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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新歷史主義“文史合一”觀的形成
分析新歷史主義“文史合一”觀的形成
一、 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理論缺陷及
新歷史主義對此二者的糾正
（一）歷史主義的理論缺陷及新歷史主義對它的糾正
西方的小說在18世紀產生以后，離開哲學而向歷史靠攏，文學和歷史比它們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聯系得更緊密了，西方18世紀，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哲學方法開始產生和發展，18世紀德國理論家赫爾德受到了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并做出重要發展，在其巨著《關于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和《關于促進人性的通信》中，他提出，人類社會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又遵循一定的發展規律，各種社會現象都是歷史的產物。赫爾德第一個把自己的這種理論稱之為“歷史主義”，所謂歷史主義，指研究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學史的歷史哲學方法，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意大利的維柯、法國的盧梭、德國的赫爾德、黑格爾、英國的柏克以及現代歷史哲學家柯亨、克羅齊、狄爾泰、斯賓格勒等。盡管他們在立論基礎、研究視域以及邏輯命題上不盡相同，但對于歷史主義基本內涵的理解上大致趨同：強調歷史的總體性發展觀，尊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必然性，堅持任何對社會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須建立在關于人類歷史的深思熟慮之上。
在文學觀念上，這種歷史主義程度不同地認為：歷史是文學文本闡釋的語境，是一個既外在于文本又穩定可靠的闡釋基礎；在文學批評中，它注重文學文本的背景語境研究，把文學看成一種歷史現象，從文學文本所依托的歷史背景材料（包括種族、環境、時代等）出發對文學文本進行說明；同時重視作家傳記研究，把文學看作創作主體某些特殊的內在因素的投射，通過對作家的人生經歷、審美情趣、個性氣質和思想觀念的發掘而解說文學文本。應當說，這種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方法是人們研究文學的主要方法之一，在某些時期甚至是占有絕對統治地位的文學研究方法，據此，人們獲得了許多重大的研究成果，直到現在，社會—歷史批評仍是人們認識文學現象的一種重要方法,其地位和影響不可低估。
但是，大多數持有歷史主義觀點的歷史學家多未能對歷史認識活動本身進行徹底反思，這使歷史主義在操作過程中日益程序化，使其歷史決定論、歷史目的論和歷史實證論的局限更加突出，甚至通過極端的理論主張和批評實踐不同程度地走向了歷史主義的對立面。在文學批評方面，這種傳統的歷史主義批評所引出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甚至被當成文學作品的唯一意義。舊歷史主義文學批評是反思性的、實證性的，它所關注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認為在文學作品之外，有一個真實的具體的歷史，而文學作品只是對這個真實而具體的歷史的一種反映，歷史作為一種客觀真實決定了文學的存在和文學的內容。我們對這一套已經爛熟于心，再也不能產生任何新鮮感了。
總之，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在于：歷史是客觀存在的，盡管生活于現代的人們不可能親身去經歷已經過去的歷史，但歷史的事實和過程可以通過客觀中立的研究主體和中性透明的手段工具（語言）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然而這種歷史觀卻成了新歷史主義批評火力的主要焦點。“新歷史主義認為，這種歷史觀恰恰是‘非歷史的’，正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在歷史研究中的體現。”[16]（P183）新歷史主義認為，作為研究主體的人，要做到客觀中立是不可能的，因為人總是具體的社會歷史中的人，總是要受一定的意識形態觀念的支配，根本就不存在普遍的超歷史的主體、人性。在這一點上，新歷史主義的觀點恰恰是歷史主義的，是經得起推敲的。關于主體和社會結構的關系，新歷史主義認為，主體是受結構的制約的，絕對不會有那種原發性、自主性和獨立性的主體，新歷史主義不僅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和社會結構的關系，而且將當時美國政壇的最重要的人物——里根總統納入了研究視野，指出“羅納德•里根顯然產生于一個更巨大、更久遠的美國結構——不僅是權利結構、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主義和軍國主義，而且是美國式的娛樂、消遣和趣味的結構。這個結構造就了我們為自己建造的住所，我們報道新聞的方式，我們在電影和電視中消費的幻想作品，我們所欣賞的、特有的種種節目。”[17]（P37）既然主體是特定的社會結構的產物，任何人不可能擺脫社會結構及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對他的束縛和制約，我們又怎么能幻想有一個客觀中立的主體存在呢？
