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擔保物權在破產程序中的實現（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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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擔保物權 抵押權實現 強制執行的暫時中止 所有權保留 讓與擔保 自動中止
內容提要: 擔保物權的實現既涉及精細繁多的技術規范，又涉及取舍難斷的價值考量。破產的發生，進一步增加了這一過程的復雜性。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價值選擇層面，應在承認擔保物權效力的同時，對其在破產程序中的實現加以適當限制，以促進破產財產整體價值的最大化。在技術規范上，基于美國與德國相關制度的比較分析，并結合我國實踐，文章認為我國《破產法》在解釋上及未來可能的修正中，應擴大中止制度（第19條）的適用范圍，同時應借鑒美國法與德國法的規定，對擔保債權在中止期間的利息給予適當而非過度的保護。在破產清算與破產和解中，我國《破產法》關于擔保物權人享有不受限制的獨立變現權的規定，會影響清算程序中破產財產最大價值的實現及和解協議的可行性，應修正為既限制擔保物權人的變現權，又允許其參與破產程序并享有表決權的制度安排。在破產重整程序中，除應尊重當事人自愿達成的重整計劃外，也應適當參酌比較法上的規定，于重整計劃的表決分組時，更細致地體現擔保物性質的差別，于確定對擔保物權人的補償時，在肯定補償的基本精神同時，也和中止制度一樣，設置必要的限制。
“信貸”是自古有之的事物。隨著時間的發展，這個詞中所包含的“信”的因素變得愈加淡薄。長久以來的借款實踐中，放款的基礎早已不再是信用本身，而是各種各樣的擔保（或者說信用已異化為擔保）。擔保物權的實現，多源于債務人未能如期清償債權。鑒于擔保物權的實現常會造成擔保物價值之外的其它損失，如必要設備或廠房被拍賣會增加額外的停產與重置成本，若仍具有清償能力，債務人通常不會選擇讓債權人實現其擔保權的請求，因此擔保物權實現之時多是債務人陷入破產、無力騰挪之時。
在絕大多數國家，隨著擔保制度的完善和擔保物范圍的擴張，企業破產時，其絕大多數資產上通常都會附有各種各樣的擔保物權。在這一背景下，破產程序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清理和實現擔保物權。該工作同時涉及物權法和破產法兩個部門，技術性強、復雜度高，我國的實務操作尚不成熟，相關的理論著述[1]主要集中在對別除權性質的抽象討論上，對具體實現規則的討論仍不充分。另外，近年涉及執行、破產拍賣的貪腐案件迭出，固然與大的司法環境有關，具體制度不清晰、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希望本文有助于厘清與該制度相關的理論與規范。
一、導言：破產別除制度的基本理論
對擔保物權正當性及其必要限制的理論基礎，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闡釋。一是以自由為基礎的解釋。在一般的債之關系中，債權在性質上屬請求權，債權人僅能就債務人的一般財產受償，而無權對債務人進一步的財產處置，包括在財產上設定擔保提出異議（且不說某些情形下債權人放款時債務人已經在財產上設置了擔保并進行了公示）。不過，須注意的是，除了自愿承擔債務人責任財產變動風險的自愿債權人外，還存在非自愿的債權人。實踐中，可能發生的情形是，在此類非自愿債權人已經存在的情形下，債務人（的股東）仍通過為他人設定擔保而轉移其財產，并借助破產與有限責任制度逃避清償義務。在前一種情況下，債權人的自愿接受可以作為擔保權正當化的依據，而在后一種情形下，擔保權人便不能夠援引該項自由主義的道德哲學觀念正當化其擔保權。在這個意義上，設置相應的制度，限制債務人對其財產的自由處置，限制擔保權人的權利，以保護少數非自愿債權人的利益，是有依據的。二是以福利或效率為基礎的解釋。在擔保權人的利益得到完全充分保護的情況下，可能會使債務人有便利以損害普通債權人，尤其是非自愿的普通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從事過于冒險的、整體無效率的經營，造成社會福利的減損。因此，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也有必要對擔保物權進行限制。[2]
當然，上述兩項理由仍不足以得出應對擔保物權實行激進限制[3]的結論。擔保物權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制度。人們自愿接受與使用它本身，可很大程度上證明其合理性。雖然在理論上可以論證擔保物權負外部性的存在，但從美國或德國經驗研究看，現實中這種效果并不明顯。[4]可能的解釋是，這些國家通過在破產程序中限制擔保權的實現，極大地消除了這種負外部性。以下重點從法律制度與規范的角度，詳細闡述擔保物權在破產程序中實現的技術安排及其中的法理依據，為這一假設尋找可能的論據，并在法律技術上為我國法的未來發展提供參照。
二、破產程序中擔保物強制執行和變現的暫時中止
擔保物權人在破產程序中首先要承受的限制是其變現權的（暫時）中止行使。該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債務人責任財產最大化，提高破產清償率。[5]理論上認為，如果沒有類似制度，債權人會在債務人（瀕臨）破產時竭力搶奪和瓜分其現存財產而忽略債務人企業的繼續經營價值（going concern value），產生所謂的“公共池塘”（common pool）問題，使通過破產程序清理債務人財產的目的的實現喪失必要的基礎。[6]
基于以上考量，我國《破產法》也規定了暫時中止制度。但是，在破產清算程序中，其效力是否及于擔保物權，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擔保物權，都欠明確。[7]有學者認為，有物權擔保的債權人即別除權人就擔保物提起的執行程序，不應受中止效力的約束，除非當事人申請的是重整程序。[8]清算程序下擔保物權是否應在破產程序中受到更多的限制？如何制定合理的限制規則？現行《破產法》第19條規定破產保全措施自破產案件受理之日起生效，是否妥當？[9]限制期間如何對債權利息與擔保物的價值減損進行補償？另外，限制與否的問題在重整程序中雖然不存在，但限制如何具體執行，如何認定“擔保物有損害或價值明顯減少的可能”（第75條第1款），如何補償擔保物權人限制期間的損失，也還有待明確。
比較而言，對上述問題，德國《破產法》（Insolvenzordnung[10]）與美國《破產法》都有全面而具體的規定，很值借鑒。以下詳述擔保物權在破產程序中的變現制度。
�。ㄒ唬┟绹飘a程序中擔保物變現的自動中止
