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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從舊體詩脫胎而來
【內容提要】
新詩是文學革命的產物，是白話文運動的直接成果。新詩是在古典詩歌、民歌和白話文的基礎上受到白話小說和外國詩歌的啟發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新詩脫胎于舊體詩，它是我們民族自己的形式。
【關鍵詞】 新詩 舊體詩 脫胎 白話文 民歌 民族形式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poetrywas the result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the direct outcome of theVernacular Movement. Inspired by the vernacular novels and foreign poetry, itemerg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cal poetry, folk songs andwritings in the vernacular. Emerging out of the classical poetry, the newmodern Chinese poetry is the style of our own people.
Key words:the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 classical poetry; emerge from the womb of;writing in the vernacular; folk song; national style
新詩從它誕生以來就受到各式各樣的乃至最高層次的責難。新詩被指責為是移植的外來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國詩歌的影響而誕生的，沒有民族的根基，因此要對新詩實行“民族化”，要用“民族形式”來改造新詩，要在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等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不大容易公開聽到對新詩的上述指責了，但一些非正式的責難仍時有所聞，而且新詩是移植的外來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國詩歌的影響而誕生的這種由詩人和詩評家研究出來的不帶政治色彩的學術性觀點似乎更具說服力地固化在許多人（包括詩人、詩作者和詩歌愛好者）的藝術觀念中。如艾青就認為各體新詩“都是從外國（主要是歐、美）移植來的品種，就像棉花和葡萄、西紅柿是外來的一樣”。（《中國新詩六十年》，《文藝研究》1980年第５期）。卞之琳也認為，“詩在我國倒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說話調子，寫起來分行，成為‘新詩’，也是由于西方的‘引進’。”（《新詩和西方詩》,《詩探索》1981年第４期）。因此，澄清這個問題，看來仍有必要。只有這樣，新詩才能大膽地、不致一步三回頭地向前健康發展。
那么，新詩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其實，新詩是中國文學運動內部規律性及文學的各種因素彼此作用的產物，是文學革命的產物，是白話文運動的直接成果。新詩從來就不是什么外來形式，而是我們民族自己的形式，它是在我國古典詩歌、民歌和白話文的基礎上受到白話小說和外國詩歌的啟發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質言之，新詩是從舊體詩脫胎而來的。
追本窮源，新詩的孕育早在我國中古時期就已經開始。劉半農說，“白話詩是‘古已有之’，最明顯的如唐朝的王焚志和寒山拾得所做的詩，都是道地的白話。”（《〈初期的白話詩稿〉序》,《中國現代文論選》第一冊，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及至明清時代，一些人舊體詩向新詩的演變開始略具規模。當代學者呂振羽在《簡明中國通史》下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就這個問題作了令人信服的論述：
以后明朝的曲如馮夢龍等人的作品，卻步步接近語體；尤其是小曲作者劉效祖的《掛枝兒》，趙南星的《金鈕絲》、《劈破玉》，歸莊的《萬古愁》，以及清朝蒲松齡的《問天》、《學究自嘲》，金農的《自度曲》，鄭燮的《道情》，曹斯棟的《自述》等，簡直同近代語體詩形式差不多了。到**片戰爭前，招子庸的歌曲《聽春鶯》、《楊花》、《思想起》，無名氏的《馬頭調》等，實在就是一種語體詩。（語體詩就是白話詩。——筆者）
這段論述表明，新詩的形式是由舊體詩、詞、曲逐漸演變而來的。這就完全確立了我國新詩的民族化形式。我們從蒲松齡和鄭板橋的一些詩中就可以看出舊體詩向新詩的演變和轉化過程：
［疊斷橋］正月燈節過，正月燈節過，新歲東家來接我，螞蠟驢馱著個癩怠貨。心內暗揣摸，心內暗揣摸，今年東主更如何？問來人，說是也不錯。號書上學，號書上學，學生前來把頭磕。個個東家尊敬我，為了禮就把首席坐。菜蔬甚多，菜蔬甚多，雞魚蹄肚共饃饃，燒黃酒盡著吃的過。——《學究自嘲》（《蒲松齡集》下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道情》十首之一（《鄭板橋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新1版）
