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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想象的可能
;一 ;; ; ; ;20世紀的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終于成為現實――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現實。信息、技術、商品、人員――尤其是貨幣資本正在全球范圍空前頻繁地往來，市場的開拓與擴張有力地突破國家、民族、文化風俗以及意識形態劃出的傳統疆域。從跨國公司、衛星電視、互聯到麥當勞、奔馳汽車、卡通片，這些異國他鄉的文化正在穿越巨大的空間距離和森嚴的國境線，愈來愈密集地植入本土。人們所棲身的空間已經與世界聯為一體。東京的股市或者歐洲足球聯賽并非一個區域性的事件，這些事件的沖擊波迅速地傳遍地球的各個角落。"地球村"是歷史為人類提供的下一個驛站。
; ; ; ;不論是國際關系、利益、財富分配方式、文化霸權還是日常生活，全球化無不顯示了深刻的后果。全球化提出的全面地涉及學、社會學、倫、政治學和經濟地理學，人們開始提交種種視域廣泛的描述。這不僅是對于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景象予以考察；同時，這些描述背后迥異的姿態還隱蔽地表明，眾多利益群體必將在全球化的圖景之中重新認定自己的方位。
; ; ; ;如同人們預料的那樣，性話語是描述全球化的一個強大的理論體系。啟蒙主義、主義、歷史目的論、理性、主體自由、進步主義等均是現代性話語的內在分支。現代性話語對于市場以及開拓精神的肯定已經隱含了對于全球化的期待，用阿夫里·德里克的話說，全球化"在過去的十年里作為一種變化的范式――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想象――已經取代了現代化。"現代性話語之中，全球／本土、現代／傳統是一些褒貶分明的二元對立。正如德里克所發現的那樣，"本土"或者"傳統"這些概念時常被目為"保守"、"落后"的同義語，它們代表了蒙昧的、未開化的一隅。（1）相反，全球化意味的是文明的現代世界。對于第三世界國家說來，真正地全面觸摸全球化的現實還有待時日；但是，"全球化"這個概念已經在話語空間承擔了某些重大的理論涵義，例如先進、發達、開放和文明社會。這個意義上，匯入全球化浪潮如同領取一張加盟現代世界的入場券。屈辱的近代史證明，現代世界曾經屢屢拒絕了。閉關鎖國的策略、"東亞病夫"的形象以及意識形態的對抗都是中國游離于世界舞臺的重要原因�，F今，世界的大門自動地敞開了，全球化的現實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機遇――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必將極大地受惠于全球化所提供的種種嶄新的可能。許多人的心目中，發達國家、現代性話語、全球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即是民族理想、設計方案以及實現的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 ;
; ; ; ;迄今為止，日新月異的技術為全球化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茖W技術不僅制造了信用卡、大型噴汽式客機、越洋電話、國際互聯網、傳播媒介系統，同時，科學技術還極大地支持了人們對于全球化圖景的想象�？茖W技術已經允許人們將全球視為一個可以控制的整體。必要的時候，科學技術可以任意地將人們遣送至地球上的任何一個空間�？茖W技術的神奇性必將縱容人們的進一步期待，人們無形地將科學技術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不論全球化的圖景遇到什么挑戰，進步神速的科學技術終將化險為夷。這時，科學技術業己轉換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構思未來世界的主宰觀念。雖然哈貝馬斯重新了科學技術的巨大歷史意義，并且對于馬爾庫塞的悲觀結論表示異議，然而，這種分析無法否認，科學技術業己充任一個份量沉重的籌碼介入了世界政治的想象。（2）這個意義上，科學技術話語與啟蒙主義等一系列基本觀念共同構成了現代性話語的組成部分。如果說，一些理論家已經察覺到現代性話語內部隱藏的內在矛盾，（3）那么，另一些理論家時常樂觀地許諾：未來的科學技術可能是緩和乃至解除這種矛盾的救星。 ;