美國法上擔保物權也分為動產擔保和不動產擔保兩大類。其中，不動產擔保主要由州法調整，包含抵押（mortgage）[11]、信托抵押（deed of trust）等形式，動產擔保則形式多樣，包括動產質押、權利質押，目前被冠以“擔保權”（security interest）整合在《統一商法典（UCC）》第9編。[12]與德國法（見下文詳述）不同的是，美國的破產保全制度并不區別對待動產和不動產擔保物權。根據美國《破產法》第362條，破產申請一經提出，即可觸發自動中止（automatic stay），暫時中止任何影響破產財產的行為。
�。�1）在財產范圍上，凡屬于“破產財產”（property of the estate）的任何“法律或衡平上的利益”（all legal or equitable interests），皆受制于自動中止制度。例如，在債權人保留所有權的財產上，債務人即購買人也擁有“衡平上的利益”，因此債權人雖為名義所有權人，但仍不得實現其“所有權”，取回其物。
（2）被中止的行為類型包括法律行為、事實行為，還包括行政行為、司法行為。[13]例如，擔保物權人原本享有的申請法院為強制執行（judicial foreclosure）的權利，以及在約定了出賣權條款（power of sale clause[14]）條款的情況下自主出賣擔保物的權利，在破產開始后不得行使。
�。�3）在法律效果上，違反自動中止的行為通常為無效，行為人要賠償債務人或其他相關當事人的實際損失，在特定情形下，還可能被判處懲罰性賠償。[15]因此實務中極少有債權人違反自動中止制度。[16]
1．自動中止的解除
在美國《破產法》上，擔保權人是可以通過“動議”（motion）尋求自動中止的“解除”（relief），以便實現其擔保物權。在程序上，根據第362條e款，在該動議提出后，法院應當在30日內進行“預聽證”（preliminary hearing），對動議的形式要求進行審查，并應在此后30日內進行“正式聽證”（final hearing），對實體問題進行審查。[17]若法院認可有關動議，則可以裁定終止或修正自動中止（如設定條件）。適時提出解除自動中止的動議，有助于敦促債務人或破產管理人及時處置破產財產，或盡快提出破產財產處置方案。在實務策略上，債權人的律師通常被建議謹慎選擇提出申請的時機，若申請過早，雖可能及時地解除中止，但也可能被法院認為申請的合理性欠充分，屬意氣用事而被駁回。[18]從實體上說，自動中止的解除，當事人要提出“充分的理由”（cause）。美國《破產法》上承認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有關擔保物缺乏“充分保護”（adequate protection）；其二，債務人對擔保物不享有“權益”（equity）且擔保物對于“有效的破產重整”（effective reorganization）不屬必要。
�。�1）充分保護、價值減損與利息補償
充分保護制度被規定在美國《破產法》第361條，對整個破產變現程序都有重要意義，是該法的中心概念。從立法理由上看，“充分保護”的要求源于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19]其目的是保護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之外依協商所獲取的權利。[20]實踐中，是否滿足充分保護的要求，通常由法院根據當事人的證詞及專業人士的評估意見認定。[21]根據第361條，以下幾種情形可認定為保護充分：其一，債務人向擔保權人為定期或一次性的現金支付，且該支付足以彌補擔保物的價值損失（第1款）；其二，債務人向擔保權人提供額外或替代性的擔保（第2款）；其三，債務人向擔保權人提供“無可置疑的等價財產”（indubitable equivalent），且其價值足以彌補擔保權人所受的損失（第3款）。在上述規定中，第3款是兜底性條款，為破產法官就保護的具體形式及相關價值進行自由裁量留下了余地。
對于擔保物因遲延變現而發生的價值減損，破產債務人是否應給予賠償，美國《破產法》上曾有爭議。[22]在一個案件中，破產法官通過歷史解釋，認為立法理由書[23]中關于賠償擔保權人所受遲延損害的說明，包括了程序期間的利息。[24]兩年后，另外一個巡回法院對立法理由書做了不同解釋，同時權衡賠償與否的效果，認為對于破產申請提出至破產程序終結期間擔保債的利息不應給予賠償，至少不應按主合同的約定獲得相應賠償。[25]這一觀點后來被美國最高法院所確認，其主要理由是：其一，若保護主債權的遲延利息，則在法律未做區分規定的情況下，所有擔保權人，無論其擔保物價值是否超過主債權，都會主張主債權的利息，這將造成破產財產價值的減損；其二，向擔保人支付利息將導致由普通債權人承擔破產程序的費用與重整失敗的風險，這將極大降低重整成功率，危及破產財產最大化這一目標的實現。[26]
在法律效果上，受上述規定影響最大的是無充分擔保的債權人。根據現行法，因為對于有充分擔保的債權人而言，只要擔保物價值大于擔保債總額，主債權的利息即可就擔保物的剩余部分（equity cushion）優先受償；而對于擔保物價值小于或等于擔保債總額的債權，其利息則不受保護。[27]該規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債權人要求債務人提供超額擔保。不過須注意的是，破產法對此的進一步限制是，“充分保護”的范圍僅限于不超過擔保債總額的擔保物價值。另外，對于擔保債權在破產程序期間的利息，即便擔保物價值大于主債權，擔保權人在破產進行中也不得請求清償，而需等待破產程序終結，在清償了變現費用等支出后才得主張實現其權利。[28]
�。�2）債務人對擔保物無權益且擔保物非有效重整所必要
此處的“權益”，更多強調其經濟屬性，指擔保物價值與主債權間的差額。這一描述看似簡單，認定上卻非常復雜，因為此處并未具體規定如何確定擔保物的價值。對此，美國司法實踐確立的是“公平市場價值”（fair market value）規則：法院可根據其自由裁量，以沒有購買與出賣壓力的買賣雙方之間可能進行的自由協商為參照，確定適當的價格。[29]實踐中，法院常常聽取權威專家意見。[30]
與前項要件并列的一項重要要求是，有關擔保物對于有效重整并非至關重要，即該標的物對債務人（企業）的實際價值不高于其對擔保權人的價值（交換價值）。欲推翻此點，債務人必須首先證明破產重整在合理的時間內有充分的可能性[31]；其次，有關標的物屬破產重整所必須。對何為“必須”，法律上并無一般性規則，原則上在有關標的物是企業日常經營管理所必要的物品時，即可構成此處的“必須”。若與企業的生產經營無直接關聯，則不屬于“必須”，如用于裝飾企業工作環境的名貴藝術品（雕塑、繪畫作品等）。[32]
2．自動中止的放棄
自動中止的放棄（stay waiver）指債務人與擔保權人達成協議，債務人放棄其主張自動中止的權利，以便讓擔保權人盡早實現其擔保權。目前的學說與判例通常認為債務人無權放棄主張自動中止的權利，因為自動中止制度除了保護債務人外，也包含債權人保護和公共利益保護的功能。[33]當然，對于此類合同的效力，美國也有些法院認為不應一概而論。例如，在破產程序開始后，債務人謀求額外的破產融資，出借人可為保護自身利益，要求債務人放棄自動中止，并要求法院確認該放棄協議的效力。在獲法院肯定后，中止放棄協議便可生效。另外，在可以事先確定擔保物變現不涉及破產財產整體價值的情況下，亦可考慮賦予此類協議以執行力。[34]
�。ǘ┑聡飘a程序中擔保物變現的暫時中止
如前所述，與美國法有差異的是，德國法受體系及既存路徑的影響，對破產中擔保物變現中止的規則按不動產和動產作出了區分的規定。