**片戰爭以后，一些詩歌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新詩。如提出“詩界革命”口號的梁啟超，其《愛國歌》就與早期的白話詩沒有多大區別：
泱泱哉我中華！
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為一家。
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夸。
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尚崛起，況乃
堂矞中華！
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
雄飛宇內疇與倫！
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近代詩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
被梁啟超譽為“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的黃遵憲，也作過具有新詩意味的《軍中歌》等詩。但梁啟超、黃遵憲等人雖在詩中表現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會生活，可是他們仍然沒有放棄舊形式、舊風格、舊典故和舊句法，因而未能完全突破舊詩體的藩籬而創作出大量真正的新詩。直到新文化運動才帶來詩體的徹底解放。
《新青年》雜志創刊以后，發起了白話文運動。既然一切文體都應“白話文化”，詩當然也不例外。一些勤于思索、勇于改革的文人感到，在文言文時代，尚且有一批文人如施耐庵、曹雪芹等，敢于創作出像《水滸傳》和《紅樓夢》這樣的白話小說，為什么在白話文開始提倡的文學改革時代不可以創作出白話詩呢？這些舊體詩功力深厚而又受到西方文化（包括詩歌）影響的文人就開始了白話詩的嘗試。于是在1917年誕生了新詩。新詩的誕生是與當時的政治變革和文體變革相適應的，它是文言變白話的必然產物，而外國詩歌的影響只是使這個誕生過程縮短一些罷了。
由于當時的新體詩人都是傳統的舊教育形式的接受者和舊體詩根底更為深厚的文人，所以他們的新詩都是從舊體詩脫胎而來，帶有明顯的舊體詩、詞、曲的痕跡，如我國第一部新詩集——胡適的《嘗試集》——就是。其他新詩的開拓者也莫不如此：
殘月黃金梳，
我欲掇之贈彼姝。
彼姝不可見，
橋下流泉聲如泣。
——郭沫若：《別離》
東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習習地風吹朱戶
蕭蕭地雨滴銀街
——田漢：《東都春雨曲》
窗外的閑月
緊戀著窗內密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她還涎著臉兒在墻上相窺
——康白情：《窗外》
讀著這些新詩，不能不使人感到詞、曲的味道。就連素有“詩怪”之稱的、最為“歐化”的象征派詩人李金發，他的許多新詩也仍然擺脫不了舊體詩形式的羈絆，更不用說其他詩人了：
君不見高丘之墳冢的安排？
有無數螻蟻之宮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銷磨了。
——《生活》
開你戶牖
使其羞怯
征塵蒙其
可愛之眼了。
此是生命
之羞怯
與憤怒么？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腳上。
——《有感》
還有一些新詩的倡導者，除了在舊體詩的基礎上開發新詩外，還注意向民歌學習。他們的一些新詩也具有民歌的風味：
三十歲，來的快！
三歲唱的歌，至今我還愛：
“亮摩拜，
拜到來年好世界。
…………”
——劉半農：《三十初度》
“洋糖百合稀飯，
三個銅板一碗，
那個吃的？”
“竹兒扒，破費你老人家一個板；
只當空手要的！”
——朱自清：《小艙中的現代》
新詩從一開始就注意向古典詩歌和民歌學習，哪里還需得著幾十年后來對此饒舌。新詩雖然從古典詩歌脫胎出來后受到外國詩歌的影響，但是從上述例子和其他很多早期新詩中，我們并覺察不到有多重的“西味”。盡管后來新詩受到的外國詩歌影響更大一些，“西味”也更重一些，但新詩的民族性并沒有暗淡下來。
新詩的誕生是中國詩歌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質變”的自然結果，這如同宋元話本白話小說和明代擬話本白話小說一樣是中國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結果。如果說新詩是移植的外來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國詩歌的影響而誕生的話，那么宋元話本白話小說和明代擬話本白話小說以及《水滸傳》、《紅樓夢》等白話小說是不是移植的外來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國小說的影響而產生的呢？當然，這并不是說新詩的誕生和后來的發展就沒有對外來形式的借鑒或受外來形式的影響，但是這種借鑒或者受影響是次要的，是絲毫也改變不了新詩是從舊體詩脫胎而來，新詩是我們民族自己的這一既定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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