對于傳統歷史主義的語言觀，新歷史主義也進行了反駁，新歷史主義深受本世紀初的文藝理論語言學轉向的影響，運用語言學理論去研究歷史，在新歷史主義看來，語言同樣是社會的產物,它只是眾多事物中的一種，與其它事物一樣，在本質上都不具有透明性，不可能成為衡量其它事物的尺度，因而語言不可能再現事物，過去之所以把“再現功能”賦予語言，是因為人們相信語言在某種程度上能再現事物的秩序這一假設。新歷史主義吸收了�？碌�“話語”理論，話語（discourse）是比索緒爾的“語言結構”和“言語”更多的東西，它包括說話人、受話人、本文和語境等多種因素。任何話語都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話語是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的，任何話語規則的背后其實都體現著話語規則制定者的權力意志，因而話語的真實性就會大打折扣，而其主觀性、虛構性卻體現出來，因而傳統歷史主義認為語言是中性透明的手段或工具的觀點就值得懷疑，要求語言能絕對客觀真實地再現歷史就無異于緣木求魚。
新歷史主義對傳統歷史主義進行了反駁，從而動搖了傳統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使其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歷史觀的局限性暴露了出來，打擊了那種客觀主義的虛假信念，從而尖銳指出：真相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不可能有一部絕對真實表現過去的歷史，而只能有各種關于歷史的解釋。概言之，客觀中立的主體和中性透明的語言都是不存在的，因而體現在文本中的歷史具有主觀性、虛構性，和歷史事實不可能是一回事。
（二）形式主義的理論缺陷及新歷史主義對它的糾正
20世紀初，在俄國以雅格布森為領袖的莫斯科語言小組和以什克洛夫斯基為代表的“詩語會”成立后，俄國形式主義也相繼產生了。形式主義者認為作品的唯一代表是它的形式，作品因素的組合及其方式是它的全部意義和生命，在他們看來，文學性，即那個使某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是至關重要，而作品的歷史蘊涵則微不足道，因而作品與歷史和時代的關聯也就無須關心。“文學理論是研究文學的內部規律，如果用工廠方面的情況來作比喻，那么，我感興趣的不是世界棉紗市場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紗的只數和紡織方法。”[18]（P79）這或許是對形式主義所關心問題的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明。
流行于20世紀的英美新批評派，是形式主義更激進的表現，新批評把本文看作與作者的意圖、讀者反應和社會環境無關的純粹形式，試圖將批評的眼光僅僅局限于孤立的文本，在結構主義者看來，文學是一個完整的、自足運轉的語言系統，作為“言語”的個別文學作品在這個“語言系統”中得以生成、運動和解釋，而“本文化”，結構主義以靜止、孤立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系統和本文，認為本文就是由簡單的語言形式因素構成。而解構主義則認為“文本之外一無所有”，徹底斬斷了文本與社會的聯系，強調文本間關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熱衷于從文本的裂隙和蹤跡中尋繹壓抑語型和差異解釋。
形式主義是對傳統歷史主義的一種挑戰，傳統歷史主義過于強調文學的外部規律，過于注重文學與社會環境、政治的關系，把歷史當成文學文本的反映對象和背景，往往結合外在因素來闡釋文學文本，忽視了文本自身具有的美學價值，歷史主義自身的程序化，其歷史決定論、目的論和實證論使文學研究也走向了僵化，喪失了活力，變得氣息奄奄。形式主義就是要回到文學的“內部研究”，將文本作為研究的中心，克服歷史主義的一些極端的做法。但是，形式主義過于強調對文學的形式的研究，甚至完全割裂了文學文本與社會、歷史、政治的聯系，于是也走向了極端、片面，形式主義者僅僅進行狹義的語義分析和作品內結構解讀，使文學研究除了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發展以外，整體研究方面出現了視界狹小，研究方法瑣屑，成果十分有限的情況。