; ; ; ;事實上，即使是一批對于全球化持有異議的人也無法否認全球化的必然性。但是，他們更多地注視種種樂觀的許諾可能遮掩的問題。"誰的現代性？"――如同這句對于現代性話語的簡潔質問一樣，（4）人們同樣有理由追溯"誰的全球化"。多數人傾向于認為，現今的全球化是以貿易聯系的密切程度為標志。資本的快速流動與跨國市場體系的形成是全球化的首要層面。這個意義上，全球化肯定不是一個浪漫的大同世界。資本與市場運作所遵循的游戲規則得到了全球意義的擴張。換言之，全球化是在一個巨大的范圍之內復制資本與市場所具有的權力關系。這里，支配與被支配、主宰與被主宰以及種種激烈的角逐、爭奪、反抗并未止歇，相反，一切都正在更大規模地展開。無可否認，市場原則是對于封建主義人身依附的解放，市場給予個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市場并非一個完全平等的空間。資本的數額時常是市場之中等級制度的基礎。如果市場的自由損害了游戲規則制訂者的利益，平等的原則即會遭到權力部門的干涉。全球化極大地延伸了市場的半徑，眾多國家共同加入世界性的資本大循環；相對而言，海關對于人們活動范圍的限制削弱了。然而，人們并不能將全球化想象為真正的個人自由。正像韓少功指出的那樣，西方發達國家要求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但絕對不能容忍移民――即國際勞動力市場――自由化。為了避免失業的震蕩，發達國家通常嚴厲地禁止第三世界國家廉價勞動力的涌入。（5）這時，人們可以清晰地察覺全球化背后既定的權力框架。
; ; ; ;全球化為文化帶來了什么？諸多文化體系的交匯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后果。文化的國際性"接軌"讓人興高采烈。種種跨國的文化盛會仿佛象征了全球化的文化秩序。但是，即使沒有"后殖民"理論的武裝，人們仍然可以發現這些文化體系之間的不平衡：好萊塢、迪斯科或者可口可樂的入侵面積遠遠超出了京劇、太極拳與茶文化的出口，國際互聯網上的占據了絕對的優勢，比較文學之中的歐洲中心主義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頑癥，西裝領帶全面地征服了傳統的長袍馬褂……這些文化體系并非和睦地同舟共濟；相反，強勢文化對于弱勢文化的壓迫、吞并與經濟上的激烈競爭如出一轍，或者說，全球化時代的經濟與文化時常形成親密的共謀，利潤、民族國家、文明水平、價值信仰這些核心概念均是二者所共享的。對于某些幕僚出生的知識分子說來，與其溫情脈脈地幻想全球文化的大聯合，不如老謀深算地考慮這些文化體系之間水火不容的前景。亨廷頓在他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坦率地宣稱：未來世界的沖突將是源于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明之間的根本分歧。 ;
; ; ; ;全球化似乎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開放。人們可以跨出國門，在一個遠為宏大的舞臺表演。然而，全球化仍然不可能給出一個無限的空間。全球范圍內，資源是有限的，生態環境的承受程度是有限的，市場也是有限的，這導致先發現代化國家與后發現代化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對抗。后發現代化國家并非推遲一步進入富裕的社會；許多時候，它們將因為推遲一步而永遠喪失了機會。例如，如果中國的汽車普及率試圖達到美國的現有水平，全世界的石油都將耗盡。這終將迫使人們意識到一個嚴峻的問題：如果全球化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資格平均地享受這個事件？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某些群體在這個事件之中最大限度地獲益，而這個事件的所有代價卻不由分說地傾倒在另一些群體頭上？ 二
; ; ; ;弗蘭西斯·福山曾經論證了的終結。意識形態的對抗宣告結束，資本與消費文化正在制造一個同質的。全球化的現實似乎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資本與市場敲開了國界的大門，全球共同受制于它們的邏輯。然而，一些堅持左翼傳統的知識分子不愿意輕易地附和這種論調。他們寧可堅持銳利的批判立場――盡管這種批判因為不合時宜而持續地滑向邊緣。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全球化并沒有人們幻想的那種普遍的解放，相反，全球化無寧說將多數人邊緣化。事實上，全球化仍然是一種西方的敘事，全球化的坐標來自西方的主導范式。他們在形容全球化的時候尖銳地使用了"帝國主義"的概念："全球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另一個名稱"；"西方的霸權指的不僅僅是全球化現象，而且還包括全球化概念本身。這一概念包含了一種本質主義的帝國主義的過程，它發端于西方中心，并擴展到被主導敘事稱為邊緣的世界其他地區。"（6）
; ; ; ;這種全球化的歷史敘事是不可抗拒的嗎？一些左翼知識分子提出的地域試圖打斷全球化的敘事邏輯。相對于全球主義的語境，德里克引入了"地域"充當異己的他者。德里克意識到，人們所熟悉的文化時常成為禁錮地域的意識形態――地域時常被貶為從屬于全球的落后角落，地域只有在全球化的歷史之中才能獲得普遍的意義。這個意義上，"全球化既包括地域又把它邊緣化。"在德里克的構思之中，地域恰恰必須在全球化的結構之中產生離心的力量。地域可以"提供一個有利于發現全球化矛盾的批評角度"，"在任何情形中，地域概念對批判主義都是不可缺少的，并可作為其想象性選擇方式。"地域因素的介入可能打亂全球化的既定步驟，"因此，談論地域及地域指導的新型政治，也即在回答重組政治空間時對新方式的一種需要。""地域己然成為開展新型社會、政治活動的場所。"按照德里克的考慮，地域精神之中表現出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有助于廢除資本主義的過度發展所形成的人與的異化。所以，地域對于全球化的抵制包括如下內涵：