1．破產程序開始前不動產擔保物的變現的暫時中止
德國法上不動產的變現由一項系統而全面的“古老”規則——“強制拍賣與強制管理法”（以下簡稱ZVG[35]）調整，因此，不動產擔保物權在破產開始程序中的實現規則并未被安排在破產法下。根據ZVG第30d條第4款，如果臨時破產管理人提出申請并能夠證明暫時中止強制執行對于防止債務人財產惡化是必要的，法院就應同意暫時中止抵押物變現，該終止可持續到破產開始之日。[36]主流觀點認為，如果有關抵押物對于破產企業清算或重整的選擇（該選擇由債權人在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上作出）有重要影響，就可以滿足這里的必要性要求。[37]實務中破產管理人被建議在接受任命時即向執行法院提出暫時中止的請求，以避免被訴履行職責不當而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38]從破產實務來看，在破產開始前，絕大多數不動產抵押物都會被暫時中止強制執行。[39]
2．破產程序開始后不動產擔保物的變現的暫時中止
根據德國破產法第89條第1款，破產程序開始后，破產債權人便不得再對破產財產或債務人的其他財產進行強制執行。但該條規定并不能約束抵押權人，因為結合第38條的規定，第89條第1款中所指的“債權人”并不包括別除權人。當然，破產管理人對于抵押權人的強制執行權并非完全地束手無策，如果抵押物的變現干擾了破產程序的有序進行，破產管理人可以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765a條、ZVG第30d條第1-2款和第153b條主張對擔保物權人的權利進行限制。
�。�1）第一次債權人大會召開之前
在德國破產程序中，對破產企業處置的最終決定，通常在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召開日（Berichtstermin）作出。在此以前，原則上應為破產程序的進一步發展留出所有的可能性。因此，根據ZVG第30d條第1款第1句第1項，作為職業規范的一項基本要求，原則上只要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尚未召開，破產管理人便應提出暫時中止的申請，限制抵押權人的變現權，以便為第一次債權人大會保留充分的選擇余地（若企業的土地、廠房、倉庫等重要不動產被變現，重整將可能無法進行）。[40]
�。�2）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召開之后
在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召開后，中止不動產擔保物變現的依據主要有三項。第一，根據ZVG第30d條第1款第1句第2項，如果破產債權人大會作出了維持企業經營的決定，并且對于公司的繼續經營或將公司部分或整體出售的準備等活動而言，有關的抵押物為不可或缺時，抵押權人的變現權即應受到暫時中止的限制。必須承認，在繼續經營和清算之間進行選擇，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作為企業制度的一項基本要求，只有當企業的市場價值大于所需要的資金投入時，設立企業才有意義。類似地，企業是否應當繼續經營，取決于繼續經營的市場價值是否大于清算變現的價值�？紤]到實踐中大多數破產管理人由律師擔任，他們并不具有充分的金融、財務與管理知識，考慮到債權人通常有較大的動力使企業財產價值最大化，因此法律并沒有要求破產管理人負擔通過評估作出此項決定的義務，而是規定由債權人大會來完成。破產管理人只負有向債權人大會說明企業基本情況以及分析導致企業陷入危機的可能原因等義務。[41]根據德國《破產法》第76條第2款，破產債權人大會決議的通過，須投贊成票債權人的債權總額占參加投票債權總額的半數以上（包括擔保債權）。如果擔保物權人對破產債務人不享有債權（如破產債務人以其財產為第三人提供擔保），其享有投票權的債權額按其所持的擔保權的數額計。實務上，擔保物權人對債權人大會的決議通常享有決定性的影響。原因一是擔保權通常占債務人債權總額的多數比例[42]；原因二是鑒于普通債權人的破產受償比例通常都低于10%，很多債權人沒有足夠動力參加破產債權人大會。
第二，根據ZVG第30d條第1款第1句第3項，如果抵押物對于執行破產計劃至關重要，破產管理人即可提出暫時中止抵押物變現的要求�？傮w而言，在按該項規定暫時中止抵押物變現時，申請人所受到的來自擔保物權人的阻力要比按前述該條第1款第1句第2項小。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方面，破產計劃的通過并不完全由破產債權人決定，實踐中，法院享有根據破產管理人的請求強行通過破產計劃的權力；另一方面，擔保物權人對于破產管理人的選任受到破產法第57條第2句[43]的限制，因此對破產管理人提出破產計劃的影響非常有限。
第三，根據ZVG第30d條第1款第1句第4項，在不暫時中止抵押物的變現會對破產財產的合理變現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時，破產管理人也可以要求暫時中止。實務中，該規定主要適用于市場變賣或拍賣的時機不佳等情況。
總體來看，在德國法上，不動產擔保物權人在放貸時必須預見到的是，其擔保權在破產程序中的實現可能會受到限制。根據ZVG第30d條第1款第2句，破產管理人暫時中止擔保物強制執行的請求，僅在會嚴重影響抵押權人經濟利益的情況下才能被拒絕。實踐中法院關于“嚴重影響”的認定標準非常高。按照一位德國破產法學者的說法：“在信貸業中，也許法院僅在中止抵押權實現會導致債權人銀行自身陷入困境時，才會根據該句規定做出拒絕的決定”。[44]
�。�3）中止持續的期間
根據ZVG第30f條第2款的規定，臨時破產管理人在破產程序正式開始前所提出的暫時中止將一直持續到債權人提出撤銷申請之日。若債權人不提出異議，在破產程序開始后，正式破產管理人便不必再重新提出暫時中止的請求。也就是說，在破產程序開始后，對于正式破產管理人而言，并不需要承擔暫時中止必要性的舉證責任，相反，主張撤銷暫時中止的債權人應當承擔舉證責任。而且根據ZVG第30f條第1款第1句的規定，債權人若想主張撤銷暫時中止，必須證明第30d條第1-3款中的全部要件，而不僅僅是證明之前破產管理人提出暫時中止申請時所依據的情況不復存在。如果債權人和債務人不提出異議，暫時中止將一直持續到破產程序終結（ZVG第30f條第1款第2句）。
�。�4）價值補償及利息補償
中止抵押物的變現必然會導致擔保物權的遲延實現，損害擔保物權人的經濟利益。假如暫時中止是無法避免的，對擔保物權人而言，是否可以主張賠償遲延損失便成為影響其利益的重要事項。根據ZVG第30e條第1款，擔保物權人在被法院裁定暫時中止行使擔保權時，有權要求的損失補償（Nachteilsausgleich）主要有兩種形式：利息補償和價值補償。[45]根據ZVG第30e條第1款第2句，對于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召開以前，破產管理人使用擔保物給擔保物權人造成的利息損失，可以計入主債權，在擔保物變現時一并償還（故其受償額受限于擔保物的價值）。自大會召開日起，擔保物權人有權要求破產管理人按照主債權合同的約定支付利息，該利息債權為共益債權。[46]其二，根據ZVG第30e條第2款，若破產管理人在破產程序中使用了有關擔保物，還必須賠償由此可能給擔保物權人造成的價值損失。實踐中這項損失主要通過比較暫時中止時與提出補償時擔保物的價值差額來確定。須注意的是，通說認為，這里的價值補償僅限于因使用所造成的價值減損，市場波動所引起的價值減少不在其列。[47]