新歷史主義對形式主義批評進行了清算，他們將形式主義顛倒的傳統再顛倒過來，重新關注藝術與人生，文本與歷史，文學與權利話語的關系，試圖恢復在文學研究中被形式主義批評所放逐的歷史之維。“歷史主義的危機是歐洲人喪失精神本原和價值關懷后非歷史和反歷史的必然結果。后現代主義思想發展史，就是一部顛覆歷史意識、歷史敘事，否定目的論、因果律、階段說和理性啟蒙，解構主體、意義、元話語的歷史。這一歷史標明，元哲學命題、歷史知識的合法性成了問題并遭遇到危機。在‘非歷史化游戲’的邊緣地帶，新歷史主義參破了解構主義矯枉過正而抹殺歷史的做法，于是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張揚歷史化、意識形態化，以破除文本中心論和語義操作論，糾正文學的偏激化，挽救正在消隱的主體和歷史。”[19]（P203）新歷史主義絕不是對傳統歷史主義的一種徹底的回歸，它對歷史的理解已不同于傳統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它是在后現代社會文化的浸染下成長起來的，已經受到了后現代社會各種形式主義批評尤其是后結構主義的深刻影響。但是，新歷史主義又畢竟是一種“歷史主義”，不能不與以往的歷史哲學、方法、文學批評觀念發生聯系，它旨在打通歷史語境和文學文本之間的關聯，把歷史語境和文學文本、創作主體和批評主體都分別視為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一個功能，因而新歷史主義的出現是對后現代主義非歷史化極端化傾向的反擊。
二、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及其理論特征
（一）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
作為一種在后現代社會文化氛圍中興起的“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更多的被當成一種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一種切入作品的角度或方式，新歷史主義是一種實踐而不是一種宗旨或有系統的理論，它的實踐者很少談理論，甚至還表現出某種“反理論”傾向。但是新歷史主義畢竟是在后現代社會中各種理論思潮影響下形成的產物，因而有必要理清一下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來源，才能真正認清新歷史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有利于我們理解新歷史主義對文學和歷史二者關系的論述。
新歷史主義實際上是后現代社會文化各種理論的一種拼貼，理論來源非常龐雜，是個“大雜燴”，傳統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構成了塑造新歷史主義的兩極，處于其間的各種理論都或多或少地參與了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形成過程，其中有美國的文化解釋學、英國的文化唯物主義、法國的新歷史學派、新解釋學、新馬克思主義及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有結構主義關于語言符號及話語敘述的理論，有讀者反應批評關于“意義誤讀”的學說和后現代主義邊緣化策略等。具體說來，新歷史主義主要有這樣幾種重要的理論來源：1.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有關思想；2�？碌臋嗔﹃P系理論；3解構主義文無定論的思想（即認為文本是一系列永遠互相碰撞的符號，強調“互文性”或“文本互涉”）4克利弗•吉爾茲(Cliff Geertz)為代表的文化人類學的影響（例如強調“厚重描寫”）。當然，對新歷史主義歷史觀的形成貢獻最大的還是福柯的后結構主義歷史觀以及解構主義的文本的不確定性觀點。
米歇爾•福柯是法國思想家，他的研究領域是人類思想文化史，他的學說代表了一種新的歷史觀，向傳統歷史觀發起了挑戰。福柯試圖探索作為一種文化載體的“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社會中的整個社會機制、慣例或習俗之間的關系，即所謂“話語”（discourse）。他的這種話語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從社會機制上找出致使某種特定意義形成的規律，即指出致使形成某種知識形態的規律；也就是要考察我們今天所謂的“知識”究竟是如何產生的，而產生這些“知識”的社會條件又是什么。他認為話語是權力與知識的交匯之處，話語實踐體現著權力關系�；诖�，他通過話語研究考察“知識”的產生條件和產生過程，并緣此拆除了迄今為止對于西方文明傳統的一整套“歷史敘述”，他將“斷裂”和“差異”兩個極具顛覆性的概念打入傳統歷史觀念，斷定歷史是一種對于千差萬別的話語活動的呈現。人們所獲得的某種統一性、連續性的歷史敘述或歷史“知識”，實際上都是經過具有約束性話語規則選擇、排斥并將差異和裂隙抹平以后的結果，必須洞穿歷史的這種深層本質才能看到隱藏在歷史背后的與權力和利害緊密相關的“非客觀性”。“‘斷層’和‘差異’這些概念一旦嵌入歷史，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就不復存在了。‘歷史’不再被當作一種客觀的存在，而僅僅是一種‘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從‘歷史’到‘歷史修撰’，一個關鍵的變化就是‘歷史’的‘文本性’被突出，原先一個大寫的、單數的‘歷史’被眾多小寫的、復數的‘歷史’取代了，放在人們面前的‘歷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歷史’，歷史既是文本，它也就應該受制于文本闡釋的所有規則。這種后結構主義的歷史觀，其影響雖然首先表現在歷史學領域，但它很快就從文化思想史蔓延到了文學史和一般的文學批評中。所謂新歷史主義的批評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思想背景下萌生崛起的。”[20]
