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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改革與經濟市場化
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而產生，并且也隨著這種市場經濟體制的變化而不斷作出相應的調整與改革。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家庭的脫父權制化與勞動力的脫商品化是兩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并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席卷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中，從理論角度來探討家庭的脫父權制化與勞動力的脫商品化和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從而來推斷出一個國家采用了何種社會保障模式以及怎樣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或改革的軌跡。本文首先將探討這個問題。其次，長期以來我國雖然在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的背景，發展的過程及其基本理念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不完全相同，但這種根本性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幾乎是在同一時期開始，而且在其改革的背景上，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即人口的老齡化帶來了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負擔的不斷加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或者解決這一問題，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所采用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措施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且，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過程中，如何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并在如何進行改革，以使得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人們已達成了共識。因此，本文將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庭的脫父權制化與勞動力的脫商品化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之間關系的基礎上，來研究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演化軌跡，這對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勞動力商品化·家庭父權制化
1.社會保障改革與勞動力的商品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普遍認為社會保障是作為一種危機管理機制而存在的。但資本主義存在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是勞動力的商品化，這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已經充分地得到了論述。而在西方各國，勞動力的商品化或者工資勞動存在的一個基本條件則是家務勞動的存在。勞動力與一般商品一樣，為了在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必須克服其特殊性。而市場經濟的確立使勞動力能順利地實現商品化。但勞動力的商品化還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的勞動力都能夠成為市場上的自由買賣對象。由于經濟與道德上的原因，存在著無法成為商品化的勞動。
在資本主義社會，能夠商品化的勞動是工資勞動，而不能商品化的勞動則是家務勞動。但把人類活動區分為工資勞動與家務勞動并不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有，重要的是二者互為前提條件。沒有工資勞動，生活所必需的東西無法從市場上獲得；而家務勞動與人類的再生產具有密切的關系，從這一點上來說，家務勞動是工資勞動存在的一個前提條件。
2.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家庭的父權制化
父權制(patriarchy)是制衡工資勞動與家務勞動之間關系的一種機制。它至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以下兩種關系：第一，工資勞動相對于家務勞動具有一定的優勢；第二，人類基于性別而進行了固定的勞動分配。在父權制下，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男性則從事工資勞動，由此形成了男性相對于女性處于有利地位的社會關系。而這種近代家庭形態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產生，也是在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家庭的父權制二者相互結合下形成，它是一種使勞動力商品化與父權制并存成為可能的制度，也是二者歷史妥協的產物。
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意味著國家介入并滲透到私有領域，而且今天各種社會保障政策已經參與到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保障政策不僅對勞動力商品化進行了限制，而且企圖操縱和控制其宏觀與微觀經濟體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人們期待社會保障能夠扮演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管理機制這一角色，實際上迄今為止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達到了這個目的。
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勞動力脫商品化·家庭脫父權制化
1.社會保障制度與勞動力的脫商品化
社會保障不僅能夠促進勞動力的商品化，反過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這種商品化，即脫商品化。雖然在經濟市場化條件下勞動力的商品化將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社會保障政策上的各種限制與各種支付帶有社會權利這種特征的話，那末勞動力的商品化將會變得比較脆弱，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減輕饑餓壓力；社會保險的存在意味著勞動力市場規律不能簡單地發揮作用。在實施社會保障的國家中，勞動者由于生病、受傷、殘疾、失業、老齡等原因，即使失去了勞動能力，維持生計還是可能的。這種勞動力商品化的緩和被稱為脫商品化。而這種勞動力脫商品化主要是由各種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因素所造成的。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脫商品化并不意味著勞動力商品化的消失。
Esping-Andersen(1990)把老齡、疾病、失業時的收入保障作為衡量脫商品化的指標，具體有養老金替代率、領取期限、自己負擔保險費的多少、領取者的覆蓋率等。通過這些指標可以解析出社會保障制度下的勞動力脫商品化程度。他們還利用這些指標測定了西方各國的脫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其結論是，存在著社會民主主義（北歐），保守主義（奧地利、法國、德國、意大利），自由主義（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這三個自高至低層次的社會保障模式。
2.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家庭的脫父權制化
20世紀后半期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始是以近代家庭形態為前提條件的，這種家庭形態已經成為社會安定的基石。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在制定與實施各種社會保障政策時，以不損害這種近代家庭形態為基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家庭形態。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代家庭形態開始發生了變化，形成了以服務行業為主的新型女性勞動力市場，女性的就業率不斷上升。女性在經濟上自立程度相對提高的結果，是每個人即使沒有近代家庭也能夠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近代家庭形態已變得比較脆弱。
隨著近代家庭形態的變化，社會保障制度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反過來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帶來了近代家庭形態的變化。社會保障政策已難以維持父權制式的近代家庭形態這種傾向，被稱為脫父權制化。目前存在著許多表示脫父權制化傾向的指標。首先是勞動條件的限制，如是否存在著男女就業機會均等的法制，如果存在的話其實施的程度又如何。其次，從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中能夠分析出脫父權制化的程度，例如征收社會保險費是以家庭為單位還是以個人為單位，前者與近代家庭形態相一致，而后者是與脫父權制化相一致；遺產保險金的有無對于近代家庭形態的存在具有重大意義；另外社會保障支付中男女是否平等也是促進還是阻礙女性就業的因素之一。
20世紀后半期以來，雖然隨著近代家庭形態的變化，脫父權制化傾向越來越明顯，但其程度在各個國家卻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脫父權制化并不意味著父權制的廢除。而且，脫父權制化的程度，是受到了各種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因素的影響。
三、脫父權制化與脫商品化的相互交叉
即使在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中，勞動力商品化與父權制的結合也表現得很明顯。但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保障的實施，脫父權制化與脫商品化的傾向也不斷表現出來。因此，在現實社會中，商品化·脫商品化與父權制化·脫父權制化這二者的交叉是可能的。在這個前提條件下，在勞動力商品化與父權制化這兩個坐標中，可以窺視出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模式（見圖1）。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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