3．破產程序中動產擔保物變現的暫時中止
根據德國《破產法》第21條第2款第3項，在破產申請提出后，破產法院可以應申請或依職權主動裁定拒絕強制執行申請，或暫時中止債權人正在進行的強制執行，或禁止債權人在破產程序期間提出任何強制執行申請。在破產程序正式開始前，該項禁令對質權、延長的所有權保留和擴張的所有權保留、動產的讓與擔保、權利的讓與擔保、民法上的留置權和商法上的留置權均有效。在破產程序開始后，如前所述，根據德國《破產法》第38條的規定，對債務人不享有債權的擔保物權人不屬于破產債權人，因此破產法關于禁止債權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后強制執行的規定（第89條）并不適用于擔保物權人。不過，鑒于某些動產擔保物的變現權在破產程序開始后被轉移給了破產管理人（166條第1款），這些動產擔保物權人事實上在破產程序開始后也便不再享有變現權。
根據德國破產法第159條，破產管理人應在第一次債權人大會召開后毫不遲延地對動產擔保物進行變現，除非根據破產債權人大會的決定，有關動產擔保物對企業資產的整體轉讓或對企業的繼續經營有所助益。如果破產管理人沒有及時變現，其應當自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召開之日起向擔保物權人支付利息，直到將變現所得實際支付給擔保物權人為止，且該債務為共益債務。破產管理人的此項義務通常被認為是一項客觀義務，無論其不及時變現是否存在過錯，都應履行。[48]例如，破產管理人不得以推遲變現是為了獲得更好的變現價格或變現機會為理由，拒絕支付利息。[49]
根據德國《破產法》第172條第1款第1句，破產管理人可以在破產程序期間為破產財產的整體利益使用動產擔保物。為了保護擔保物權人的利益，法律進一步規定，如果使用造成了擔保物的價值損失，并且對擔保權造成了損害，破產管理人應當予以補償。通常認為損失應當根據動產在稅法上的折舊比率計算。對于如何支付上述利息和價值補償，德國《破產法》沒有明文規定。實務見解及通說認為，基于保護擔保物權人利益的考慮，應當按月支付，以便擔保物權人及時發現破產管理人不能支付的情形而要求獲得擔保物保護的救濟。[50]
（三）小結與比較
在美國法中，擔保權人理論上有權在債務人破產時行使別除權，優先就擔保物的變現所得受償，但在法律實踐尤其是破產程序中，這一權利受到三方面的影響：其一，在擔保權的實現時間上，要受自動中止（automatic stay）制度的限制（第362條）；其二，在擔保權的實現方式上，通常破產中擔保物的變現由破產管理人或自我管理的債務人（debtor in possession, DIP）完成；其三，在擔保物的保管利用上，破產管理人和債務人通常都享有占有、使用乃至處分的權利（第363條）。
受美國法上廣泛限制擔保物權實現的影響，1994年制定完成，1999年正式生效的德國《破產法》的最重要變革之一，便是限制擔保物權在破產程序中的實現。在具體規則層面，如上所述，無論是破產清算程序還是重整程序，都要求暫時中止不動產抵押權的強制實現。破產管理人暫時中止擔保物強制執行的請求，僅在會嚴重影響抵押權人經濟利益的情況下才能被拒絕。[51]這是針對當下擔保物權幾乎百分之百地覆蓋了企業財產的現狀不得不為的一項法律變革。這一選擇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擔保物與企業其他財產的密切結合，另一方面對（潛在的）擔保物權人也并無不公，畢竟規則是公開的，在考慮了相關的風險的情況下，有調節能力的擔保債權人可以通過要求超額擔�；蛑苋馁Y信審查來適應。
德國法的相關規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破產申請提出后（注意是“提出”而非“受理”），法院可以自行或根據臨時破產管理人的要求發布禁令，禁止任何以強制執行程序扣押動產擔保物或者強制實現動產擔保物權的行為。其二，法院可以應臨時破產管理人的申請，在破產程序開始以前暫時中止不動產抵押權人變現權的行使。其三，在破產程序開始（我國法上的“受理”）后，破產管理人或自我管理人自動取得對動產擔保物變現的權利。其四，在破產程序開始以后，破產管理人可以通過一定的措施有效地限制不動產擔保物權人（抵押權人）獨立變現的權利。
筆者認為，上述限制擔保物權制度背后的考量在我國同樣適用，在具體規則上，可對我國《破產法》進行如下補充。
�。�1）在中止效力的起點上，由于我國《破產法》第19條在文字上使用“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執行程序應當中止”的字樣，反面解釋將是在破產申請提出后、受理前，強制執行仍可進行，以至于當前實踐中常常出現的情況是，債務人與個別債權人串通，通過仲裁迅速獲得裁決，然后趕在破產受理前申請強制執行。如果法院在適用第32條時再錯誤地認為通過強制執行完成的清償不可撤銷，或者認為擔保債的清償屬于該條規定的“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情形，則擔保債權可提前實現。如此一來，無論是破產重整還是破產財產的整體變現，都將受到重大阻礙。為了從根本上限制破產中擔保權人對破產財產“最后一分鐘”式的攫奪，有必要將第19條中規定的“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修改為“破產申請提出后”。
�。�2）就中止的持續期間而言，在我國破產實踐中，由于破產管理人有“管理和處分債務人財產”的職權（第25條第6項），不乏有管理人在第一次債權人大會召開前就允許擔保物的變現，從而導致法律關于債權人大會“決定繼續或者停止債務人的營業”（第61條第5項）的規定成為空文。對此，可考慮借鑒德國法的規定，在第一次債權人大會召開前，原則上不允許解除中止。
�。�3）在中止制度的適用范圍上，我國破產法宜擴大到清算程序。在當前我國破產清算程序中，擔保物權人可以在破產宣告后即開始對擔保物的變現，法律上完全沒有限制的措施。[52]這將破壞清算程序中擔保物整體變現的可能性，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
（4）對與破產中債權的利息，在我國《破產法》上，由于存在第46條第2款的規定，實務中常認為破產中任何債權利息均不予保護。這一理解不妥當。周全的做法應當是：擔保債權在破產期間的利息，若擔保物的價值充足，應享有就該價值優先受償的地位；普通債權的利息不應完全不保護而應列入后順位債權（另文詳述）。
注釋:
[1] 現有的論文如徐曉:《論破產別除權的行使》,《當代法學》,2008年第4期；楊以生:《破產別除權制度相關問題研究》,《法律適用》,2007年第10期；劉子平:《破產別除權的認定標準及其行使》,《法律適用》,2007年第11期；王欣新:《破產別除權理論與實務研究》,《政法論壇》,2007年第1期.