; ; ; ;它們涉及遍及世界的土著運動、生態運動及社會運動（主要是關于廣泛的婦女的）――這些運動通過為對抗發展主義而重申精神、自然及地域的意義來表達基本的生存關注，還有致力于保護周遭環境的城市運動……（7）
; ; ; ;在另一個著名的左翼理論家弗·詹姆遜那里，"地域"時常被稱之為"第三世界"――詹姆遜將第三世界想象為抵制資本主義總體制度的"飛地"。在詹姆遜那里，第三世界指的是受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弱小國家；相對于第三世界的陣營是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與社會主義集團的第二世界。（8）根據謝少波的，詹姆遜對于第三世界的鐘情是他對資本社會總體制度認知測繪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的現實已經生產出了一種新型的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意味了資本、市場、生產、銷售的重組與再分工。這個過程中，落后的經濟決定了第三世界只能扮演出賣廉價勞動力的被壓迫者。簡言之，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系猶如階級斗爭學說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系。正像無產階級具有一種清醒的革命意識一樣，詹姆遜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設定了一個激進的第三世界作為他者："在全球規模重新啟用激進的他性或第三世界主義的政治，從而在總體制度的空隙內建構抵制的飛地。"（9）
; ; ; ;全球化的語境之中，什么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詹姆遜提出了"民族寓言"這個概念予以概括。詹姆遜意識到，貿然為林林總總的第三世界國家制造一個總體理論多少有些冒昧，他所關注的無寧說是第三世界文化如何抗拒第一世界文化――"民族寓言"之中包含了第一世界文化的價值觀所忽略的內涵："這些文化在許多顯著的地方處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詹姆遜認為，第一世界文學"在公與私之間、詩學與政治之間、性欲和潛意識與階級、經濟、世俗政治權力的公共世界之間產生嚴重的分裂。換句話說：弗洛伊德與馬克思與對陣。"相反，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具有一種奇特的集體意識。這些知識分子永遠是政治知識分子。他們所表述的個人利比多包含了豐富的政治內涵。他們的作品之中，"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是有意識與公開的：這表明政治與利比多之間存在著一種與我們的觀念十分不相同和客觀的聯系。"（10）對于第三世界的文化說來，個別的文本凝聚了強大的民族集體意識――這一切構成了阻止全球化蔓延的重重堅硬障礙。
; ; ; ;無論是德里克的地域還是詹姆遜的第三世界，這些設想旨在資本主義的總體制度之中建立某些異端的空間。然而，人們或許可以察覺，這些革命故事的敘事人背后仍然不自覺地隱藏了一個西方的立場。這些敘事不僅明顯地依附于西方學院內部的話語傳統，更為重要的是，革命故事之中的主人公形象――"地域"或者"第三世界"――過于單純了。如果觀察者的目光來自遙遠的西方，如果這種觀察更多地是為龐大而驕橫的西方文化找到一個迥異的他者，那么，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就會被理所當然地視為一個整體�？墒�，如果進入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內部，問題就會驟然地復雜起來。民族，國家，資本，市場，文化，本土,公與私，詩學與政治，這些因素并非時時刻刻溫順地臣屬于某種統一的結構。事實上，許多左翼理論家所共同關注的即是一個不可化約的個案。
責任編輯：應屆畢業生論文網
三; ; ; ;盡管詹姆遜關于"民族寓言"的概括十分有力，但是，人們如果沒有將隱藏在這種概括背后的復雜故事――這些故事時常越出了詹姆遜的推理線索――陳述出來，第三世界在全球化結構之中的定位可能產生偏移。性的宏大敘事之中，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個人、跨國市場三者時常呈現出交錯的互動關系。某些時期，人們看到了個人如何匯集在民族的旗幟之下與第一世界的帝國主義進行"生死搏斗"的壯觀圖景。這一切業己被歷史認定為民族的光榮。但是，另一些歷史時期，第三世界之中的個人與民族并沒有形成堅強的同盟從而將資本及其派生的文化邏輯拒之門外�，F今，全球化的語境正在制造一系列新的歷史條件；這時，人們不得不重新考察：曾經在上述復雜的故事之中扮演主人公的民族國家、個人、跨國市場之間出現了哪些前所未有的關系？在我看來，了解這種關系也就是考察第三世界如何作為一個真實的歷史主體活躍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中。 ;
