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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洪堡基于希臘語言與思想的詩學考察

        時間:2023-03-02 13:52:17 文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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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堡基于希臘語言與思想的詩學考察

          洪堡把詩教、人格修養與國家等問題聯系在一起,強調希臘精神的現代性與詩意化,他把希臘精神與自由的本質融通為一,下面是小編搜集的一篇相關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一、希臘文明想象與洪堡的古典詩學原則

          與許多德國思想家一樣,洪堡對希臘文明充滿了向往。據有關傳記敘述,洪堡從小就開始學希臘語和拉丁語,他最喜歡讀荷馬史詩以及其他古希臘經典作品,例如,修昔底德與悲喜劇作品。他翻譯過品達的頌詩和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臨終前,還在背誦希臘語的六韻步詩。

          1802—1808年間出使羅馬,是洪堡對古典文化最有心得體會的時期。他說,“希臘人對我們來說,不僅是需要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的民族,而且是理想。”①從古希臘文明中,洪堡找到了人性完美的六個標準,即“充分的自由性”、“適度的規律性”、“生動的想象力”、“高超的思辨力”、“獨特的個性”和“完整的民族性”,他對希臘人性最高的評價,則是“和諧性”。洪堡相信,古希臘人在個人、家庭和集體生活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在所有活動的領域都表現出非凡的才能。“希臘人,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一如諸神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沒有任何現代之物,堪與古典時代相提并論”,因為現代必定缺乏古典文化的氣息,“這種氣息,乃獨一無二的精神,它并非只屬于某一作品的創造者,而是為整個民族和時代所有。”①在對希臘文明的認知與分析中,洪堡極其強調審美力的作用。他認為,審美力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力量,沒有它,任何精神文化都會黯然失色;沒有它,科學研究即使尚能保持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也會失去精微、優雅和有效性。② 在《論古典文化研究》中,洪堡認為,“藝術家的唯一目的是美(Schonheit)”。美即對某個對象所生的愉悅之情,這種愉悅,是一般的必然的純粹的,“與概念無關”③。

          洪堡看到,“詩作成功與否”,取決于詩人的想象力是否得到適當發揮,藝術是遵照規律創造性地運用想象力的技能,或借助想象力對自然進行描述。“詩人的任務”,既要控制想象力又要創造性地發揮想象力,“和諧是其至上原則”。自由的想象與規律的約束,如能和諧,詩歌便達到美的境界。他認為,在詩歌上,沒有人能超越古希臘人的成就。現代詩人之所以偉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遵循了古典時代的創作精神和原則。為此,在《論人類精神》中,洪堡談到,“創造是精神活動的本質所在,人類精神更多地體現為規律,而精神個性則更多地體現為自由”。由于自由性是創造活動的首要前提,因此,創造主要是精神個性所為。洪堡的座右銘是:“首先塑造自身,然后作用于人,塑造自身也即自我教養。”“一切教養,都發源于心靈內部”,外部活動可以誘發教養,但不可能為其提供動力。洪堡的詩學與美學思想,與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想密切相關。這種把審美與人格,教育與審美,審美與文明,審美與政治等結合起來的論述方式,體現了洪堡對自由人格精神與健全人格精神培養的詩性追求。

          洪堡把詩教、人格修養與國家等問題聯系在一起,強調希臘精神的現代性與詩意化,他把希臘精神與自由的本質融通為一。洪堡認為,“人的真正的目的,是把他的力量最充分地和最均勻地培養為整體”。為進行這種培養,“自由是首要的不可或缺的條件”。④ 這種力量和這種豐富多彩的差異,統一于獨特性中,這就是力量和教育的獨特性。人的整個偉大,最終以此為基礎,單一的人,必須永遠為之拼搏,“想對之發揮作用的人,不許忽視它”⑤ 。人共同生存的最高理想,是每個人都只從它自身并且為他自己而發育成長。物質的和道德的本質,會引導這些人相互貼近。⑥ 這就是洪堡對審美自由價值的真正認識。洪堡指出,“自由是必要的條件”,“沒有自由,即使是最富有感情的事情,也不可能產生這種有益的作用”。不是人自己選擇的東西,人在其中只會處于受限制和被領導的地位,這種東西,并不能內化為他的本質。他并不是真正用人性的力量,而是用機械的技巧來做這種事情。⑦ 國家關心公民的正面福利是有害的,因為這種關心,必然是針對情況錯綜復雜的大眾,關心措施就要適應其中的每個人,它們只能具有明顯缺陷,因而,“損害著一些個人”⑧ 。從國家意義上看詩學與美學,就必須給予民族的各個部分,甚至給整個民族本身以通過締結契約建立結合關系的“自由”。民族的機構和國家的機構之間,仍舊存在著不容否認的重要差別。前者擁有間接的暴力,后者則擁有直接的暴力。在前者那里,在締結分開和修正公民之間的結合關系時,“有更多的自由”⑨ 。人愈是為了自己而發揮作用,他就愈能夠培養自己。在人的聯合體中,“他很容易變成工具”⑩ 。“在自由的人當中,一切行業都取得更好的進步”,“一切藝術都開出了更美的花朵,一切科學,都拓展著更加廣闊的天地”瑏?瑡 。“心靈渴望著直觀完美,心靈的火星在完美中閃爍,心靈在完美中,預感到在自身之外存在遠為高度的完美。”這種直觀變為羨慕,如果人設想自己要同那個事物的本質有某種關系,就會變為愛,“從愛產生出對變為類似事物的渴望,產生出對與之聯合在一起的渴望。”①當感性美的理念產生并被高雅化之時,人們就把擬人化的感性的美提高到神明的寶座上,這樣,就產生了宗教,人們可以把它稱之為“藝術的宗教”。當人們由感性生活提高到純粹的精神,由美提高到善和真時,整個知識和道德的完美內涵,都是祈禱的對象,“宗教就成為哲學的財產”② 。