[2] 相關分析及文獻整理,見許德風:《論擔保物權的經濟意義及我國破產法的缺失》,《清華法學》,2007年第3期.
[3] 如有學者提出人身侵權之債應優先于擔保債權.韓長印:《債權受償順位省思》,《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第101頁以下.
[4] 見前引注2,許德風文,第60頁以下.
[5] Henckel, Insolvenzrecht zwischen Vollstreckungsrecht und Unternehmensrecht, in: Gerhardt, et al. (Hrsg.), Festschrift für Franz Merz zum 65. Gebrutstag, Kln, 1992, S. 202; Eidenmüller, Unternehmenssanierung zwischen Markt und Gesetz, 1. Aufl., Kln, Verlag Dr. Otto Schmidt KG, 1999, S. 18.
[6] Jackson,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Bankruptcy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0; Picker, Security Interests, Misbehavior, and Common pools, 59 U. Chi. L. Rev. 645, 659 f. (1992).
[7] 對于破產法第19條是否適用于擔保物權,立法機關編寫的“法律釋義”對此未置可否.見安建（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35至36頁.
[8] 王欣新（主編）:《破產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版,第79頁.對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41條,有學者批評這項規定“顯然是對別除權人合法權利的不當限制,與擔保法設置擔保物權的立法宗旨相違背.所以,該司法解釋規定之內容不能再沿用到新破產法的實施中.”另見前注1,王欣新文.
[9] 這一規則設計上的缺陷已為我國學者所認識,相關研究見付翠英:《破產保全制度比較:以美國破產自動停止為中心》,《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3期；張艷麗:《破產保全制度的合理設置》,《政法論壇》,2008年第1期.
[10] 我國有譯者將Insolvenzordnung翻譯為“支付不能法”.從內容上看,該法所調整的不僅包括因支付不能而破產的情形,還包括因資不抵債等其他破產原因而導致的破產,而且在程序上既包括清算,也包括破產計劃程序,因此以含義較寬泛的“破產法”稱之更合適.
[11] 美國法上,關于擔保制度存在兩種理論,有些州采用所有權理論（title theory）,抵押設立后,債權人即成為擔保物的所有人,債務人在清償債務后有權要求所有權之返還；有的州則采用擔保理論（lien theory）,債權人對擔保物僅享有就其變現所得優先受償的權利,而抵押人仍為物之所有人.
[12] 在制定UCC之前,動產擔保制度主要由州法調整,承認多種類型的動產擔保物權,像質押（pledge）、無需占有的質押即動產抵押（chattel mortgage）、所有權保留（conditional sales）、應收賬款質押（assignment of account receivables）等等,類型繁多,規則混亂.UCC第9編的制定,建立了統一的登記制度,徹底改變了原來規則混亂的局面.一些德國學者甚至認為,UCC是美國私法領域中不多在體系、邏輯上均超越德國法的法典之一.Reimann et al., Hans-Peter, Einführung in das US-amerikanische Privatrecht, 2. Aufl., Verlag C. H. Beck, 2004, S. 236.
[13] 前引注9,付翠英文,第30頁.
[14] 該自主出賣權指在享有該權利時,債權人可以自主出賣擔保物,而無需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該制度目前規定在美國大約25個州的州法之中,尤其在抵押信托的安排中,若約定了該條款,則受托人可直接為抵押權人的利益出賣抵押物,無需經過抵押人的同意.LoPucki et al., Secured Credit: A Systems Approach, 4th. ed.,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03, p. 33.
[15] 11 USC § 362(k).
[16] LoPucki et al., supra note 14, p. 100.
[17] 在1994年修改破產法之前,362（e）僅規定正式聽證應在預聽證結束后30日內召開,這次修訂后的法律對正式聽證作出結論的截止日期作出了限制,除非基于特定原因將期限延長,否則應在預聽證結束后30日內作出結論.該修訂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破產程序的成本,避免破產程序的無限期拖延.140 Cong. Rec. H. 10764 (Okt. 1994). 實務中,也有意見認為,該時限的規定較為緊張,破產法院很難對債務人財產作出全面仔細的評估（9B Am Jur 2d, § 1746）.
[18] Ayer et al., An Overview of the Automatic Stay, 12-03/1-04 ABI Journal 16, 72 (2004).
[19] Notes of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enate Report No. 95-989, § 361.
[20]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dequate protection is to insure that a creditor receives the value for which it bargained pre-bankruptcy.” In re OConnor, 808 F.2d 1393, 1396 (10th Cir.1987).
[21] In re Elmira Litho, Inc., 174 B.R. 892, 902 (Bankr. S.D.N.Y. 1994).
[22] LoPucki et al., supra note 14, p. 600.
[23] H.R. Rep. No. 95-595, 95th Cong., 2d Sess. 54 (1978).
[24] In re American Mariner Industries, Inc., 734 F.2d 426, 430-432 (9th Cir. 1984).
[25] 793 F.2d 1380, 1398-1401 (5th Cir. 1986).
