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文學批評視野中的弗吉尼亞

試論文學批評視野中的弗吉尼亞

　　論文摘要：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為偉大的頭腦是雙性同體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相互融合才能到達藝術創作的理想境界。分析伍爾夫“雙性同體”，可以看出這個術語的提出不僅是由于女性她自己的利益，同樣也是為了揭示男性的性別實質。毫無疑問，其中蘊含的對社會性另q的透視提高了批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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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雙性同體；男性氣質；女性氣質

　　弗吉尼亞·伍爾夫，英國的意識流小說大師，杰出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隨筆家，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先驅者。她在1929年出版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提出雙性同體思想，成為后來眾多的女權主義者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在伍爾夫的理論中，雙性同體被賦予了文學的意義，那便是借于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相互補足從而能夠達到的藝術最高境界。伍爾夫認為，偉大的腦子是雙性同體的，無論是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在進行創作中首先應該擺脫的就是個人的‘單性意識’，從雙性角度去考慮問題以達到創作的最佳境界。雙性同體可說是伍爾夫對于藝術家進行創造寄寓的理想，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首先，女性因素的提出，意味著伍爾夫的“雙性同體”作為一種詩學理論第一次明確地強調女性特征這基于伍爾夫作為一名女性對男女不平等的現實的那種清醒、深切而痛苦的認識。她一直試圖探索一條重建女性自我，恢復女性社會地位，樹立女性堅強自信的道路，也就是主張女性“成為自己”。所以，伍爾夫雙性同體理論對女性因素的強調，是重視現實的結果，無形中打破了歷來人們重視男性因素的偏見，使得“雙性同體”不至于遠離現實的基礎而落入空泛。實際上，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是解構男女二元對立這樣的父權制原則的概念，它為以后女性文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并對女權主義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使得后來的女性批評家或者女性作家更加冷靜睿智的看待父權社會施加與女性作家的壓力。它代表著“一種新的文學敏感性”，這種文學敏感性不是女性的，而是雙性的。但伍爾夫這位被后人看作女性主義的先驅人物，對自己這一性別寫作的有限性保存了高度的警惕。她清楚地認識到，種種原因使得女性處在一個“被剝奪”的位置上，這個位置并不必然導致“真理”，導致寫作方面的任何優越性。在追尋女性寫作的傳統時，她對寫作上的女祖先一一加以清點。她發現較長時間的封閉生活給女性的寫作生涯帶來了明顯的損害，甚至傷害很大。女性被摒棄于生活之外，猜想著外界的情況，并且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內心的經驗；而等到能夠接受外部世界的陽光時，她卻又顯得太虛弱了，她過于急切地捕捉自己的感受，可是這種感受能力具有太多的主觀成分，致使她本人不能確切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看見的和感受到的。而更為糟糕的是，她有時會被來自性別處境的“憤怒”所壓倒和支配。以夏洛蒂·勃朗特為例，“她并不想去解決那些人生問題，她甚至根本就沒有覺察那些問題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壓抑就愈顯示其強大的——都投入這麼一種斷言之中：‘我愛’，‘我恨’，‘我受苦”’。因而讀她的書，找不到對于人物性格的細致觀察，她的人物幫是既生氣盎然又性格單純的；找不到喜劇性的情節，她的情節既嚴酷又粗糙；找不到關于人生的哲學觀點，她的觀點不過是一鄉村牧師女兒的想頭。盡管她有十分強烈的感受，但那等激烈，那等憤慨，使得她無法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釋放。另外，在溫奇爾西夫人和喬治·艾略特等人身上也能看到這一點，而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時時見到這種情況。這具體表現在她們所選擇的題材上，以及她們對現實的憤怒引起的不自然的逞強好勝，對現實的隱忍引起的不自然的溫良馴順中。更甚的是其中虛偽態度的廣泛滲透，她們屈從于權威，其想象變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從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體性，也即失去了藝術的最根本的品質。為此，伍爾夫寫下的這些話對于今天我們當下的“女性寫作”似乎更有啟發：“像女人那樣寫，但是像忘記自己是女人的女人”。