          洪堡指出,“自由增強人的力量”,正如它總是帶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一樣,也總是“帶來某種自由理想”。強迫行為窒息人的力量,并且,導致一切自利的愿望以及對軟弱玩弄一切陰謀詭計。強迫行為,也許阻止著某些違法行為,但是,它本身卻剽竊著合法行為的美。自由,也許會引發某些違法行為,但是,“它本身卻給惡習更不高尚的形象”③ 。洪堡為什么要討論國家的作用呢?這正顯示了洪堡詩學與美學的優越性。如果沒有政治學的認知,他不可能真正把握美學的精神,在強調美學價值時,他確證了自由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從政治的高度來看人生,從自由教育的角度來看待公民生活的意義,這就是詩學與美學通往自由的可能道路。正是這種清醒的政治學認知,洪堡才能對希臘文學和語言思想間的關系形成了真正的審美認識。

          二、語言與文化和思想的最內在精神聯系

          對于洪堡而言,建立文明的詩學離不開語言的考察,同樣,建立民族的詩學也離不開語言的考察。

          洪堡看到,“語言產生自人類本性的深底”,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應把語言看作一種嚴格意義的作品,或把它看作各民族人民所造就的作品。“語言具有一種能為我們覺察到,但本質上難以索解的獨立性。”這一觀察,是非常深刻的。語言并不總是與人相聯系,語言通過文本而存在,語言具有自己的獨立性,而且,文學語言所構成的文學本文,并不是輕易即可理解的。文學語言的理解,需要民族語言的學習,需要民族語言的豐富體驗。口頭文學語言,通過聲音進入心靈,心靈就能感知與想象;書面文學語言,通過符號進入心靈,心靈必須通過學習才能理解與體驗。洪堡早就發現,“語言不是活動的產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不是各個民族的產品,而是各民族由于其內在的命運而獲得的一份饋贈”。當然,這里的表達,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一方面,文學語言作品,就是各民族的人民精神活動的產品,是民族心靈的主體性創造。另方面,語言的創造確實具有饋贈性特征,因為書面語言或口頭語言是那么美妙,并不容易創造。人們使用語言,卻不知道他們怎樣構成了這一語言?盡管如此,“具體的語言,必須始終陪伴著興盛的民族,并在它們當中發展,從起著某些限制作用的民族精神特性之中生長起來。”“語言是自主、自發的萌生的,不受神的約束,具體語言則受到束縛,依賴于它們所屬的民族。”這樣的表述,決非空洞的詞語游戲。

