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高等教育助推階層固化的社會資本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與社會分層及流動之間有著密切關系。怎樣對高等教育助推階層固化的社會資本分析?
近年來，隨著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階層固化”現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議題。階層固化是指社會階層分化嚴重導致的社會階層間流動減少，父母的階層地位決定了子女的階層地位，社會階層結構實現了接近原樣的代際復制，不平等在代際被固定化的現象。[1]階層固化的出現對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的矛盾凸顯期的中國是嚴峻的挑戰，如果不能遏制這種趨勢，將會對社會發展及社會穩定帶來負面的影響。
高等教育是實現個人向上流動的最好通道。人們可以通過高等教育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個體跨越社會階層間的障礙。在我國恢復高考制度后的一段時間內，許多農村青年或者出身貧寒的學子正是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實現了向上流動。但是近年來，人們發現，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化走向了大眾化，高等教育卻不再是實現社會階層合理流動的渠道，反而成為“階層固化”的助推器。“‘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可漠視。”[2]那么，高等教育助推階層固化體現在何處?高等教育又為何和如何助推了階層固化?本文運用布爾迪厄的社會資本理論分析這一問題。
一、“寒門難出貴子”與“蟻族”：高等教育助推階層固化的表現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與社會分層及流動之間有著密切關系。人們對高等教育領域中階層固化的關注起因于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寒門難出貴子”的討論。年，一篇題為《窮孩子沒有春天?——寒門子弟為何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的文章，引發了人們對階層差距影響教育公平問題的廣泛討論。該文記者針對國內名牌高校農村學生越來越少的現象進行了調查和訪談，感嘆“‘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三十年來，國家的轉型在繼續，但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卻在逐漸陷入停頓”[3] 。“寒門難出貴子”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高考制度為許多草根階層尤其是農村孩子提供了鯉魚躍龍門的機會，所謂“知識改變命運”正是這樣的寫照。但是近年來，隨著社會階層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拉大，教育差距也隨之拉開。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經由精英化轉向大眾化，農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沒有擴大反而降低了。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調研得出，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京大學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4]越是名牌高校這種現象愈加明顯。
如果說“寒門難出貴子”體現的是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差異，那么“蟻族”現象則是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年輕人在走向社會時的差異。廉思及其研究團隊的調查表明，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大學畢業生群體，被稱為 “蟻族”。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受過高等教育，但大都畢業于國內二三流高校，大部分來自農村和小城鎮，家庭收入較低。當他們來到大城市，就只能居住在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大多數從事簡單的技術類和服務類工作，以保險推銷、電子器材推銷、廣告營銷和餐飲服務為主，月平均收入不足2千元。[5]雖然也受過高等教育，但以他們的起點在大城市打拼，想要實現向上流動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自于社會中下階層的家庭，將來也很難擺脫與父輩相同的階層地位，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屌絲的后代仍然還是屌絲。
二、布爾迪厄的社會資本理論：高等教育助推階層固化的分析范式
社會資本近年來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分析范式。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世紀80年代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社會資本是那些實際的或潛在的、與對某種持久網絡的占有密切相關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一網絡是一種眾所周知的共同熟悉的、體制化的網絡，或者說是一種與某個團體的成員身份相聯系的網絡，它在集體擁有的資本方面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持，或者提供贏得各種各樣聲譽的‘憑證’。”[6]根據這一定義，社會資本以關系網絡的形式存在，“特定行動者占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依賴于行動者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聯系網絡的規模的大小，依賴于和他有聯系的每個人以自己的權力所占有的(經濟的、文化的、象征的)資本數量的多少”[7]。不同階層成員的社會網絡規模大小不同，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總量不同，為個體所提供的支持自然不同，取得的成就也不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及畢業后的職業選擇中，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學生由于社會資本質和量的不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布爾迪厄的社會資本理論與他對教育的研究是分不開的。“在布爾迪厄的著作中，教育占據著中心地位，他致力于探討現代分層社會中階級、文化和權力之間的緊密聯系。”[8]他把教育體系看做社會地位獲得和權力分配的主要機構。當社會普遍認為教育機會的擴大減少了社會不平等，促進了社會公平時，布爾迪厄堅持認為，教育實際上有助于維持社會體系的不平等，“教育體系——遠不止家庭、教會或公司——已成為現代社會傳遞社會不平等的最主要機構”[9]。因為教育活動與各種資本形式密切相關，“教育活動中產生的學術性收益，取決于家庭先期投資的文化資本這一前提，而且，教育資格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收益也取決于社會資本，而后者是繼承得來的，又可以用來支持人們獲得這類收益”[10]。占有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不同決定了人們能否獲得教育及獲得什么樣的教育。
