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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政治與文化的混合—論諾·弗萊的大眾文化觀
關鍵詞：弗萊 大眾文化 創造性藝術 交流性藝術
由于電子媒介的發達，大眾文化迅速蔓延，甚至在全球覆蓋；高雅藝術所構筑的將通俗文化拒于其外的森嚴壁壘在日甚一日的大眾文化聲浪中土崩瓦解。瓦爾特·本雅明曾悲觀地預言，藝術作品的機械復制將使它們失去昔日的"靈暈"。如今，新技術更催生了繁多的文化想像、娛樂形式、生活方式，譬如各種形式的搖滾樂，視頻技術，異地對話的網絡技術，無處不在的廣告，以及兼具文學色彩的手機短信，等等。"審美泛化"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頗可爭議的論題。
其爭議主要在于，怎樣認識大眾文化與高雅藝術的關系，如何評價大眾文化及其對我們生活的改變，而如果說大眾文化是一種有缺陷的文化形式，那么我們能否找到補救的措施。這些問題已經討論了很久，不過在電子媒介時代則以無法回避的緊迫性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這時閱讀諾·弗萊關于大眾文化的論述，將可能為我們帶來某種啟迪與某些新的思路。
一
面對大眾文化的狂潮以及伴生的新的文學樣式，作為文化批評家的諾·弗萊看到了它們的積極意義。他認為，大眾文化消解了人們由來已久的主要與次要、高雅與應用的分類界限，而這種界限起初就是源自藝術作為服務于統治階級生產奢華用品的功能。在大眾文化的沖擊下，弗萊認為各種"創造性"藝術日益趨向形成一種統一戰線，它們之間"主要的"與"次要的"區別正變得無足輕重。之所以弗萊認為兩者間的分野日益模糊，與他借鑒威廉·莫里斯的觀點，將創造性擺在首位有關：在創造性藝術中，具有創造性本質的是構思，而構思又是高雅藝術與實用藝術所共有的。弗萊認為不存在主要藝術與次要藝術之分，只存在相同建構原理下的非功利形式與應用形式之分。
弗萊一方面看到大眾文化的發展，使以前僅為少數人生產的奢華物品逐漸讓位于滿足眾多人的需要，走上了文化的民主進程；另一方面，弗萊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工業化生產在使文化走向民主化的同時，也日益縮小甚至消滅了民間藝術。弗萊認識到民間藝術的價值，即它們相對于那些替貴族與教會等集權勢力服務的奢華產品而言，民間藝術對這種集權力量有分權的作用。民間藝術在其非機械化的手工制作過程，能保留健康和自然的品位，是人類對泥土與家園的懷念的一片隱喻園地。
自然，弗萊對地方文化也非常重視，他自稱是一個文化地方主義者，他極其贊同T. S.艾略特《關于文化定義的札記》中，醉心于威爾士與蘇格蘭民族主義，鼓勵各種地方特色的傾向。浪漫主義文學極其推崇民間文化與地域文化，弗萊視浪漫主義文學為文學的最高狀態，弗萊自然是強調民間文化、地域文化的正面價值的。他還特別注意到民間故事易于傳播的特征。由于民間故事屬于單純的文字設計，又常常是出自易于歸類的幾個常見主題，其結構也是易于識別的類型，它們甚至通常不涉及人物對話、形象描述等復雜一點的內容，因而"民間故事不過是簡單的故事模式，其不受不同語言及文化的隔閡，就像往返的候鳥不受海關官員的阻擋一樣。" 對地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推崇之外，弗萊還非常重視早期的口頭文化，因為他認為很多神話是從口頭故事里出來，經過時間的提煉，而成為神話。弗萊作為視神話作為人類文化的始基的神話原型批評的代表人物，對口頭文化的重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實際上，早在新興電子媒介的大肆入侵之前，"大眾"文學或"尋常"文學就已經對經典文學領地發起進攻與挑戰。米·巴赫金是一位一馬當先的代表。巴赫金認為日常話語與詩歌話語使用同樣的手法、同樣的隱喻游戲、同樣的規則，它們的區別存在于實用功能以及對它們的接受方面。巴赫金以狂歡理論消解生活中的貴賤之分，以民俗與喜劇消解藝術中的高低派位。他認為任何高雅文化，任何真正的文學，無不記錄著豐富的民間遺產。實際上，弗萊也從語言的角度，認為所有的語言都是同樣的隱喻性語言，因而從語言上取締了傳統的雅俗界限，同時弗萊對文化差異的尊重，也使他消解了文化中心的觀念，他主張文化的多元主義。這種多元化的倡導，使加拿大文學擺脫了邊緣化的處境，也使得居于文化核心地位的英國文學非中心化。
對高雅的經典文學的另一沖擊，來自于在傳統小說中各種新的語言形式的出現。新小說、雜文、戲擬的小說、哲理化的小說等，顛覆了傳統經典小說的含蓄、虛擬、融匯各種觀念于人物心理活動之中等風格。大量的新式的文體類型的涌現，使"故事性"不再占首要地位。從此，不再存在單一的文學，文學似乎融化到無窮無盡的話語之中，同時，當前它周圍的其它話語又都反過來求助于文學。像德里達、羅蘭·巴特等，都到文學中尋求資源與支持，從文學中吸取復雜性的范例與獨特性的范例。事實上，文學批評與哲學、歷史、語言的界限也日益變得模糊，哈羅德布魯姆將我們的時代稱為"文學文化"的時代，純文學的藩籬被拆除了，文學的疆域可以說被縮小了，也可以說被擴大了。弗萊本人是一個推崇文化的文化批評家，他對文化的強勁擴容，或者說審美泛化，一方面如上所述，認識到它的民主性，認識到打破雅俗，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另一方面，作為一位有著高深文化資質的文化精英，文化批評家，他對高品位的文化一定是有所傾心的。因而，弗萊必然立足于他的精英文化立場，對"大眾文化"展開其批評性的一面。