          事實上,具體語言,已經為一定的界限所束縛。最初,“當言語和歌唱自由自在地涌流而出之時,語言依照共同作用的各種精神力量的熱烈、自由和強烈的程度而構造起來。”這一構造活動,只能從所有個人同時開始。“每一個人在其中,都必須得到別人的支持,因為只有確保理解和感覺的成功,熱情才會獲得新的飛躍。”洪堡發現,個人在我們看來消融于群眾之中,而語言本身,“則是智能創造力量的產品”④。因此,“一切有生命體,都注定要走完自己的路程,直至最后一刻,就此完成自然所規定的使命。”每一造物,都必然要享受自身的生存,就此達到造物主秩序井然安排下的目的。“每一代新的生命,都以其愉快或痛苦的生存、順利或坎坷的活動而重復著同樣的旅程。”只要人在一個地方出現,他就會表現出人性,與別人發生聯系,“組織起建制,制定出法規”①。洪堡認為,語言是普遍的人類精神力量,不斷積極地從事活動的領域之一。換言之,“精神力量,力圖把語言完善化的理想變為現實。”精神力量的作用,不僅見于思維和藝術表達領域,而且十分突出地表現在個體的塑造上。“完整的人類精神力量的任何產物,都必定會持續不斷地運動,直到重新構成一個整體為止。”個人全部內在的經驗、感覺、情緒和思想在接觸外界的過程中,與他人的經驗、感覺、情緒和思想等等聯系了起來。個人的這一切內在之物,必須讓他人意識到,它以擴展了的形式顯示著完整的人類本性,它本身也為精神力量的種種擴展的、具體的努力所滲透。“正是個人與人類本性的這種聯系,在人類活動中起著最普遍的作用,并使人類獲得了最崇高莊嚴的特性。”洪堡認為,“至于語言,它與個性的關系極其密切,二者十分頻繁地相互影響”。借助語言媒介,不同的個性,通過相互傳告,外向意圖和內部感受便統一了起來。洪堡認為,“心靈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而且最富足的內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溫暖以及深奧的內蘊澆灌著語言,而語言則回應以一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上引發相同的情感”。在文學語言創造中,“個性逐漸變得完善和細膩,從而使心靈的各個不同方面平衡和一致起來,并且,賦予它們一種高度統一的、一如造型藝術所具備的形象”。文學語言創造形象的特性極為突出,這種形象每一次的表現,都發自內心深底,而且,一次比一次輪廓鮮明。“語言正適合于表達和促進這種統一的形象,因為,在語言中存在著一種美妙的和諧。”這種和諧,雖在一些具體細節方面往往不可把握,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一個出色地織造成的象征網絡。② 洪堡看到,“語言不僅只是被動地接受印象,而且還從無限多樣的、可能的智力發展途徑中選擇一條確定的途徑,并通過獨立自主的內部活動改變每一種加于它之上的外部影響”。因此,決不應該把語言看作與精神相隔絕的外在之物。“語言只能夠在心靈中喚醒,人只能遞給語言一根它將沿之獨立自主地發展的線索。”一般說來,語言是民族的共同創造,同時,也是個人的自我創造。語言的創造,在每一具體的個人身上真實地存在。個人只有通過語言才能求得所有的人理解,并且,所有的人,都滿足了他的這一要求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出語言。我們可以把語言看作一種世界觀,也可以把語言看作一種聯系思想的方式。實際上,語言在自身中,這兩種作用已經統一了起來。“語言始終必然依賴于人類的全部力量。人類力量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容排斥,因為它是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③在對文學語言的分析中,洪堡特別強調母語的重要作用。他說,語言產生自人類本質的深底,同時,語言與人的民族起源也建立了真正的、實質性的聯系。假如不是這樣,那么,為什么母語無論對于文明人還是對于野蠻人,都具有一種遠勝過異族語言的強大力量和內在價值呢?為什么母語能夠用一種突如其來的魅力,愉悅“回歸家園者”的耳朵,而當他身處遠離家園的異邦時,會撩動他的戀鄉之情?在這種場合,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并不是語言的精神方面或語言所表達的思想與情感,“恰恰是語言最不可解釋、最具個性的方面,即其語音”。“每當我們聽到母語的聲音時,就好像感覺到了我們自身的部分存在。”④ 語言,不僅僅從自然界中提取出數量不定的物質要素植入我們的心靈,而且把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出來的形式賦予了這些要素。大自然,無比清晰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紛繁復雜、形態萬千、富有一切感性特征的現象世界。我們通過思考,從中發現與我們的精神形式相適應的規律。事物的外在之美,脫離了其物質實存,如同對人起作用的魔法一般,附著在事物的輪廓上。正是在這一外在的美里面,我們發現規律與感性材料結合了起來。“當我們隨語言而進入一個聲音的世界時,我們并未棄周圍的現實世界于不顧。”“語言結構的規律,與自然界的規律相似,語言通過其結構激發人的最高級、最合乎人性的力量投入活動,從而幫助人深入認識自然界的形式特征。”洪堡發現,“語音組合具有獨特的節律和音樂形式,借助于這種形式,語言把人帶入了別一個領域,強化了人對自然界中的美的印象,但是,語言并不依賴于這些印象,它只是通過聲音的抑揚頓挫對內心情緒產生影響”①。

