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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的民族國家”與“超前的民族國家”
一、“遲到的民族國家”
所謂“遲到的民族國家”，是指德國遲至世界更迭以后的2001年，才真正發展成為一 個正常的民族國家，即擁有內政和外交完全自主權的、統一的、既在客觀上也在主觀上 獲得國際平等的民族國家。
從歷史上和當今看，德國都是一個“遲到的民族國家”。與其它世界大國比起來，它 在國家發展和世界地位等很多方面都落在后面：它統一成為民族國家比別國晚，成為大 國、工業國、殖民帝國或世界大國以及成為共和國或代議制民主國家也都遲于其它國家 ，因此，一種不想再異于他國的平等要求格外迫切與強烈。這種平等要求，對于二戰以 后在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冷戰”背景下成立的西德來說，是其外交政策所要追求的實質 目標，具體表現在爭取國家主權獨立和實現國家統一上；主權獨立和國家統一對其它西 方大國來說已是不成問題的現實，但對1949年建國的西德來說，卻意味著要經歷一場長 達半個多世紀的“長征”。直到世紀更迭以后，德國才既在客觀上、也在主觀上實現了 國際平等這一外交政策實質目標。另外，德國的平等要求不僅限于主權獨立和國家統一 ，而是還有一個更深的價值規范內核，即新建國家也要成為一個同其它西方國家一樣的 民主制國家。這實際上就是西德在1949年開啟的兩個長期歷史過程：內政民主化(政治 價值上皈依西方)和外交一體化(外交戰略上皈依西方)。
德國從政治價值上皈依西方，已經成功實現了。首先，德國“基本法”為新建國家政 體規定了不可更改的四項基本原則：民主制、聯邦制、法治國家和社會國家原則，它們 體現了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即主權在民和天賦人權、法治和權力制衡。第二 ，1949年以后德國開始實行的政治制度，不論在同本國歷史的縱向比較(如與魏瑪共和 國相比)，還是同其它西方國家的橫向比較(如與美、英、法政治制度相比)上，都表現 出自己鮮明的特點，如政黨制度的憲制化、行政制度的“總理原則”、聯邦制度的功能 性聯邦主義，等等。它們既適應了德國歷史和政治文化特點的要求，在實踐中切實可行 ，同時又進一步豐富了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一般理念與實踐。第三，德國政治制度在實 際運作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譬如在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出現所謂“憲法沖突”； 在司法權與立法權之間出現所謂“憲法監督沖突”等。這些問題是德國在非納粹化的民 主建構過程中遇到的前進中的問題，且都已有應對方案和措施，問題也都得到一定程度 的控制或解決�？傊鹨院蟮聡鞣交�(或曰美國化)的非納粹化改造獲得了成功， 德國統一這么劇烈的社會政治震蕩也沒能動搖德國政治制度的根基。德國已經成為一個 與其它西方國家一樣的正常的民主制國家了。
德國西方一體化的第二個歷史進程是從外交戰略上皈依西方，它的實現如同前者一樣 也是大勢所趨，西德必須在外交政策上“一邊倒”，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然而 ，西德并不是一個只能/會對國際體系作出機械反應的被動客體。如何決策，西德是有 一定選擇余地的，特別是要處理好其外交政策的三大矛盾或平衡問題，即對法關系和對 美關系之間的平衡；國家利益(加入西方一體化)和民族利益(德國統一)之間的矛盾；對 蘇關系與對西方盟國關系之間的矛盾。
西歐/方一體化政策是西德開國總理阿登納從1949年至1963年14年執政時期的一項主要 外交政策，政策的重點是法國。這既是地理與歷史因素之需要，也是法國二戰以后在四 大戰勝國中持最強硬的德國政策決定的。阿登納將“政治是可行性藝術”奉為其外交政 策行為準則，從西德所處地位的現實可能性出發，循序漸進、適度靈活、著眼于發展地 選擇最佳可行性道路，從參加魯爾國際署到歐洲煤鋼共同體，從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到參與創建歐洲經濟共同體等；阿登納不僅一步一步地實現了本國的主權平等和全面復 興，而且還為德法和解以及促進西歐一體化事業發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西歐/方一體化政策要求西德必須同時處理好其國家利益同民族利益的矛盾以及發展對 蘇關系同發展對西方盟國關系之間的矛盾，因為，德國統一目標隨著西方一體化政策的 成功不是更加接近而是更加遙遠了；同蘇聯改善關系也引起西方盟國，特別是美國和法 國的種種疑慮與不安。這些矛盾在東西方兩大集團對峙的冷戰條件下不可能根本解決， 勃蘭特政府的“新東方政策”只能是對阿登納的西歐/方一體化政策進行補充、而不是 替代；與東德建立和發展關系必須在牢牢立足于西方聯盟的前提之下；處理對蘇關系， 西德也必須首先堅定不移地維護西方聯盟的總體利益和團結，然后再謹慎而又不失積極 地發展對蘇關系。