; ; ; ;版本的現代性敘事之中，民族國家與個人之間具有某種奇異的張力。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樣，民族國家是現代的基本標志；（11）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更多地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壓之下形成的。這種民族國家意識形態是現代意識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個性解放。個人與自我是沖破傳統封建社會重重枷鎖的嘹亮號角。如同許多文學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樣，個性解放是"現代文學"的一塊不朽的里程碑。然而，如果說民族國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限制與規訓個人的權力機制，那么，所謂的個性解放還能走出多遠？
; ; ; ;汪暉在他的中國現代思想史之中解構了這一對矛盾。《個人觀念的起源與中國的現代認同》一文認為："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個人觀念是作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公理’、’國家’、’團體’，等等――的對立物來界定自己的，然而，如果我們把個人觀念置于近代中國的語境中來觀察它的起源和運用，我們會發現，這種對人的自主性、獨自性和唯一性的強調恰恰以那些普遍性觀念所要解決的為其目標。"（12）換言之，個人的解放乃是群體、社會和國家真正解放的條件之一。民族國家是個人背后的更為基本的單位。所以，劉禾斷言："五四以來被稱之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13）五四新文學之中，民族國家的強盛之夢時常潛入；三四十年代，因為抗議異族的入侵，文學對于國家話語的表述空前強烈。表面上，救亡圖存呼號遮蓋了個性解放的聲音，更為深刻的意義上，二者是一致的。這時，啟蒙主義話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意識和被壓迫民族的屈辱與抗爭獲得了某種歷史性的統一。
; ; ; ;可以預料的是，民族國家充當了最為深刻的基本單位之后，第三世界的國家已經無法逃離現代性的敘事邏輯。為了保持維護民族國家的國防軍事力量，某種競爭性的進程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吉登斯說過："軍事工業化是一個與民族－國家興起相伴的關鍵過程，也正是它型構了民族－國家體系的輪廓。"（14）如果弱小的民族國家企圖保持獨特的地域――即使只是企圖阻止侵略，它們也必須擁有足以與對方抗衡的實力。國際關系之中的實力原則很大程度地規約了人們對于民族國家的想象。這個意義上，現代性話語幾乎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現代性話語顯然包含了國富民強的許諾。人們在這里察覺到一個悖論：全球化的結構之中，如果"地域"或者"第三世界"有能力表示某種地緣政治的意愿，那么，它們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遵從和融入第一世界的邏輯。中國近代史上，"以夷攻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案以及對于"船堅炮利"的向往無不證實了這種悖論。
; ; ; ;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充當了最為深刻的基本單位之后，圍繞國家機器產生的權力機構得到了名正言順的擴張――這種擴張在許多時候可能以犧牲個人權利為代價。這是一種可悲同時又常見的異化。如果說政治學或者社會學時常與民族國家保持相近的立場，那么，文學切膚地感受到了這種異化。主編"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時候，謝冕清晰地察覺到這種異化如何日復一日地沉重。謝冕在《總序》之中指出：中國近現代史上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悲哀是中國百年文學的大背景。這決定中國文學不得不拒絕游戲、放逐抒情而表達怒吼與哀痛。危亡時勢之中的文學充當了療救社會的藥方，"在從改造社會到改造國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這帶來了一個必然的后果：
; ; ; ;……文學的目的在別處。這種觀念到后來演繹為"政治標準第一，標準第二"就起了重大的變化。而對于文學的教化作用不斷強調的結果，在革命情緒高漲的年代往往就從強調"第一"轉化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學主張在中國是的確存在過的，這就產生了我們認知的積極性的反面――即消極的一面。不斷強調文學為現實的政治或中心運動服務的結果，是以忽視或拋棄它的審美為代價的：文學變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當輕忽它的藝術表現的隨意行為。（15）