�？碌暮蠼Y構主義歷史觀直接影響著新歷史主義者歷史觀的形成，當新歷史主義者將歷史當成一種話語敘述或文本時，歷史敘述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任何語言構成物的虛構性，從而和歷史代表客觀真實，文學代表虛構的傳統觀念區別開來，歷史作為話語實踐和文學文本一樣具有虛構性，不再只是歷史高于文學，文學必須向歷史靠攏，而是將歷史和文學等量齊觀，歷史也要向文學靠攏，最終走向新歷史主義的文史相通、文史互濟，“文史合一”。
有不少新歷史主義者強調自己是對形式論的解構主義的反撥，似乎新歷史主義和形式論的解構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實際上，處在后現代社會中的新歷史主義已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后結構主義的影響，這些新歷史主義者所聲稱的新歷史主義與后結構主義之間的分歧其實并不是這樣的涇渭分明，“解構主義對‘邏各斯中心’的批判，不斷把自身推向邊界，最后也就超出了為自己所劃定的囚牢。這個囚牢的邊界有兩道，一是本文與意義之間的阻隔，二是本文與其外部現實或歷史的籬障。這樣，在70年代后期之后結構主義那里，在德里達已經隨著‘飄動的能指’滑向了自己最后的邊界——向現實的實踐滑去，特別是�？赂黄屏�“共時態”的禁錮，通過《性史》、《知識考古學》明顯地向‘歷史’的考察傾斜。”[21]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對新歷史主義的影響可見一般。
（二） 新歷史主義的理論特征
如前所述，新歷史主義是各種理論思潮的“拼貼”，新歷史主義不固步自封、循規蹈矩，對各種理論學說采取一種兼容并蓄的態度，這使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來源顯得十分龐雜，同時也使它具有一種開闊的視野，而這對突破形式主義狹隘的研究視野是非常有效的。“新歷史主義批評不循規蹈矩，大膽跨越歷史學、人類學、藝術學、政治學、文學、經濟學等各學科的界線，因此也有人泛稱其為‘跨學科研究’”[22]（P18）這種“跨學科研究”使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能夠吸收各種理論的長處，“這就最終導致了新歷史主義的語言觀和歷史觀成為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型，闡釋學的文本開放性，后結構主義的‘游戲’和‘非中心化’，�？碌脑捳Z與權力，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與再生產等理論的綜合或‘拼貼’，一個缺乏統一性支撐的理論碎片的‘拼貼’。”[23]當然，新歷史主義者也認識到對批評實踐進行理論系統總結的重要性，并且在批評實踐中加強了理論總結的力度，這使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形態逐漸完善起來。
新歷史主義是開放的、多元的，它受到闡釋——接受美學的影響反對將文本的意義封閉在客體對象之中，它認為文本的意義存在于文本與讀者動態交流的不確定過程中，文本的意義不是靜止、孤立、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發展的，文本產生之后，它就不再受作者的控制，各個時代的讀者對同一文本會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闡釋具有主體性，文本自身有“歷史性”。由此，對文本意義的探尋，從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走向諸中心，由闡釋的一元論和絕對主義走向多元論。新歷史主義繼承了解構主義反對永恒意義和恒定結構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否認任何內在結構和中心，認為文本是一個無“中心的系統”，無任何終極的確定的意義。這樣，新歷史主義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就使一些本來相互矛盾的理論得以共存。19世紀，西方文藝理論界中的歷史主義和非歷史主義并存，但是到了20世紀，形式主義則似乎統治了西方文壇，對各種形式主義來說，文本是獨立的、自主的，是文學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對象，這樣作者就被排除在文學研究的范圍之外，新歷史主義者重新關注主體、歷史，格林布拉特在《文藝復興時期自我的形成：從莫爾到莎士比亞》中完成了作家主體的定位，另一位新歷史主義者蒙特魯斯在其《文化的詩學與政治學》中指出：“文化詩學”的趣味和技巧既是歷史主義的，又是形式主義的。這樣，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就共存于新歷史主義中，從而使得新歷史主義具有一種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新歷史主義是一種實踐而不是一種宗旨或有系統的理論，這使新歷史主義具有“實踐性”，新歷史主義最初是一種闡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文本歷史內涵的一種文學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者將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文本和歷史事實以及其它文化文本進行并置閱讀,往往能挖掘出新的歷史內涵，他們最終是在實踐中完善和充實了自己的理論，盡管這種理論仍然是不夠系統的。
