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市場經濟下的文學主體性

論市場經濟下的文學主體性

摘要：伴隨著改革開放，我國的市場經濟也逐漸形成，在這種環境下我國的文學發展面，臨著諸多問題。文學受到市場經濟的擠壓，市場經濟下作家、讀者和作品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文學的主體性缺失。結合市場經濟下的特殊環境，從“作者”和“讀者”角度探討了文學主體性的當代表現。
　　關鍵詞：主體性；人文精神；創作主體；接受主體
　　
　　自1978年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市場經濟逐漸形成并建立，當代文學的發展面臨商品化的新環境，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給文學帶來了各方面的問題。“文學終結”、“文學死了”的觀點在國內外響起。文學走在危機的邊緣。這種危機的深層的原因更主要的就是文學主體性的失落，而在市場經濟這個具體的環境下分析文學主體性，從而更客觀、更公正的分析新時期文學主體性現狀。
　　
　　1 市場經濟下文學主體性外在環境
　　
　　新時期，我國改革開放，進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這引發了社會的轉型和變革。社會環境、思想環境相對開放，西方的競爭機制、民主自由和商品化理念引入，使社會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變化，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邵道生先生把社會消極思想傾向歸納為四個方面：“物欲化傾向”、“粗俗化傾向”、“冷漠化傾向”和“躁動化傾向”。這四個方面，全面概括了社會經濟轉型和變革期即新時期情況下的社會思想走向。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傾向直接表現我國新時期情況下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國民被物質化，極度追求物質的滿足，喪失了精神的提升，缺少自我觀照。
　　時代的發展，電子傳媒，或者直接說電影、電視的發展對于文學的沖擊也是決絕的，電影電視是以圖像為主的一種視覺文化，它以圖像對現實生活進行直接的反映，圖像灌人式的進入觀眾大腦，而把語言文字的地位次之又次之，使其與圖像剝離，形成了二元對立，文學卻始終是語言文字的主導。人們在經濟的浪潮中無暇閱讀，更多的閱讀也被放在了消遣上，“傳統視覺文化具有典型的‘文筆個性，特征，然而在當代，由于眾多媒介手段如電影、電視、虛擬影像等的大量涌現，正在構筑著具有‘影像共性’的視覺文化系統，開始了一種技術性、廣泛性、大眾性、消費性的轉向，即從‘文筆個性’走向‘影像共性’，使得當代視覺文化越來越被當代影像視覺文化所替代”。這導致了文學閱讀接受群落的逐漸縮小，作家的努力似乎也于事無補。
　　
　　2　市場經濟下文學主體性表現
　　
　　(1)市場經濟下的創作主體。
　　市場經濟下，文學的創作環境變得復雜，隨著文學的邊緣化，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的作者也陷入生存和發展困境，落入“自覺”的陷阱，他們在文學的堅守和突圍中失去了自我把握，喪失了創作的主體，作品缺少主體性表現，作品失去讀者。
　　文學主體性主要體現在作家身上，他們不僅是創作的主體，也是作品之所有文學主體性的根本原因，由其可以較為直觀的看到文學主體性的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①作家迷失于市場經濟，即寫作的物欲化。
　　電子傳媒時代終結了紙質印刷媒介的“壟斷地位”，讀者群落不再是需要被教化，被引導和指引的，文學滑落人商品一類，物質被大眾追求，作家不得不面對。“人不能光靠感情生活，人還得靠錢生活”。市場經濟下的作家生存環境和文學空間促使他們走向市場經濟下的社會，并要求他們能夠適應它，很好的生存下來。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都不反對作家的這種適應性選擇。
　　無疑，新時期作家中王朔是這種作家群落中的代表，從一個對文學堅守的人，成為一個自由撰稿人，再到“頑主”系列小說的出版，王朔逐漸登上中國文壇。他自己承認，他的文學是建立在功利的、金錢的追求之上的，是為之寫作的。他把自己的小說與影視相結合，《渴望》、《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成功也是王朔的成功，預示著小說與商業行為的結合的開始，接下來蘇童、劉恒、劉震云等一大批作家開始注意小說與影視的結合，開始注重小說的改寫前景，開始考慮小說的社會經濟價值。潘軍說“電視劇是個破東西，不過很賺錢”。池莉也坦言“小說的好壞與電影的好壞沒有太大關系。電影再好也是導演的，不是作家的。電影拍砸了，那也是絕不等于小說不好。我的小說與電影的關系到目前為止僅僅是金錢關系。他們買拍攝版權，我收錢而已”。文學變的庸俗，文學的崇高被消解，神圣不在，成為物化世界的附庸，“以審美為目的的藝術應該成為他們殊途同歸的前進目標，而不是讓藝術淪為日常俗事的包裝紙與促銷具。否則，我們便會面對因促進藝術的消亡而導致文化的全面平庸化的格局，就會陷入到一種精神的缺氧狀態”。