　　其次，男性因素的重申，則意味著雙性同體理論是伍爾夫站在不只是片面關注女性自身，而是全面關注男女兩性的歷史更高點上提出來的，體現的是一種“超性別立場”。作為一位視野開闊，：其有“超性別立場”，“忘記自己是女人的女人”的伍爾夫對男性本身持有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她能夠發現男性創作的優點，“看過女人的作品以后，就發現男人的作品是如此直截了當而且坦率。它顯示出這樣自由的思想，這樣自由的人，這樣的自信。在這種得到良好滋養，良好教育的自由的頭腦面前，人們也意識到了身體上的健康，這個頭腦從未受過挫折或者被反對過，而是自出生以來就享受著充分的自由，自由地向它所喜歡的不管什麼方面去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值得稱道的”；也能夠發現男性創作的缺點，“書上似乎橫著一條陰影，那是一條黑色的直杠，一個樣子多少像字母‘I’的陰影”這個“I”代表的男性氣概，擁有絕對優勢，令人枯燥厭煩乏味，把創造力的源泉給堵塞住了。她很厭惡當時“男人只是用他腦子的男性的那一面進行寫作”，“沒有一點兒女性”，如高爾斯華綏和吉卜林等人，不僅僅因為他們的作品“稱頌了男性的美德，強調了男性的價值，描述了男性的世界”，而且因為書中“那種對于男人來說是如此深刻，如此微妙，如此具有象征意義的情感”，在女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粗糙而又不成熟的”，“不能滲透到腦子里去的”。由此，她認為，不管男性還是女性，都不能讓那個“該死的利己主義的自我”的陰影占著絕對優勢，堵塞創造力的源泉，都應該用一種超性別的心態和立場來創作，“任何一個從事寫作的人，若是想到自己的性別那就是毀滅性的。對于一個不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來說，它是毀滅性的，人必須是具有女子氣的男人或者具有男子氣的女性。”而且，曾經被正規教育排除在外的經驗，使得她獲得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眼光，從而能夠冷靜地重新審視已有的文明，深入到還沒有被現有的文明所照亮的領域，發掘那些數千年來被忽略、被遺漏、被篩選掉的東西。這使得伍爾夫不知不覺之中對人類的另外一半采取了一種新的態度“任何階級或者任何性別，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予以責備都是荒誕的。巨大的人群從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他們為他們所不能控制的本能所驅使”，“他們也有無窮無盡的困難，也有可怕的障礙須予以全力對付。他們所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與我們所受的教育一樣有缺陷。那種教育在他們身上產生了同樣巨大的毛病”。

　　因此，伍爾夫的“雙性同體”實際上也就是主張“男人必須與女人同時獲得進化和解放”，女性要“成為自己”，男性則要“改善自己”，頭腦中男女之間必須完婚，從而“雙性化”的精神才能得以實現。這樣，個體人格與創作藝術才能得以完善，藝術方能突破性別偏見的限制，達到人類統一的視角。這也許就是“雙性同體”最大的魅力了。
不考慮特定的語境，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不但提出了“女人的男性”，也提出了“男人的女性”，頗為公允圓滿。但這種通過淡化性別差異意識而達到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完美構想，一放置到有缺損的“男性中心社會”的現實語境中，便受到嚴重的挑戰。因為在“男性中心”社會結構中，讓男性“俯尊屈就”，接受女性氣質的滲透，只是女性的一廂情愿，甚至“夏娃的女兒們身上受人敬重的美德，安在亞當的兒子們身上會被人們認為是怪癖”(夏洛蒂．勃朗特語)，而讓女性忘記自己的性別，自愿接受男性氣質的滲透，則很自然地被看成是女性對居于中心的男性進行模擬與崇拜。就算在今天追求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者那里，由于兩性體制的陰影，女變男也常常被視為是順從／投機男性主導的性別優勢，男變女則被視為是企圖侵犯／分享女性的安全空間等。可見，伍爾夫在文學創作的艱難探索與實驗中偶然發現了社會性別，這便成為了一種挑戰，挑戰著男性體現了超驗的人這一觀點。伍爾夫反對這一觀點，因為它對女性是不公正的。于是她站在歷史的更高點上提出“雙性同體”，這實際上也表明了重鑄女性的相關身份的問題等同于重鑄男性的相關身份的問題。在文學批評中，社會性別是一個附加的尺度，或者一種扯開簾子的方式，它暴露出自身及社會的一個看不見的隱窩。毫無疑問，伍爾夫對社會性別的透視提高了批評意識，讓我們看到充滿生機、欲望的世界不止有一個性別，不止有一個真理，不止有一種歷史，不止有一種法律解釋，不止有一種社會學的說明。“雙性同體”這個術語被提出不僅是由于女性她自己的利益，同樣也是為了揭示男性的性別實質。盡管在一個對女性充滿歧視的男性中心社會，伍爾夫本人也無法做到超然的寫作，但她絲毫沒有失去她的偉大之處。她這具有開拓者的自發性、敏銳性、混成性與超前性的“雙性同體”觀，“‘如同水晶能存在于大塊的巖石之下一樣，也可以繼續存在。’曾經有一天是如此真實的東西，是永遠不會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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