新歷史主義具有一種文化的政治學屬性，使文學和文學史研究成為論證意識形態、社會心理、權力斗爭、民族傳統、文化差異的標本。新歷史主義帶有明顯的政治化批評的特征，它在思想文化領域對社會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則加以質疑，指示出這種復雜社會狀況中文化產品的社會品質政治意向的曲折表達方式。新歷史主義還具有一種歷史意識形態性，文學在文化中具有顛覆和抗爭性作用，文化顛覆就是一種文化通過策略向主導意識形態挑戰，進而去重寫文化史。
三、新歷史主義“文史合一”觀的提出
（一）海登•懷特的歷史敘述理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已經了解了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及其特征，明白了福柯等人的后結構主義歷史觀對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及其“文史合一”觀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而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的歷史敘述理論是新歷史主義“文史合一”觀形成的關鍵。
在其重要著作《元歷史：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中，海登•懷特認為，“每一部歷史文本都呈現為敘述話語的形式，它包括一定數量的“素材”和對這些素材作出解釋的理論概念，它還必須具備表現這一切的一個敘述結構，也就是用語言把一系列的歷史事實貫穿起來，以形成與所敘述的歷史事實相對應的一個文字符號結構，敘述結構的作用則是讓這些歷史事實看起來象自然有序地發生在過去。”[24]但是除了這個敘述結構之外，懷特認為在這個歷史文本的表層以下，還存在一個潛在的深層結構，他認為這個歷史文本的深層結構在本質上是詩性的，并且具有一切語言構成物的特性，所謂歷史的深層結構是詩性的，也就是說，歷史從根本上不能脫離想象這個因素，而說歷史具有語言構成物的特性，也就是說歷史在本質上仍是一種語言的闡釋，它帶有一切語言構成物所共有的虛構性�？偠灾�，歷史在本質上具有想象性和虛構性，這一點和文學非常類似。
我們認為，懷特的這一觀點深受�？碌暮蠼Y構主義歷史觀的影響，因為在福柯看來，歷史是一種文本，一種話語，作為一種話語寫作的歷史敘述，必須遵守話語寫作的規則，而話語寫作的規則是如何制定的呢？�？抡J為，這種規則絕對不是隨意制定的，話語規則的制定被權力所左右，是權力關系各方面“協和”（negotiation）之后的產物，因而歷史敘述實際上被權力暗中控制、操縱，體現著話語規則制定者的權力意志，既然如此，那么這種歷史敘述所記述的“歷史”，其“客觀性”就必然會大打折扣，它只是一種體現了話語規則制定者主觀意志的歷史。也就是說歷史敘述已經深深地卷入了意識形態的旋渦，以前作為科學形態之一的歷史所具有的真實性、客觀性在此受到了懷疑，而作為語言構成物所具有的虛構性、想象性特征卻被突現了出來。
在此基礎上，懷特更進一步，系統地提出了歷史話語在進行自我解釋時所采用的策略，即：形式論證、情節設置和意識形態意義。在每一種解釋策略中，又有四種相對應的方法可供歷史學家選擇：供形式論證選擇的是形式主義、有機主義、機械主義和語境論，供情節設置選擇的是傳奇、喜劇、悲劇和反諷等原型；供意識形態選擇的是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
懷特進而認為，歷史話語作為一種敘述話語，其實早在敘述前就已經先行選定了所需要的某一種或幾種“先類型的情節結構”（pregeneric plot structure）,換言之，歷史話語也離不開“情節設置”，與文學話語一樣，歷史話語所采用的其實無非也就是浪漫傳奇、喜劇、悲劇和反諷等這樣一些敘述程序。
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話語轉喻論》中，海登•懷特終于提出了將文學和歷史等量齊觀的重要觀點，從而走向了新歷史主義的“文史合一”的歷史敘述論。首先，懷特指出歷史話語之所以不同于科學的敘述，而更傾向于文學敘述，在于歷史敘述的修辭化傾向，懷特從維柯那里借用了四個關鍵詞：隱喻、換喻、提喻、諷喻，以說明歷史敘述向文學敘述轉化的特征；其次，懷特徹底拆除了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之間的樊籬，將文學和歷史等量齊觀，合二為一，他認為：“歷史作為虛構形式，與小說作為歷史真實的再現，可以說是半斤八兩，大同小異。因為‘事實’不等于‘真實’，而是事實與一個觀念構造的結合，歷史話語中的‘真實’依存于那個觀念構造物。”[25]（P122-123）這樣，海登•懷特就由此認為歷史敘述與文學創作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因為歷史敘述的客體雖然是過去的事件，但是歷史學家在敘述過去的事件的過程中，總是要在事件之間建立某種聯系，使其納入一種前因后果的框架之中，這樣，事件就不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了各種聯系，因而一個個孤立的事件就成了貫串在一起的故事，也就是說，歷史敘述的運作方式是“編織情節”，即從時間順序表中取出事實，然后把它們作為特殊的情節結構而進行編碼，這種編織情節的方式與文學話語的虛構方式幾乎一模一樣。