德國的西方政策是其安身立命的根基，即使1990年德國統一，也不是 走中立化道路，而是繼續立足于歐盟和北約，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法國和美國關系出現矛盾與裂痕，譬如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等，使德國的西方聯 盟政策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阿登納總理在執政后期失去了對法、對美關系的 平衡，他過分靠向法國戴高樂，不僅得罪了美國，還激化了二戰以后德國(同英國一樣! )一直存在的所謂較為親法的“歐洲派”(戴高樂派)和較為親美的“大西洋派”之間的 矛盾。這兩派之間的爭斗，從來沒有停止過，德國1990年重新統一以后依舊如此。但是 ，德國統一卻使原來德國的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之間的矛盾得以徹底解決，德國獲得了 其內政、外交的完全自主權。值得注意的是統一德國對東歐政策，德國著名國際政治學 教授海爾加·哈甫騰多恩(HelgaHaftendorn)認為：德國的東歐政策已經隨著冷戰結束 而出現質的新變化，即已處在與德國的西歐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注：HelgaHaftendorn,KontinuitaetundWandeldesaussen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prozessesin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in:
PolitischeVierteljahresschrift,Sonderheft30/1999,S.254—255.)
應該重申的是：地理和歷史是決定一國外交政策恒定不變的因素，德國地處歐洲中心 的地緣政治形勢對其外交思想影響是有延續性的，俾斯麥開創的德國東方政策與西方政 策平衡貫通的傳統同樣具有延續性。然而，另一方面也應看到：二戰以后西德外交政策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逐步形成新的傳統，即立足西方；經貿立國；諒解、合作與多邊 主義；優先采用非軍事手段解決國際沖突等。問題在于，在冷戰結束、德國統一的全新 的歷史條件下，德國外交政策的老傳統是否會蓋過新傳統，1949年開始的同時含有兩個 歷史進程的西方一體化成功實現以后能在21世紀繼續堅持和獲得鞏固嗎?
關于德國西方一體化的鞏固問題，可以從德國外交決策和國內社會基礎等方面來看�！≡谕饨粵Q策的理論層面上，德國在“后冷戰時期”對“新世界政治”結構模式的根本看 法是“復合性相互依存”；德國不僅屬于這種世界相互依存體系，而且對它的依賴程度 很高；德國的地理位置、經濟與安全利益結構等決定了任何國際危機都會直接而深刻地 危及它的利益，因此，德國對于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穩定極為關注，其大國作用的設計和 發揮也是以此作為主導。
在德國外交決策的操作層次上，已經出現了愈來愈國際化、特別是歐洲化的趨勢。隨 著德國社會生活愈來愈與歐洲一體化緊密融合，德國的歐洲政策已經成為一項包羅萬象 的首要任務，對原有外交決策結構進行調整與更新就勢之使然了。德國聯邦議院設立歐 洲聯盟事務委員會，就是這方面的重要舉措，對于加強外交決策的民主合法性也意義重 大。
不僅德國的外交決策發展歐洲化，德國二戰以后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也出現了歐洲化 趨勢，“馬克體系”歐洲化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德國市民社會在歷史上的蛻化，曾為�！√乩占{粹主義產生準備了社會溫床。這是德國歷史學泰斗弗里德里�！溎丝�(FriedrichMeinecke)1946年提出的尖銳命題。依此思維邏輯，二戰以后德國市民社會 的形成與發展，也為非納粹化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建成與鞏固提供了社會基礎。德國市民 社會及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構大約經歷了二、三十年時間，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逐步 獲得鞏固。德國外交政策連續性的國內基礎，還包括德國政治精英和廣大民眾對西方一 體化外交政策的態度，在這方面，學者和政治咨詢者以及執政黨和反對黨具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他們在外交決策與實施過程中的各自角色與地位不同，所關注的問題和所提供 答案的角度也迥然有異；但是，他們對統一德國外交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一個公分母，那 就是贊同德國實行多邊主義外交政策，主張德國繼續在現有一體化機構(特別是歐盟與 北約)中發揮作用。