弗萊將藝術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創造性藝術，一類是交流性藝術。創造性藝術"指那些積極地、自覺地與時代相處而奮斗不息的人，他們研究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著什么，考察生活中很可能要出現的種種條件，并試圖弄明白自己應該做點什么"；而交流性藝術，"則是持消極和否定態度的人，面對著每日的新聞和同樣的刺激，他們也知道世上所發生的一切，然而卻不想去理解這背后的原因或未來的可能。"創造性藝術兼有交流的功能，但交流性藝術卻乏有創造的動力。
弗萊認為大眾媒體就是交流性藝術。在大眾媒體中，弗萊認為電影還算藝術，電視是用種種不同手法和技巧來表現已有的藝術，有些是實用藝術，不像創造性藝術的興趣指向是非功利性的。弗萊斷言"宣傳，就是文學修辭手法的功利性的應用"，并認為"廣告和宣傳，這兩個字眼距離所謂’故意強加的交流’和’消極地接受’最近，它們分別表示了社會的兩大領域--經濟和政治對傳達交流的興趣"。有時弗萊將廣告與宣傳，分別稱為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廣告是獨立于政治結構的一種經濟結構，所謂大眾媒體主要是由廣告所牽引帶動的，這意味著它們基本上與經濟聯系在一起。它們制造幻覺，繞過人們的意識，長驅直入于人的頭腦，并于其中建立自己的結構。而且這種交流的藝術，實際上會走到盡頭，弗萊認為"交流的勝利，同時也就是交流的死亡；當交流形成一個大一統的環境時，也就沒有什么可交流的了。"交流的完成即意味著其死亡，因為交流性藝術的目的是消費，而不是創造性的再生產。
二
如何抵制廣告與宣傳的幻覺性與消極性，弗萊認為需要靠現代想像力來抵制。那么這種想像力主要要靠理想化的教育來培養。"教育被弗萊視為批評的中心功能"。
弗萊界定教育的理想是"自由"，而不是為了服務于短時期內的目標。他也反對將大學視為建立更好的社會而忙于革命斗爭的馬克思主義的模式。他認為大學是"這個世界的機房"，是"自由的動力庫"。教育是一種社會圖式，弗萊捍衛傳統的自由教育的立場。他認為，教育必須貫徹它的功能，必須留在自由神話的領域，一個學者不必協同自己與任何意識形態的關系，忠誠是對社會而不是對社會規則的忠誠。在學術的世界里，真理必須勝過社會目標。弗萊強調大學的范圍不是指帶著圍墻的學校，而是心靈的領域，在那里各種可能性都存在，是一個選擇的地方，一個擁有批評和開放性的地方。文化與大學、與教育具有直接的聯系，文化必須通過大學的講堂才能被吸納進社會，當代文化需要依賴于教育體系。大學講堂是著眼于"自由主義"的教育的，而自由主義教育應在一切意義上都是自由的：它解放思想，它容忍歧見，它把學習的過程升華為一種社會思想。過去存在有閑階級與勞作階級，而現在閑暇與勞作是現代人的兩個方面。因而閑暇成了一個普遍現象，而在弗萊看來，閑暇結構基本上是一個教育結構，因為它要培訓人怎么休閑，怎么玩，是一種技能。弗萊說："由于大學強調的是文化的豐富性，并且致力于超越于個人印象的智力訓練，因而便成了堅持共同的管理方式這一基本前提的主要社會機構，這個前提是人的尊嚴，是內在于我們的所有社會差異之中的權利。"
弗萊認為大學作為社會機構，它不是圍繞社會服務的被動機構，"它必須以詩人的想像力、學者的學識，嚴格探索的紀律和對往事的記憶去正視社會。"一個沒有想像的社會是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而擁有最好想像力的神話與詩歌，都是弗萊所極為重視與推崇的文化構件，詩歌是教育的一個關鍵的方面，它被認為位于社會的中心。
應該說，弗萊的理想化教育的想像功能與文學的想像功能在內涵上還是有所不同的。教育的想像功能更寬泛，更集體化，而且在當今的社會中具有更為重要的建構作用。弗萊多次提到麥克盧漢，他第一個從理論上將人們對這個世界的感覺--即使最為遙遠的人亦可謂之天涯若比鄰，描述為"地球村"。而"地球村"正是媒體制造出"位置感闕失"（no sense of place）的共同體。
弗萊認識到，"某種文化愈是普及，如爵士樂、電影，或與所謂’垮掉的一代’相聯系的詩歌等，它的語匯就越國際化。"這些新的文化構造模式，具有復雜多變的流向和流動，常常越出國家的疆界。一方面，它們不斷地形成新的文化模式與意象，另一方面同時又造成原有社會文化的斷裂與脫節，使用時它們又在重新組合。當今世界的文化形成的構型是根本斷裂的，隨著文化形式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且日漸喪失原有的心照不宣的約定性，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仿佛是無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漢娜·阿倫特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一文中，對此有一個非常有趣而巧妙的譬喻性描繪，她說這個世界"已經失去了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將他們聯系起來和分離開來的力量。