通過這種情節編織，在事件之間建立聯系，把事件變成故事，在歷史文本中，歷史事件只是整個故事的一種因素。在歷史敘述中，“事件通過壓制和貶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通過個性塑造，主題的重復，聲音和觀點的變化，可供選擇的描寫策略，等等——總而言之，通過所有我們一般在小說或戲劇中的情節編織的技巧——才變成了故事。”[26]（P22）既然歷史敘述和文學創作都是在編織故事，那么文學創作中所具有的想象性、虛構性和情感性的因素在歷史敘述中也都會出現，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將歷史與文學等量齊觀，從而使歷史和文學走向同一。傳統歷史主義認為歷史代表“真實”，而文學代表“虛構”，兩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到了新歷史主義這里，文學和歷史的傳統樊籬已經被徹底打破了。我們來探究海登•懷特的歷史敘述理論，確實可以發現其中的合理因素，文學和歷史確實具有極大的交融性、互滲性、相似性，不然我們何以理解不同的史家治同一時期的歷史會呈現相當程度的相異性呢？這是由于史家的主觀因素指導下編織歷史事件的方式也不同的緣故。據此，我們可以說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層面，封閉之門已經打開，我們到底將生活在真實中還是將生活在虛構之中呢？
（二）蒙特洛斯對新歷史主義的界定：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
美國學者詹姆遜曾指出：“依照阿爾都塞‘不在場的緣由’的說法也好，拉康的‘真相’的說法也好，歷史都不是一個文本（text），因為從根本上說，歷史是非敘述的，非再現的；不過，我們又可以附帶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歷史是無法企及的，或換句話說，只有通過先文本化的形式，我們才能接觸歷史。”[27]（P70）在這里，詹姆遜一方面承認“歷史是非敘述的、非再現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人們所能接觸到的歷史，都只能是具體的、文本化的歷史，而不是過去了的事實，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回到過去，現代人對過去了的歷史不可能親歷親為。既然非敘述性的歷史已不可能得到，新歷史主義就將歷史等同于文本，或者說歷史只存在于文本之中，在這里，我們明顯的可以看到后結構主義對新歷史主義的影響，這使它有別于傳統歷史主義，但是話又得說回來，新歷史主義畢竟又是一種歷史主義，在新歷史主義者看來，任何文本都具有歷史性，都屬于特定的歷史，文學文本也不例外，新歷史主義也因此而區別于后結構主義。在此基礎上，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蒙特洛斯對新歷史主義提出了一種頗為對稱的界說：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我們有必要通過對這一界說的分析來認識新歷史主義的“文史合一”觀是如何形成的。
所謂“文本的歷史性”，是指任何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會歷史性，是特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的產物，因此闡釋者應該探索“文學文本周圍的社會存在和文學文本中的社會存在”。[28]（P6）同時，任何一種對文本的解讀活動，都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歷史性，都只有通過歷史才能發生。文本擁有時間意義和時間內容，它隨時間推移而變化，從而使自身成為一個動態開放的、未完成的存在，因而文本的不斷被重寫和重構是一種必須和必然，也就是說，文本的產生及對文本的解讀都是一種歷史活動，具有歷史性，各個時代都有可能對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讀。
“歷史的文本性”也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只有憑借保存下來的文本，人們才有可能了解過去，文本并不是客觀而被動地反映歷史的外在現實，而是通過保存和涂抹的選擇過程對歷史進行文本建構，這個過程因為受到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制約而不可能是客觀真實的；二是指當文本轉換成文獻并成為歷史學家撰寫歷史的依據時，它將再次充當闡釋的媒介。