; ; ; ;按照謝冕的考察，這種文學表現出三個基本特征："一、尊群體而斥個性；二、重功利而輕審美；三、揚理念而抑性情。"顯而易見，這不僅是文學經驗的描述，這無寧說是意識形態的總體特征。所有的個性都在民族國家至上的原則之下消聲匿跡。這個意義上，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的確重申了個性解放的主題。啟蒙話語制造的樂觀氣氛之中，"主體"成為一個眾人景仰的概念。如果說，文學的運行通常與社會制造的語境息息相關，那么，自由經濟與市場是八十年代文學為自己設計的理想環境。至少在那時，"市場"概念背后的一系列社會關系還未真實地浮現，資本、競爭、壟斷、支配與被支配、失業、經濟危機、拜金主義――這些市場的派生物還暫時凍結在某些陳舊的體系之中，換言之，八十年代話語空間的"市場"概念更多地表述了"解放"的涵義：市場意味了脫離權力關系的束縛，個體在市場所創造的空間自由地翱翔。許多人不是對這種自由渴慕己久了嗎？
; ; ; ;市場神話的破滅是在市場逐漸成為日益迫近的現實之后。進入九十年代，市場不再是一張理論地圖，市場即是人們伸手可觸的社會環境。這時人們才清醒地意識到，市場并非浪漫想象的產物。首先，市場對于創造性以及堅韌、精明、實際操作能力的苛求遠遠超出人們的估計；另一方面，市場的激烈競爭制造了大批的失敗者――其中包括某個行業的失敗而導致的大幅度裁員。不論人們是否認可市場的游戲規則，這已經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市場給予個性的自由十分有限。市場包含了另一種權力關系，只不過這種權力的象征從某些機構轉向了資本。某些時候，市場的權力關系以及產生的利潤可能得到民族國家的認可與分享――前者并未形成瓦解后者的威脅。如同德里克觀察到的那樣，一些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并沒有對跨國資本表示敵意，相反，它們更樂于為全球主義的來臨提供方便。（16）這個意義上，詹姆遜的"民族寓言"已經變調；人們不得不繼續追問：第三世界內部，誰是批判理論的主體？ 四
; ; ; ;不言而喻，全球化的語境之中，文化認同是一個至為重要的。許多人心存疑慮：跨國市場的前鋒過后，接踵而來的是不是民族文化的危機――是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要穿上統一的制服？許多時候，文化認同不可避免地與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一個成員的日常社交僅僅數百人，他有什么理由想象自己可能與數億從未謀面的社會成員組成一個民族共同體？這時，民族文化乃是這種想象的基礎。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價值觀念，共同的神話傳說和共同的風俗、服飾、飲食、建筑――總之，共同的文化傳統成為一個民族的粘合劑。吉登斯認為，民族國家"這個統一體不可能純粹是行政性的，因為它所包含的協調活動預設了文化同質性的因素。"他甚至描述了某些文化與民族主義相互聯系的基本策略："民族主義理念都傾向于把’故土’的概念（就是說領土權的概念）與起源神話聯系在一起，就是說，賦予那種被認為是這些理念載體的共同體以文化的自主性。"（17）進入全球化，文化之中的民族涵義日益彰顯。這無疑是對異族文化的壓力進行抵抗；更為深刻的意義上，這時常表現為國家主權的象征性發言。
; ; ;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對這種表彰民族的文化主題表示贊同。民族主義之中的狹隘、保守以及某種危險的狂熱令人擔憂。因此，一些家更多地呼吁：跨越民族的邊界，奉行世界主義――例如杜威·佛克馬。佛克馬提倡的是一種"新世界主義"。在他那里，"新世界主義"來自一個基本的假定："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規系統中，我們至少可以假設一種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規。"（18）――佛克馬以文學為例論證了多民族謀求共識的可能。
; ; ; ;的確，人們沒有理由辜負這種良苦用心――但是，棘手的問題在于，敞開民族的文化邊界并沒有帶來和睦的文化大同。世界性的文化拼盤之中，各個民族文化所占有的份額十分懸殊。人們可以從這種文化拼盤之中清晰地看到權力關系的投影，看到中心與邊緣的差距。例如，對于比較文學說來，寫作所得到的重視是其他語種所無法比擬的。一旦涉及文化市場的爭奪，權力之間的角逐更為激烈――電影的進出口時常是文化談判與談判相互交叉的一個重要項目。第一世界的大國無疑是這種權力角逐之間的優勝者。事實上，一些理論家已經激憤地將第一世界國家的文化擴張形容為"文化帝國主義"。（19）