[26] United Savings Association of Taxas v. Timbers of Inwood Forest Associates, Ltd., 484 U.S. 365, 366-68 (1988); Note, 100 Harv. L. Rev. 1106, 1114 f. (1987).
[27] “Assume a bank has lent $100 and has a security interest in a machine that is worth $60 at the time the bankruptcy petition is filed. The bankruptcy will take several years. The bank is entitled to insist only on receiving protection on account of its $60 secured claim sufficient to ensured that, two years hence, it will receive §60 nominal dollars.” Baird, The Elements of Bankruptcy, 4th. ed.,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2006, p. 220; See also LoPucki et al., supra note 14, p. 105.
[28] Averch, The Right of Oversecured Creditors to Default Rates of Interest From a Debtor in Bankruptcy, 47 Bus. Law. 961, 970 (1992).
[29] In re Markowitz Bldg. Co., 84 B.R. 484 (Bankr. N.D. Ohio 1988). Market value, as it is commonly understood, has no applicability in the forced-sale context; indeed, it is the very antithesis of forced-sale value…In conditions that, by definition, do not obtain in the context of a forced sale.“ BFP v. Resolution Trust Corp., 114 .Ct. 1757, 1761 (1994).
[30] In re Elmira Litho, Inc., 174 B.R. 892, 898-900 (Bankr. S.D.N.Y. 1994). 在該案中,原告關于解除自動中止的請求被法院駁回,其重要理由之一是,評估師在法庭辯論中不能準確解釋諸如“繼續經營價值”（going concern value）、“折現率”（discount rate）等概念.
[31] What this requires is not merely a showing that if there is conceivably to be an effective reorganization, this property will be needed for it; but that the property is essential for an effective reorganization that is in prospect. This means, as many lower courts, including the en banc court in this case, have properly said, that there must be ‘a reasonable possibility of a successful reorganization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United Saving Association v. Timbers of Inwood Forest Associates, 484 U.S. 365, 375-376 (1988).
[32] Tracht, Contractual Bankruptcy Waivers: Reconciling Theory, Practice, and Law, 82 Cornell L. Rev. 301, 311 ff. (1997).
[33] “In many cases, some form of stay is essential to the existence of an efficient bankruptcy system. …creditors have an incentive to collect debts promptly in state courts rather than coordinate collection efforts with other creditors.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collection under local law must be halted for a bankruptcy system to function.” Schwartz, A Contract Theory Apporach to Business Bankruptcy, 107 Yale L.J. 1807, 1841 (1998); “Foreclosure contracts, or stay waivers, should be unenforceable.” Schwartz, A Normative Theory of Business Bankruptcy, 91 Va. L. Rev. 1199, 1261 (2005).
[34] Rasmussen et al.,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orporate Bankruptcy Law, 3 Am. Bankr. Inst. L. Rev. 85, 99 (1995).
[35] 這部法律被稱作是“帝國司法法的明珠”——與德國民法典不同的是,這些法律都是“專業與倫理素養均屬上選”的法官而非學者的政治性與精神創作.其內容源自實務的需求以及對來自法國大革命的“德意志自由主義”的貫徹,在立法理念上和后來的德國民法典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其立法思想和立法技術值得特別關注.弗朗茨維亞克爾:《近代私法史》（下冊）,陳愛娥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第447頁.
[36] Jaeger-Gerhardt, § 21 InsO Rn. 42.
[37] Lenenbach, Sicherungsmanahmen im Insolvenzerffnungsverfahren, Peter Lang, 2003, S. 354.
[38] Uhlenbruck, Probleme des Erffnungsverfahrens nach dem Insolvenzrechts-Reformgesetz, KTS 1994, 169 (176 f.).
[39] Stdtler, Grundpfandrechte in der Insolvenz: 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der Effektivitt von Grundpfandrechten in der Insolvenz des Schuldners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Tübingen, 1998, S. 235; Bork, Einführung in das Insolvenzrecht, 4. Aufl., Tübingen, 2005, Rn. 252.
[40] 前引注39, Stdtler, S. 236.
[41] 破產管理人應當最遲在第一次破產債權人大會召開前一周完成破產財產清單（第151條）、破產債權人名錄（第152條）、債務人財產報告（第153條）和財務計劃書（第156條）.前引注39, Bork, Rn.52f.; Mhlmann, Die Berichtspflichten des Insolvenzverwalters zum Berichtstermin – eine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Perspektive, NZI 1999, 433 ff.; Nerlich/Rmermann-Balthasar, § 156 InsO Rn. 16 f.
[42] 正是基于此,有學者認為在德國,1999年的新破產法制定后,普通債權人在破產債權人大會上獲得多數的可能性實際上已經被徹底排除.Grub, Die Macht der Banken in der Insolvenz, DZWIR 1999, 133 (133 ff.).
[43] 根據該句規定,欲罷免破產管理人,不僅需要投贊成票的債權人的債權總額占投票債權總額的半數以上,還需要投贊成票的債權人數量占投票債權人總數的半數以上.
[44] Obermüller, Auswirkung der Insolvenzrechtsreform auf die Kreditsicherheiten, in: Hadding et al. (Hrsg.), Sicherheitenfreigabe und Unternehmenssanierung: aktuelle Rechtsfrage / Bankrechtstag 1994, Berlin, de Gruyter, 1995. S. 127, 129; Smid, Kreditsicherheit in der Insolvenz des Sicherungsgebers, Stuttgart, Berlin, Kln, 2003, S. 167.
[45] 需要強調的是,擔保權人要求全額損失補償的前提是,擔保物的價值能夠保證其擔保權得到完全的實現.如果擔保物權只能得到部分或（因為順序靠后）根本不能得到實現,則只能要求部分或不得要求損失補償.
[46] Jungmann, Grundpfandglubiger und Unternehmensinsolvenz, Kln, 2004, S. 82 ff.; MüKo-Lwowski, § 165 InsO Rn. 104.
[47] 前引注39, Stdtler, S. 239.; Bruns, Grundpfandrechte im Insolvenzplanverfahren, KTS 2004, 1 (2).
[48] 當然如果不能及時變現是第三人的過錯造成的,破產管理人可以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如因第三人的原因不能及時收取債權,從而履行向債權的讓與擔保權人給付的義務.BGH ZInsO 2003, 318 (322).
[49] Hellmich, Zur Zinszahlungspflicht des Insolvenzverwalters nach § 169 InsO von Rechtsanwltin, ZInsO 2005, 678 (679).
[50] MüKo-Lwowski, § 172 InsO Rn. 39; Smid-Smid, § 172 InsO Rn. 5; Nerlich / Rmermann-Becker, § 172 InsO Rn. 30.