總之，德國對新世界政治結構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決策上的歐洲化趨勢，德國市民 社會、利益多元主義和民主政治文化的發展，國內對實行西方一體化和國際多邊主義外 交政策的廣泛共識等，都保證了統一德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誠然，統一德國在“后冷 戰時期”已經突破曾堅持幾十年之久的“軍事克制政策”，不再將使用武力和參與北約 轄區以外世界范圍軍事維和行動視為禁區，招來世人極大關注甚或不安。
突破軍事克制禁區，是德國外交政策在“后冷戰時期”發生的重大變化；這一變化屬 于德國外交政策“正常化”范疇；這種“正�；钡母淖兣c1949年以后德國外交政策連 續性的堅持具有高度實質上的一致性，即爭取德國平等目標的實現；平等目標具有客觀 的和主觀的意義，客觀意義上的平等目標已經伴隨德國主權獨立和國家統一而告實現； 主觀意義上的平等目標，主要是德國通過對“克制文化”進行反思，在1998年上臺執政 的紅綠聯合政府領導下突破原來禁區以后實現的。以2001年“9·11”事件以后德國聯 邦國防軍參加國際反恐戰爭為標志，德國始自1949年的以平等為實質目標的“正常化長 征”宣告結束。
二、“超前的民族國家”
德國遲到2001年，才發展成為一個與其它國家一樣的正常的民族國家。然而，當它已 將承擔未來責任置于首要地位時，它是以一個“超前的民族國家”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 的。所謂“超前的民族國家”，是指作為民族國家的德國這時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而 是“超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注：國際上流行的概念是“后現代民族國家”或“后( 現代)民族(國家)性”(postmodernerNationalstaat,postnationaleldentitaet)，如 德國歷史學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Niedhart)1997年撰寫的一篇論文題 目就是：“德國外交政策：從有限主權的部分國家到后現代民族國家”(載于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B1-2/1997,S.16ff)。他認為：在歐洲大國圈子中，德國 所體現的“后現代民族國家”形式最為發達。前荷蘭駐波恩大使也持這種觀點，并曾呼 吁：德國應堅持其“后民族國家”取向；其它國家不要干擾這一進程，而應效仿德國人 做法，也致力于發展自己國家的“后(現代)民族(國家)性”。我在這里采用“超現代” 說法，意思同“后現代”說法一樣，只是想強調德國走在別國前面的“超前”現實，與 “遲到”的問題形成對比。)對外奉行的不是現實主義的“權力國家”外交政策，而是 具有“文明國家”內核的“貿易國家”外交政策。具體來說，在2001年“9·11”恐怖 襲擊事件以后世界歷史發展新時期，統一德國外交政策的新任務是“國際秩序政策”； 德國已經成為西方繼美國之后或不同于美國的“國際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為體。
1、德國21世紀外交政策新任務
德國21世紀的外交政策新任務是“國際秩序政策”(internationaleOrdnungspolitik )。它是德國在2001年“9·11”以后世界歷史發展新條件下提出的，同德國著名國際政 治學教授漢斯·W·毛爾(HannsW.Maull)10年前提出的“國際政治文明化”具有直接聯 系。
毛爾在1992年提出“國際政治文明化”的直接歷史背景是：國際形勢巨變、蘇聯解體 、冷戰結束。在他看來，它們不僅宣告二戰以后時期的結束，而且還意味著17世紀以來 形成的民族國家世界體系的終結。因此，對國際政治一系列現實主義的傳統觀點、看法 、概念如民族國家主導、主權獨立至上、權力與利益追逐、軍事安全優先、外交政策脫 離社會等已經不合時宜，由此而來的國家安全戰略方案如均勢、遏制、威懾等也急需修 正�？傊�，必須對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進行新思維，首先打破國際政治孤立性看法，從 政治的整體性(即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面臨同樣的挑戰!)出發，致力于實現國內和國際 政治兩個文明化。(注：毛爾在他1992年發表的論德國新的“文明國家”外交政策中， 提出14條論綱。這是第1和第2條論綱內容。詳見HannsW.Maull,ZivilmachtBundesrepublikDeutschand-VierzehnThesenfuereineneuedeutscheAussenpolitik,in:Europa-Archiv,Folge10/1992,S.269—270.)