; ; ; ;然而，如果人們因此認為民族文化永恒地守護著一個民族的本質，如果人們因此認為關閉文化的大門就能逃離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夾擊，那就落入了本質主義的陷阱。本質主義的基本假定是：一個民族具有某種恒定不變的本質，例如"中華性"、"法國性"、"英國性"等等，這種本質是堅拒異族文化的中流砥柱。這意味了將民族拋出特定的，虛構了一個抽象而懸空的"本土"。本質主義與國粹主義往往僅有一步之遙。韓國――一個仍然承受著分裂痛苦的國家――的理論家白樂晴是一個民族文學的積極倡導者。但是，他曾經清醒地表示："這種民族文學論，與將民族規定為某種永久不變的實體或至高無上的價值作為出發點的國粹主義文學論以至文化論不同。"（20）換一句話說，如果一個民族制造了某種"民族本質"的神話掩護自己悄悄地撤出歷史的脈胳，那么，這個民族肯定無法成為立足于全球化之中的民族。
; ; ; ;如同許多理論家所說的那樣，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歷史是一種持續的建構。民族文化與民族歷史的特征不是某種自我規定，這些特征取決這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相互關系――取決于這個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交往、比較、對抗、競爭、排斥、吸引，這一切必須發生在具體的歷史之中，來自多種力量的交織互動。換言之，一個民族自身歷史的建構取決于它如何參與多民族之間的歷史�！稏|方學》出版16年之后，愛德華·薩義德為這部產生了廣泛的著作寫下一篇"后記"。他在"后記"之中重申了《東方學》關于民族文化建構的基本觀點：
; ; ; ;每一文化的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構――因為在我看來，身份，不管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法國的還是英國的，不僅顯然是獨特的集體經驗之匯集，最終都是一種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過程，就像是一場牽涉到各個社會的不同個體和機構的競賽。（21）
; ; ; ;這不啻于認為，一個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必須積極地與全球化語境所制造的種種"他者"進行對話；這些對話恰恰是一個民族自我定位的參照。如今，"對話"已經是一個時髦的字眼，這個字眼表明了一種開放的姿態。但是，在我看來，民族對話的意義遠遠不止于某種溝通或者互相了解，也遠遠不止于出示某些地域性的奇風異俗招徠獵奇者。白樂晴曾經尖銳地指出："土俗性可以是民族抵抗的最后據點。"（22）毫無疑問，種種民族性的地域文化不是拒絕現有的文明而倡導某種原始的、甚至是茹毛飲血的生活方式。首先，這些地域文化的存在是對全球化產生的某種同質的、一體化的強勢文化表示抗拒，地域文化代表了尚未被征服的個性――地域文化的不屈姿態象征了爭回的一種權利；其次，這些地域文化表象背后隱藏的價值觀念出示了異于性話語的向度，它可能啟示人們從某一個角度反思現代性敘事的歷史，顯現這種敘事之中的潛在裂縫，并且為理論想象另一種文化空間提供燃料。這樣，地域文化已經具有了全球的意義。
; ; ; ;現在，人們終于可以從抽象的理論跋涉回到文學。
; ; ; ;八十年代中期，"尋根文學"是一個顯赫的文學事件。盡管一些人仍然沿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口號予以解釋――盡管這些解釋之中不可避免地隱含了對于"世界"的迎合，但是，"尋根文學"之中的一批小說――例如《棋王》、《樹王》、《爸爸爸》、《老棒子酒館》、《最后一個漁佬兒》等――無寧說向西方世界開啟了另一些窗口。當然，傳統的儒、道、佛僅僅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更多的時候，人們可以從偏遠的山村發現種種獨特的文化姿態�；蛟S，劉亮程的散文（23）是晚近的一個例證。這批散文之中浮出了一個人們久違的世界：衰老的狗，草根底下的蟲子，偷運麥穗的老鼠，滾糞球的蜣螂，刮走一切氣味的風和被大風刮回來的榆樹葉……這批散文之中只有一個人物――一個扛柄鐵锨閑逛在田野之中的人物。這批散文之中沒有復雜的，這里的思想透明而又質樸。這個扛鐵锨的人從容不迫地陳述種種有趣的冥想和的奧秘，悠然地行走在旋風般打轉的生活之外。這些散文無法引誘人們而重返扛一柄鐵锨的世界，可是，人們不得不意識到一個奇怪的現象：許多人已經擁有了遠比鐵锨先進的轎車、飛機和豪華住宅，為什么他們反而陷入莫名的現代焦慮？現代歷史的哪一部分出了問題？劉亮程的散文之中僅僅出現了一個稱之為黃沙梁的小村落，但是，他的提問卻進入了全球化的語境。 五
; ; ; ;"地球村"是一個令人激動的術語。對于一個長久地蜷縮在封建帝國名義之下的民族國家說來，全球化仿佛是一個即將來臨的良辰美景。許多人對于全球化充滿了期待：全球化似乎是奔赴與文明的盛宴，是進入發達國家的直通車。全球化甚至包含了莫大的解禁快意――閉關鎖國的終于結束了。人們興致勃勃地推測：未來的"地球村"之中，不同膚色的世界公民可以平等地共享種種高所創造的眼花繚亂的偉大成果。 ;
; ; ; ;這些溫情脈脈的幻想可能使人們對于全球化的現實失去了思想準備。至少在，全球化方案并沒有取消民族國家、民族文化、各種利益階層以及各個地域之間的差異。相反，全球化是在全球空間的范圍內對于這些單位的利益進行重新分配。全球化的語境之中，某些新的差異可能取代舊的差異，但差異并沒有消失。這些差異并非美學性的――全球化的意義并非讓不同的民族更為迅速地傳遞屈原和莎士比亞，或者彼此欣賞畢加索和張大千。全球化的意義首先是全球市場。因此，這些差異是競爭性的，而且，經濟的競爭時常與競爭密不可分――的確，迷戀差異美學遠不如談論差異政治。 ;