[51] 前引注39, Bork, S. 7.
[52] 見前注2,許德風文.
[53] Baird, supra note 27, p. 217.
[54] 既有的研究主要著眼于變現權的性質、變現的主體等問題上,缺乏對技術性規則的探討,對破產中擔保物的變現問題就更少有涉及.如羅越明等:《物權法抵押權強制實現制度的性質及適用》,《法律適用》,2008年第10期；曹士兵:《我國<物權法>關于抵押權實現的規定》,《法律適用》,2008年第1期；程嘯:《現行法中抵押權實現制度的一些缺陷及完善》,《法學雜志》,2005年第3期.
[55] General Electric Credit Corp. v. Levin & Weintraub, 739 F.2d 73 (2d Cir. 1984); Hartford Underwriters Ins. Co. v. Union Planters Bank, N.A., 530 U.S. 1 (2000).
[56] Hinekl, Essentials of Practical Real Estate Law, West Legal Studies, 2004, p. 123. 不通過司法強制執行而直接將標的物出賣的制度安排,早在紐約州1774年時便有成文法的規定.Gbel, Die Sicherung eines Kredits aus dem unbeweglichen Vermgen des Schuldners im Recht der USA, Duncker & Humblot, 1974, S. 46.
[57] 美國《破產法》中對此有詳細的規定,如:11 USC §§ 363(c)(1), 704(a)(1), 1107(a), 1108.
[58] “…The touchstone of ‘ordinariness’ is thus the interested parties’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what transactions the debtor in possession is likely to enter in the course of its business. So long as the transactions conducted are consistent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creditor have no right to notice and hearing, because their objections to such transactions are likely to relate to the bankrupt’s chapter 11 status, not the particular transactions themselves.” In re James A. Philips, Inc., 29 B.R. 391, 394 (S.D.N.Y. 1983); Warren, Bankruptcy, 6th. ed., Foundation Press, 2002, p. 613.
[59] Presley, The Cost of Realization by a Secured Creditor in Bankruptcy, 28 Vand. L. Rev. 1091, 1108 f. (1975).
[60] 在一個案例中（In re The Wine Boutique, Inc.）,原告擁有一個葡萄酒商店,該商店陷入破產后,破產管理人聘請了一個銷售中介處理店中的葡萄酒,變現所得金額為338000美元,為此支付了21000的中介費用,雖然擔保債的總額高于該擔保物的變現所得,破產管理人仍然要求支付該中介費用.法院認為,破產管理人委托中介人進行變現,節省了時間與經營投入等變現成本,因此作為受益人的擔保債權人應承擔該變現費用.
[61] Gerhardt, Grundpfandrechte im Insolvenzverfahren, RWS Verlag Kommunikationsforum, 2005, Rn. 249; Jungmann, Grundpfandglubiger und Unternehmensinsolvenz, 2004, Carl Heymanns Verlag, 2004, S. 65; Muth, Die Zwangsversteigerung auf Antrag des Insolvenzverwalters, ZIP 1999, 945 (946).
[62] §§ 22, 15, 19 ZVG; § 80 II InsO.
[63] 前引注61, Gerhardt, Rn. 249.
[64] 又稱“現金支付規則（Bargebot）”,這可以說是承受主義的部分例外,即不能簡單地將這類負擔附著于不動產上,而應以現金形式清償.
[65] 史尚寬:《物權法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第292頁.
[66] § 44 I ZVG.
[67] ZVG § 174; ZVG § 174a.
[68] 利害關系人指在拍賣價格大于評估價格的十分之七時能得到完全清償的債權人（第74a條第1款第1句）.
[69] 德國法上抵押物變現清償的順序規定在ZVG第10條第1款.
[70] 根據德國破產法第80條第1款,破產程序開始后,對破產財產進行管理和處分的權利就由債務人轉移到破產管理人.同時,根據該法第159條,破產管理人在第一次債權人大會之后,應當毫不遲延地將破產財產變現,除非該大會做出了其他決議（如重整）.
[71] Tetzlaff, Probleme bei der Verwertung von Grundpfandrechten und Grundstu¨cken im Insolvenzverfahren – Neue Entwicklungen seit In-Kraft-Treten der InsO, ZInsO 2004, 521 (528 f.).
[72] Knees, Die Bank als Grundpfandrehtsgla¨ubiger in der Unternehmensinsolvenz, ZIP 2001, 1568 (1573); 前引注61, Gerhardt, Rn. 146.
[73] 前引注46, Jungmann, S. 60.
[74] 支付“勞務費”的情形在德國破產法上非常普遍.其數額的確定還需要考慮以下兩種情形:一種是抵押權人自行尋找不動產的購買人,另一種是破產管理人代為尋找購買人.在前一種情況下,通常所要支付的“勞務費”不超過1%；在后一種情況下,“勞務費”在5%以下被認為是適當的.Braun-Gerbers, § 165 InsO Rn. 24.
[75] Rosenberg et al, Zwangsvollstreckungsrecht, München, 11. Aufl., 1997. S. 933; Steiner-Eickmann, § 44 ZVG Rn. 7 ff.
[76] 不過,最近發生的一個案例使破產管理人這一選項的可行性變得值得懷疑,在該案例中,破產管理人將一處土地放棄,抵押權人通過強制拍賣獲得了清償.對于在拍賣的過程中產生的土地增值稅,稅收征管部門認為屬于共益債權,要求破產管理人以破產財產為基礎承擔,理由是破產管理人從放棄變現的行為中獲得了額外收益（稅收的節�。�.因此,到目前為止,破產管理人可否通過放棄土地而減輕負擔仍有待進一步明確.BFH ZIP 2002, 230.
[77] Baur, et al., Insolvenzrecht, C. H. Beck, 12. Aufl., 1990, Rn. 14.7 f.
[78] 詳細論述,參見許德風:《論破產中尚未履行完畢的合同》,《法學家》,2009年第6期.
[79] HK-Marotzke, § 107 InsO Rn. 31 und § 112 InsO Rn. 19; auch Schlegel, Eigentumsvorbehalt und Sicherungsübereignung - unüberwindbare Hindernisse einer Betriebsfortführung durch den vorlufigen Insolvenzverwalter?,DZWIR 2000, 94 (101).
[80] 關于延長的所有權保留,參見BGH JZ 1977, 505; 關于擴張的所有權保留,參見BGHZ 98, 160, 170. 學理上的見解參見Serick, Die Profilierung der Mobiliarsicherheiten von heute im Insolvenzrecht von gestern, in: Uhlenbruck /Klasmeyer (Hrsg.), Einhundert Jahre Konkursordnung, Carl Heymanns Verlag KG, 1977, S. 271, 280 ff.