這種情況非常怪異，就好比在一次降神會上，一群人聚集在一張桌子周圍，然而通過某種幻術，這種桌子卻突然從他們中間消失了，兩個對坐的人不再被任何有形的東西聯系在一起了。"而此中的"某種幻術"，主要是大眾傳媒。對于世界上無數的觀眾來說，媒體成為了一個集印刷品、電影膠片、電子屏幕和廣告欄目為一體的極其龐雜而又互相關聯的大雜燴。媒體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們能夠向全世界的觀眾提供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的形象、敘事和人種圖景，尤其是用電視、電影和音像磁帶的形式。商品世界、新聞世界和政治世界在這里攪作一團、彼此莫辨了。
媒體制造幻覺，其所建構的想像世界只能是一些空想的、甚至幻覺的客體，那么弗萊的解決途徑就是要用一種正常的、健康的想像進行抵制。
這種想像存在于文學中，更主要是存在于理想化的教育之中。想像成了一個大家普遍關注的變革社會的力量。阿爾君·阿帕杜萊曾說過："在我們今日居住的世界上，想像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一種全新的作用。"弗萊推崇的教育中的想像的內涵與功能與阿爾君·阿帕杜萊的概念是接近的，它具有集體性，是一種共同體觀念，是一種建構集體抱負的觀念。阿帕杜萊對想像的直接概括非常具有現代性。她說："形象、想像物、想像的--所有這些語匯都把我們引向全球文化進程中某種新的批判性的東西：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想像。想像不是幻覺（群眾的鴉片，他們實際的作為是在別處），不再是少數精英的消遣（與普遍人的生活無關），不再是純粹的觀照（與欲望的主體性的新形式無關），相反，想像成了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實踐領域，一種工作形式（即是一種勞動，也是一種有組織的文化實踐），一種主體（’個人’）與全球范圍內決定的可能性之間進行協商的形式。把（在某些背景中的）拼貼游戲與國家及其競爭對手的恐怖與壓制聯接在一起的，正是這種被釋放出來的想像。想像現在成為所有主體形式的關鍵成分。"對于弗萊，無論其小說的還是非小說的話語，其批評的聚焦都在于想像，弗萊的想像的學說與大眾文化也是有所關聯的。
弗萊將大學與教育都看作一種社群。社群是一個頻繁出現在弗萊著述中的字眼。弗萊受哈貝馬斯學說的影響，強調大學作為社群的平等性、開放性與交流性，尊重文化差異。他主張"訓練一種對多元文化有著深刻認識的氛圍中培養起來而且從一開始就在學校受教育并尊重文化和歷史差異的文化參與者，這樣的社群在我看來，頗能理解那些既有差異又不愿以任何方式放棄其立場的文化表達方式。"作為社群的參與者，特別是大學社群的參與者，必須理解和尊重差異，弗萊的這種立場便為他的文化多元主義，為他抵制西方文化中心論與文化殖民的態度，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基礎。
弗萊的文化理論，可謂博大精深，既有宏觀的類似于文明觀的大文化的理論，也有具體的狹義的文化學說，也有直接干預當代大眾文化的理論主張，還有后現代的文化多元主義思想與非中心化觀點。不管怎么說，弗萊的關于文化的學說是豐富的寶藏，其蘊藏的資源，有待開掘，以利于在當今文化斷裂的時代，去尋求文化的勾通與重建，而大眾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注釋：
《諾思洛普·弗萊文論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19頁。
諾思洛普·弗萊《現代百年》（The Modern Century），盛寧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頁，第6-7頁，第21-22頁，第35頁。
New Directions in N. Frye Studies, ed. by Jean O’Grad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45.
"Speech at a Freshman Welcome 19 Sept, 1996," NFF, box 1, file X; By Liberal Things Toronto: Clarke, Irwin, 1959, p. 18-19.
Divisions on a Ground: Essays on Canadian Culture, ed. James Polk, Toronto: Anansi, 1982，p. 81, pp. 81-82.
《文化與公共性》，汪暉、陳燕谷主編，三聯書店，1998年，第84頁，第526頁，第527頁。
《弗萊研究：中國與西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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