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國的許多作家的創作已經開始走向消亡，文學創作中不再有更多“文學主體性”的體現，創作者主動遠離主體，遠離人生，對世界沒有更多的關照，文學失去應有的價值。作家創作的作品不再有更崇高的更深刻的意蘊，作家主體在作品中無所體現，作家對時代失去敏銳的感覺，不能發現時代背景下的文化內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逐漸成為個人私欲的寫作，這必然導致了沒有普遍的廣泛的共鳴，不能代表時代精神，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使文學淪落至如今境地：詩歌已經沒落，散文的輝煌不再，小說也逐漸淪為市井化的寫作。作家迷茫的走進這個時代，把主體從創作中拉了出來，使作品失去“照亮世界，照亮人生”的偉大追求。
　　②寫作的物化：作家迷失于市場經濟。
　　新時期新生代的作家崛起，他們用另類的文學語言和文學形式，發泄自己面對現實的困惑和焦慮。20世紀80年代一個叫做《他們》的民刊出版，以韓東、朱文和魯羊為代表的口語寫作由此發端，他們在詩歌和小說兩個向度上前行，把金陵市井口語推進到了一個美學的地步。《我愛美元》作為朱文的代表作，使他能夠稱得上第二代“王朔主義”的奇特樣本，它純粹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把王朔的流氓文學進步發展，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更是把性當作一種寫作形式加以發展美化。最為人性中最為本質，最直接的體現的東西用一種“淫”的方式表現出來，把人性深層的東西淺薄了、形式化、惡俗化。到了2000年，“下半身”寫作誕生，把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身體寫作”弄到了極端。以沈浩波、侯馬、衛慧等為代表的協作，把性當作了一種純粹的生理沖動·作為一個人的最本質的需要，是沖動的膜拜。在他們的小說中，性欲成為了對一切的評判，被任意放縱，連同人的主體、作家的主體也一同葬送，沒有了作家的文學主體性的體現，背離了主題原則和精神價值。正如衛慧在其小說《像衛慧一樣瘋狂》中所言：“我們的生活哲學由此而得以體現，那就是：簡簡單單的物質享受，無拘無束的精神游戲，任何時候都相信內心沖動，服從靈魂深處的燃燒，對即興的瘋狂不作抵抗，對各種欲望頂禮膜拜，盡情地交流各種生命的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奧秘。同時對媚俗膚淺、小市民、地痞作風敬而遠之”。 　　作家在追求個人寫作和功利寫作的時候，拋棄了最基本的原則，而把創作主體抽離作品，使作家自我和讀者都遠離了作品，讀者的閱讀期待不能滿足，作家的文學的主體性喪失殆盡。
　　(2)市場經濟下接受主體。
　　美國學者大衛·里斯曼將美國人“社會性格”的劃分為“傳統引導型”“內部引導型”“他人引導型”三種，那么依據其對現代社會文化受眾劃分的話，文化受眾已經從紙質閱讀時代的“內部引導型”轉化成了今天電子傳媒時代的“他人引導型”，這不是文學的高層次的精神引導，而是一種大眾文化下的吸引。人們關注的是電視電影上的明星偶像，關注的是消費的時尚潮流，曾經被看作高層次的閱讀也不再是精神的提升，也更多的是在眾多雜志和報刊上的閃目。由于讀者的缺失，亦即閱讀主體的流失，也促使了文學境地的進一步惡化。姚斯言：“只有當作品的連續性不僅通過生產主體，而且通過消費主體，即通過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調節的時候，文學藝術才能獲得具有過程性特征的歷史”。作者、作品和讀者作為文學作品的三個基本要素，作者的一部作品的完成不僅停留在作者自我創作和完成，也需要讀者的參與。
　　因此，文學主體性是貫穿這個作品創作的，創作主體和閱讀主體必須全部在作品中展現，作品才可以獲得延續，然而，市場經濟下的創作主體和閱讀主體都在喪失，前者是精神的自我的迷失，后者是期待視野的改變。如何尋求二者的回歸，走出文學困境，是對文學創作的一個巨大考驗。
　　
　　3　結語
　　
　　市場經濟環境下，文學的外部比較復雜，商業精神的滲入，電視電影等影像文化產業的影響，文學邊緣化，無論是作家群落還是讀者群體都面臨著選擇，似乎也決定了文學在印刷時代壟斷地位的終結，作家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空間受到物化時代的重壓，困難重重。創作主體為了發展，迷失于物欲和性欲的道路上，是正常的，當然由此導致的文學作品中文學主體性的消失，創作走入庸俗、色情的境地，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得不承認這是文學走人的困境，是文學走人了市場經濟下“文學自覺”的陷阱。作家作為創作主體只有只管面對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自己，通過積極地參與和主動地創造，一切具有審美要求的對象就會向創作主體和作品主體、閱讀主體呈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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