[81] 前引注39, Bork, Rn.149 f.
[82] Jaeger-Henckel, § 51 InsO Rn. 10 ff.
[83] 有學者試圖做這樣的區分:所有權保留所擔保的是出賣人請求返還原物的權利,而讓與擔保所擔保的是請求債務人返還借款的權利.兩項權利在法教義學的性質上是不同的.Gottwald, et al. (2000), in: Arbeitskreis für Insolvenz- und Schiedsgerichtswesen (Hrsg.), Klner Schrift zur Insolvenzordnung, S. 1043, 1054 ff.
[84] Landfermann, Regierungsentwurf einer neuen Insolvenzordnung vom 21.11.1991 (ZIP-Dokumentation), ZIP 1991, 1660 ff.
[85] Priorittsgrundsatz, Vertragsbruchtheorie und die richtige Zuweisung von Kreditsicherheiten (zusammen mit Andreas Engert), in: Bork et al., (Hrsg.), Recht und Risiko: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Kollhosser zum 70. Geburtstag, Verlag Versicherungswirtschaft, 2004, S. 103-123.
[86] 在這個意義上,浮動擔保制度就具有較大的優勢,在對浮動擔保進行登記的制度下,在一個公司的財產上可以同時設置多個順序不同的浮動擔保,從而減少超額擔保發生的可能性. ADDIN EN.CITE Goode2005104510456Roy Goode2005LondonSweet & MaxwellGood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Insolvency Law, 2005, Sweet & Maxwell, 2005, p. 481 (§11-108).
[87] BGH NZI 2002, 599 (560 f.) (Urteil vom 11. 7. 2002 – IX ZR 262/01).
[88] 根據一項經驗研究,在美國大型企業破產中,僅有百分之五的案件指定了破產管理人.LoPucki, Corporate Goverance in the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Large, Publicly Held Companies, 141 U. Pa. L. Rev. 669, 699 (1993). 即便在債務人有明顯欺詐行為的Enron破產案中,法院也并未指定破產管理人（“如果安然破產都不需要指定破產管理人,那么很難想象還有什么公司非指定破產管理人不可”）.Lynn M. LoPucki, Courting Failure: How Competition for Big Cases Is Corrupting the Bankruptcy Court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 12.
[89] 11 USC § 1129(a)(11).
[90] Baird, supra note 27, p. 256; Warren et al., supra note 58, p. 701; In re Temple Zion, 125 B.R. 910, 915 (Bankr.E.D.Pa. 1991); In re Orfa Corp. of Philadelphia, 129 B.R. 404 (Bankr. E.D.Pa 1991); In re Am. Homepatient, Inc., 198 B.R. 152 (Bankr. M.D.Tenn. 2003). 2005年在美國《破產法》的修改中增加了第308條,要求小企業破產重整中,必須向破產法院提供企業的財務信息.
[91] 11 USC § 1129(a)(7)(A)(ii). 這是破產重整的另一項重要標準.雖然文字上的表述清楚明了,但實際操作極為復雜,因為這一判斷需要通過對企業資產進行全面評估方能完成,而評估本身是極為靈活的事項.
[92] Baird, supra note, 2006, p. 254 f.; In re HRC Joint Venture, 187 B.R. 202 (Bankr. S.D. Ohio 1995); In re Am. Homepatient, Inc., 298 B.R. 152 (Bankr. M.D.Tenn. 2003).
[93] Koopmans v. Farm Credit Services of Mid-America, ACA, 102 F.3d 874 (7thCir. 1996); Collier on Bankruptcy 1129.06 [1][c] (Rev. 15th ed. 2000).
[94] “…abandonment of the collateral to the creditor would clearly satisfy indubitable equivalence, as would a lien on similar collateral... Unsecured notes as to the secured claim or equity securities of the debtor would not be the indubitable equivalent...” 1978 U.S.C.C.A.N. 6544; Gerard McCormack, Corporate Rescue Law: An Anglo-American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p. 265.
[95] Warren et al., supra note 58, pp. 711 ff.
[96] 11 USC § 1129(b)(2).
[97] Klee, All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about Cram Down Under the New Bankruptcy Code, 53 Am. Bankr. L. J. 133 (1979).
[98] LoPucki, Bargaining Over Equitys Share in the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Large, Publicly Held Companies, 139 U. Pa. L. Rev. 125, 149-150 (1990).
[99] Baird, supra note 27, p. 281.
[100] In re Ames Dept. Stores, Inc., 115 B.R. 34 (Bankr. S.D.N.Z. 1990).也有一些法院對交叉擔保持懷疑態度.In re Saybrook Mfg. Co., 963 F.2d 1490 (1992, CA11 Ga).
[101] Dahiya,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 and Bankruptcy Resol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69 J. Fin. Econ. 259, 265 (2003).
[102] Bris et al., The Costs of Bankruptcy: Chapter 7 Liquidation versus Chapter 11 Reorganization, 61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253, 1290 (2006).
[103] Frank, An Empiricial Investigation of U.S. Firms in Reorganization, 44 Journal of Finance. 747 .
[104] Ayotte et al., Review: An Efficiency-Based Explanation for Current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Practice (Lynn M. LoPucki, Courting Fail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73 U. Chi. L. Rev. 425 (2006).
[105] MüKo-Eidenmüller, § 222 InsO Rn. 44; Uhlenbruck-Lüer, § 222 InsO Rn. 20; BGH MDR 2006, 116 (118) (BGH vom 7.7.2005 – IX ZB 266/04).
[106] MüKo-Eidenmüller, § 222 InsO Rn. 29; HK-Flessner, § 222 InsO Rn. 11; Hess/Weis, Die sachgerechte Abgrenzung der Glubigergruppen nach der InsO, InVo 1998, 64 (67).
[107] Marotzke, Die dinglichen Sicherheiten im neuen Insolvenzrecht, ZZP 1996, 429 (437).
[108] 前引注39, Bork, Rn.336.
[109] Schiessler, Der Insolvenzplan, Bielefeld, 1997, S. 149.
[110] 在德國破產實踐中,法院通常不會對被給以利息補償的擔保債權人的投票權提出質疑.LG Gttingen NZI 2005, 41 (42 f.); OLG Kln (Beschluss vom 5. 1. 2001 – 2 W 228 / 00) NZI 2001, 660 ff.
[111] 前引注7,安建書,第150頁.
[112] 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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