同“國內政治文明化”已在世界上獲得很大發展相比，“國際政治文明化”進程艱難 而緩慢，地區發展也很不平衡。盡管如此，毛爾對國際政治文明化的發展前景是抱樂觀 態度的，認為冷戰結束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必須將國內社會、政治文明化 進程轉向國際政治領域，致力于國際政治的和平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正合理化。( 注：詳見毛爾論綱4，第271—273頁。)然而，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打 破了10年前這種理想主義的樂觀設想!(注：不少人在驚恐之中預言或評論道：“9·11 ”事件可與1945年二戰結束和1989年“柏林墻”倒塌的意義相提并論；恐怖襲擊的煙云 猶如56年前世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一樣，宣告了世界歷史新紀元的到來。參見 “GrundlinienderneuendeutschenAussenpolitik”,RedevonDr.LudgerVolmer, StaatsministerinAuswaertigenAmtvordem“PolitischenForumRuhr”am12.11 .2001.)安全問題重又成為人們關注的首要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爾再度撰文論 述德國的“文明國家”外交政策問題，指出：全球化進程及其后果迫使世界政治必須采 取新的應對措施，以對付“不僅美國、而且還有德國和整個文明世界面臨的威脅”；只 有推行一項全面的“國際秩序政策”才能有效對付新威脅，這也是德國外交政策在新時 期面臨的新任務。(注：HannsW.Maull,InternationalerTerrorismus.Diedeutsche AussenpolitikaufdemPruefstand,in:InternationalePolitik12/2001,S.3)
毛爾在“9·11”事件以后提出的“國際秩序政策”同其90年代初期倡導的“國際政治 文明化”相比，乍看起來相距甚遠，可仔細審視一下，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措 辭謹慎了(當務之急是國際反恐斗爭，恢復世界秩序)，可實質內容卻具有根本一致性�！∈紫仁莾烧叨紡恼蔚恼w性出發，主張打破國內、國外政策界限；在國際關系中樹立 新的國際行為準則，依據不同情況，對發生危機或沖突的國家/地區采取諸如相互監督 、核查、法律調解、直至向危機沖突地區派遣國際維和部隊等措施。
其次是安全內涵的廣義性和不可分性�！皣H政治文明化”的論點是：實現這一目標 的前提條件是西方發達國家要重視東方與南方國家的發展；倘若這些地區文明化發展脫 鉤、世界貧富懸殊擴大所導致的后果如社會動蕩、逃亡、核武器擴散等，最終也會威脅 到發達的文明國家自己；西方發達國家對外關系要以普世的利益規范為主導，而不是以 自身的特殊利益為指針。(注：這是毛爾1992年文章中的第3和第4條論綱內容，第271— 273頁。)同理，“國際秩序政策”在指出國際沖突新形式(如恐怖主義的自殺性攻擊等) 以后，也進一步強調說：要對付這些威脅，需要有實現政治民主和與經濟繁榮的俄國、 需要有巴爾干和近東地區的持久和平、需要有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和非洲地區的持續發 展等等，總之要改善在全球化過程中已經處于不利地位人們的境況。(注：毛爾文章(20 01年)，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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