展開。其三，分析道德與倫理(關系)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歷史邏輯及其演繹史，提出創新當代道德理論的學術話題。如是構建起來的倫理學基本原理才能為倫理學體系提供可靠的學理基礎，承擔引導和推動社會和人發展進步的學科使命。兩百多年前，追隨康德哲學的費希特在其著名的《論學者的使命》演講中曾說：“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因為他是學者，所以他比任何一個階層都更能真正通過社會而存在，為社會而存在。”他還認為，學者應當把自己的知識“真正用于造福社會。他應當使人們具有一種真正需求的感覺，并向他們介紹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當代中國倫理學家們要讓自己的著述讓業外人們有“真正需求的感覺”，就應切實關懷社會改革和發展，培育與社會和人發展進步之需“心心相印”的倫理情懷和學科使命感。

【倫理學對象問題論述的論文】相關文章：

鍋爐壓力容器檢驗問題論述的論文12-16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的問題論述論文03-22

醫學倫理學論文07-04

醫學倫理學論文06-14

環境倫理學的美德倫理學視角論文提綱11-20

畢業論文答辯的論述12-09

醫學倫理學論文選題11-17

論文致謝的對象與要求12-07

論文致謝的對象要求11-26

論述中國產業結構的問題與優化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