; ; ; ;這里，提到了差異美學并非偶然。人類的確有理由自問：為什么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不能在美學的意義上彼此欣賞？為什么不能中止民族國家之間的種種緊張關系，回到快樂原則之上？為什么不能削減軍費，放棄軍備競賽，利用這些資金保護生態環境和文物，或者緩和貧富分化？為什么某些巨富已經擁有世界財富的一大部分，他們還要在商場之上錙銖必較？為什么不能壓縮勞動的時間和強度而寧愿捐出大筆的利潤作為慈善基金？如此等等。常識的意義上，這是一些顯而易見的提問；然而，對于性敘事而言，這些提問卻如同天方夜談。根據主義、資本、市場、競爭、對抗這條邏輯，這些提問只能遭到理所當然的否定。這條邏輯如此有力，以至于任何國富民強的愿望都不得不納入它的模式。 ; 注釋：
（1）參見阿夫里·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與激進政見》，《后革命氛圍》，3頁、11頁，北京，出版社，1999；《全球主義與地域》，刊于中國海南"生態與文學"國際研討會發言摘要。
（2）參見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3）參見汪暉：《韋伯與中國的性》，《汪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海口，《天涯》，1997年5期。
（4）汪暉的《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之第一節的標題即是"誰的現代性？"
（5）韓少功：《國境的這邊和那邊》，海口，《天涯》1999年6期。
（6）參見查爾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國主義的變種》、歐陽楨：《傳統未來的來臨：全球化的想象》，均見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7）德里克：《全球主義與地域政治》，《后革命氛圍》48、39、47、51、54、5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8）參見弗·詹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主編的《新主義與文學批評》，232至23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9）參見謝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學》第五章，引文見12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0）參見弗·詹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主編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234，235，240，24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1）參見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導論，北京，三聯書店，1998。民族與國家并不能完全等同，這里無法更為詳細地分辨，因而沿用常見的"民族國家"這一術語。
（12）汪暉：《個人觀念的起源與中國現代認同》，《汪暉自選集》，43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13）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見《批評空間的開創》，295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14）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5頁，北京，三聯書店，1998。
（15）謝冕主編：《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總序》，濟南，山東出版社，1998。
（16）德里克：《全球主義與地域政治》，《后革命氛圍》5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7）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264、260頁，北京，三聯書店，1998。
（18）杜威·佛克馬：《走向新世界主義》，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25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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