我們注意到，新歷史主義的“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正是針對以新批評為代表的形式主義文論和傳統歷史主義文論而提出來的。強調“文本的歷史性”，是對形式主義文論割裂文學與歷史語境關系的做法的糾正，而強調“歷史的文本性”則體現了一種后結構主義的歷史觀，是對傳統歷史主義的一種挑戰。“文本的歷史性”將形式主義在文學研究中放逐歷史的偏頗的做法糾正過來，強調文本對歷史、文化、權力、制度、文化機器的依賴關系，美學重新高揚起政治性和批判性大旗，文學并不具有那種優越于其它文化實踐的地位，正如斯坦利•費什論述的“人們實行的整個體制是一種權力或關系的循環，它的存在貫穿整個體制，而不是固定在一個互相關聯的交合點上，實行權力的人和被實行權力的人都包含在權力關系之中，他們本身就是權力的構成，而不是簡單的主動和被動的關系。”[29]（P80）當權力被理解為“社會存在的形式”后，各種話語生產就都不再是超然的了，它們必然受到各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制約，文學亦然，它再次跌入意識形態的旋渦，干預和參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流通和確立，本文是“力量的場所，是意見紛爭的利益變更的地方，是正統力量于反對勢力相沖突的場合。”[30]（P148）既然話語生產的結果——本文，是各種勢力相互沖突的場所，是歷史事實本身，那么，本文就不能被單純地理解為一種虛構物，而應該具有真實性的內涵，文學文本具有歷史性，在虛構中有真實的因素。海登•懷特一方面消解了歷史通過本文在認識上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卻也把這種可知性給了文學文本，甚至認為文學文本可以增加歷史本身的透明度，從而在文學文本與歷史真實之間建立起接近“反映”的認知關系，形成了“表述真實世界時的虛構因素和表述公開宣稱是虛構的世界時的真實因素。”[31]（P237）因而，文學文本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當作歷史文本來看待。
“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是一個命題的兩個方面，當新歷史主義強調文本的歷史性時，歷史在他們這里已大大不同于傳統歷史主義的歷史觀，首先，“歷史”不是單數的“history”,而是復數的“histories”。其次，“歷史”不只是已經過往、已經完成的東西，它是一個過程，一直延續到今天，影響著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反過來，當代人的實踐活動也在發展著“歷史”，闡釋“歷史”，賦予“歷史”新的意義。再者，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很難在研究中“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是很難弄清楚的，因為所有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都只是對歷史事實的一種“表述”，當今的研究者對歷史文本的詮釋，也是一種“表述”，是一種“表述”的“表述”，而“表述”與“真實”之間，有著無法逾越的距離。正如我們在前面所闡述過的，“表述”是生活在一定社會歷史階段受其所生活的時代的意識形態影響的主體運用同樣是社會歷史產物的非透明性工具——語言所進行的一種社會行為，因而表述就不可能和真實完全相吻合�？偠灾�，“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一詞包含有兩個意義：一是過去的事件；二是對過去事件的敘述，后結構主義明確地表明歷史是一種語言、一種敘述，它永遠是被敘述的。因此，決不存在純粹形式的過去，存在的只能是對過去的敘述，故而歷史的第一個含義是站不住的。”[32]也就是說，在新歷史主義這里，“歷史”不再被當作一種客觀的存在，而僅僅是一種“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從“歷史”到“歷史敘述”，一個關鍵的變化就是“歷史”的“文本性”被突出，擺在人們面前的“歷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歷史”。
新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的文本性，將歷史等同于文本，使歷史從兩個方面改變了同文學的關系。首先，歷史和文學一樣，都只是一種社會實踐，一種話語實踐，這兩種實踐的產物都是語言敘述，它們誰也不比誰優越，誰也不比誰更具有透明性和真實性。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不是過去那種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從而將歷史代表真實，文學代表虛構的傳統界限打破；另一方面，歷史等同于本文，就必須和文學文本一樣，遵守本文的闡釋原則。這樣，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一樣，都是歷史視界和現實視界的融合，對歷史的理解就必須暗含在現今的權力關系之中。歷史等同于本文，在于強調歷史作為一種話語實踐具有虛構性，強調舊歷史主義所認為的“客觀歷史”的非現實性，因而歷史和文學沒有根本的區別，“在新歷史主義者眼里，歷史敘述具有虛構性，事件深深藏在‘故事’中；而本文則具有歷史性，在虛構中有真實的因素。”[33]文學和歷史最終走向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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