高等教育作為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渠道之一，從表象看，通過接受高等教育，不同社會階層的青年達到了相同的社會位置，高等教育因此實現了縮小社會不平等的功效。但是，在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中，不同階層社會資本的差異卻進一步強化了階層間的不平等。布爾迪厄認為，由于所處社會結構位置的不平等，所以下等階層出身的學生，在上學期間就不容易獲得成功，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期間，他們大多被剝奪了在主導文化及其能力獲得方面的系統訓練的機會。[11]社會分層客觀上是社會成員因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和機會不同而呈現出高低有序的等級層次的現象。社會資本是社會資源的一部分，每個人在社會結構中處于不同的位置，從而形成不同的社會關系，擁有不同的社會資本。當社會資本分布嚴重不均衡時，就會產生階層固化的現象。
三、社會資本差異與失衡：高等教育助推階層固化的成因分析
自20世紀90年代末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青年的絕對數量大大增加。但是不同階層背景、家庭背景、城鄉背景的學生進入高層次學校的機會卻大不相同，畢業后的就業選擇機會也有云泥之別。家庭社會資本和城鄉社會資本的不均衡使得高等教育成為階層固化的助推器。
(一)家庭社會資本差異導致高等教育機會及就業機會不平等，催生了階層固化個人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因此先賦因素的差異是不可避免的。“當階級或階層地位首先來自世襲時，我們把地位獲得方式稱為先賦(ascription)，即人們在社會分層體系中的地位來自他們不可控制的特質(例如，種族、性別、出身);當階級或階層地位首先是由個體自身可控制的特質來決定時，我們把這種地位獲得方式稱為自致(achievement)，即人們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是因為他們的優點，因為他們追求理想，因為他們遵循某種成功法則。”[12]如果一個社會的地位獲得方式是自致因素重于先賦因素，則說明這個社會具有合理的社會流動渠道，社會結構是開放的。反之，如果是先賦因素決定地位獲得，那么社會結構就會板結，社會階層趨于固化。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流動的增強給了許多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機會，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筆者上大學的20世紀80年代初，班里同學有許多來自農村，畢業后通過分配工作又都留在了城市。雖說當年的高考堪稱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一旦考上大學，家庭出身的作用就淡化了，因為畢業分配政策是與學習成績和地域因素相關聯的�，F今黨政機關、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許多干部和學者都是當年來自于貧寒農家的孩子，這些人真的是通過知識改變了命運，徹底實現了身份的轉換。他們的奮斗歷程生動詮釋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
但是近年來，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和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一方面國家不再包辦大學生的就業，一方面每年高校畢業生的數量在增加，社會普遍認可的地位高收入好的就業崗位成為稀缺資源。這種情況下，大學生的本能反應必定是動用家庭關系。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經說過：“普天之下，家庭顯然是重要的社會資本之源。”[13]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會出現福建屏南縣財政局為某官員女兒量身定做招聘條件的事情了。“拼爹”就是人們對大學生動用家庭社會資本的形象說法。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家庭背景好的大學生得到了高社會地位和高薪的工作。當家庭背景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父母沒有金錢和權力，也就沒有足夠的家庭社會資本為其就業提供條件。而那些家庭社會資本充裕的孩子，則可以輕松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就業是實現不同群體流動的重要環節，如果不能遏制這種狀況，會進一步加大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催生階層固化現象。
(二)城鄉社會資本失衡導致高等教育資源占有不均，進一步加劇了階層固化
我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使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明顯增多了，但是戶籍制度卻仍然是橫亙在城鄉之間的障礙。楊東平的研究表明：“在國家重點高校，具有較強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強勢社會階層的子女，占有較大的份額，而農村學生和弱勢階層的子女所占份額逐漸減少。”[14]毫無疑問，強勢階層都來自城市，自身經濟條件和城市教育資源的優勢，使他們既可以為孩子提供較好的學習條件從而在起點上高于農村學生，也可以為孩子動用社會資本以在高等教育入學競爭中享受到各種優惠政策。寒門子弟為何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不努力，而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享受到城市中優質的教育資源，他們在高等教育的起點上已經輸了，結果也就可以預見了。這就是高校擴招后“教育資源、教育質量相對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最多的農村學生，同時也集中了最多的高校貧困生”的原因。[15]高校擴招縮小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城鄉差距，但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社會資本不平衡卻使城鄉學生在就讀的高校類型和層次上有了更大的差距，直接導致畢業時的就業差距，進而導致未來的階層差異。
“蟻族”現象也與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社會資本差異密切相關。廉思研究團隊的調查表明，“蟻族”大學生有54.7%來自農村。[16]其家庭的社會關系網絡在農村，他們的社會資本投資人群主要在農村和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對他們在城市正規部門求職幾乎沒有幫助，這使得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就業選擇面越發窄小。由于高校畢業生的相對過剩，就業單位動輒非“985”、“211”院校的畢業生不予錄用，這些人淪為“蟻族”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城市戶籍大學生的社會關系網絡集中在城市，那里是國家機關、高校、科研機構集中的地方，城市居民更有機會把社會資本投資集中在上述機構，因此更有可能動用社會資本獲得就業信息或直接達成就業目標。這使得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差異在代際間繼續擴大，從而進一步加劇階層固化現象。
四、小結
布爾迪厄基于對法國社會的研究，把教育看做使社會等級再生產合法化的機構。在我國，高等教育成為社會分層工具已是不爭的事實。社會分層本來就是社會結構不平等的產物。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個人可以憑借自身努力實現向上的流動，而高等教育是最主要的渠道。社會資本在家庭和城鄉間的不平衡，導致高等教育已經很難成為出身于社會中下層的成員實現向上流動的通道。這與我國高等教育公平的目標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為此，如何消除社會資本差異帶來的教育不公平，達成高等教育促進階層流動、消解階層固化的目標是本文后續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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