          語言的特性,主要是在文學時期以及此前的準備時期發展而成的。正是在這個時代,語言更多地超越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上升到純思想的闡發和自由表述的高度。“每一個人,都使用同一種語言來表達他的特殊個性,所以,語言始終出自具體的個人。”“每個人運用語言首先是為了自身的目的,但只要語詞適合于表達最內在的感情,語言就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確,“語言在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他們得以相互理解”,同時,“語言又擴大了個性的差異,因為它通過闡釋和提煉概念而使人更清楚地意識到,個人的特性深深地根源于原初的精神稟賦。”② 除了初始的、獨特的民族精神稟賦以外,明顯影響著語言的因素,還包括隨時間流逝而發生的內在精神傾向的種種變化,激勵或壓抑民族心靈和精神活動的任何外部事件,特別是天才人物的靈感。語言是精神和自然之間的永恒的媒體,它根據精神的每一微小的進步,改造自身,只不過,在個別、具體的事實中,總是難以發現語言變化的痕跡,唯有從整體上才能感覺到語言變化的存在。“一個民族若是從它所固有的精神出發,去活躍、豐富另一個民族的語言,那它必定會把這種語言改造成另一種不同的語言。”洪堡發現,每一種語言都沿著一條確定的道路向前發展,因此,它排斥所有其它的語言。若干種不同的語言,由于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而相互接近。語言特性的差別,“并非必定意味著一種語言絕對優越于別的語言。”洪堡認為,語言的這兩個方面,若能積極生動地協同作用,就意味著精神不是把語言看作某種封閉的產物,而是永不停歇地將新的東西努力注入語言,使之在語言中固定下來并反過來對精神本身產生影響。事實上,精神在永恒的創造活動中,正是以這種方式操縱著語言。

          洪堡認為,希臘人可以為我們提供最有說服力的范例,他們在自己的詩,特別是抒情詩里面,“把歌唱、器樂、舞蹈、身勢與詞聯系了起來”。希臘人這樣做,并不只是為了增強和豐富感性的印象,他們把同樣的特性,賦予了種種具體的表達手段:音樂、舞蹈和對話。“希臘人試圖在心靈中找到一種推動和協調作用的原則,以便使歌曲所載的思想保持確定的軌道,并且,通過非觀念的心靈活動使思想沿著這條軌道豐富活躍起來。”事實上,在詩和歌里面,詞及其思想內容占據主導位置,伴隨的韻調和激情只起次要的作用,而在音樂中則正好相反。音樂只是在心靈中燃起火花,激勵心靈投入思維、感知和行動。這就是說,在音樂的激勵之下,思想、感覺和行為必須依靠本身的力量自由地生成,它們只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才受到樂調的限定。樂調把精神活動引向一定的軌道,循沿這條軌道,思想、感覺和行為只能發展起確定的特性。貫穿著全部心靈活動的精神力量,只能是一種確定的力量,而且,只能夠朝著一個確定的方向發揮作用。③ 洪堡指出,心靈所創造的一切,都是統一的內在力量的產物,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整體。每一個別、具體的東西,猶如這種力量的一股氣息,必須攜帶表示它與整體有一定聯系的標志。人所獨具的原初力量,其狀貌對于人來說,僅僅表現為一種路線確定的努力,而這種努力本身,只能以一個目標為前提,那就是“人類理想”。“在人類理想這面鏡子里,我們看到了各個民族對自身的認識。”如果一個民族,不是把人類理想局限在為一定目的服務的實用價值,而是把人類理解看作必須通過自我完善達到自身目的的過程,那么,這個民族,已經擁有相當高級的智力和深刻的內在精神。“一個民族內在的自由和多種多樣的發展可能性,即根源于人類理想。”④ 顯然,希臘文學與哲學的語言呈現,就表達了這種人類理想。

          三、希臘傳統:語言與詩思的內在關系

          正是從語言學出發,洪堡對文學的審美特性進行了深入的理解。在語言的運用之中,可以發現,每一種語言,都有某種印記,“反映著民族的特點”。由此推斷,“所有語言的總和”,極有可能反映出人類語言的能力,以及依賴于語言能力的人類精神。① 語言的思想表達、意義表達與情感表達,使得語言具有極為豐富的內容。為了達到理解與表達這一客觀目的,我們不應只把語言看作人的發明或自然的造物,而應“把它看作一架授予人的樂器”。這一樂器,既非由人所造,也為人的意識中潛存的一切能力所不可逮。洪堡把語言和音樂聯系在一起,通過音樂的力量來說明語言的力量。他認為,“語言這架琴”,不論誰來演奏,都不可能窮盡它那無比豐富的樂音。每個樂音的內容,只能被逐漸的認識。

          “它的弦,可以奏出最寬廣的情感的音階,它似乎只是追隨著精神和感覺發音,實際上,它卻為精神和感覺指示了正確的道路。”② 語言是無處不在的,而且是無限生成的,只要人像關心家鄉的山水一樣,稍許關心一下自己的語言,那么,它就會看到處處與它相伴的對象。“這一對象,始終不斷地刺激著他,從不以他的外在用途為轉移,并且,不斷地對他產生反作用。”③ 這種對語言的理解,與生命存在和文化體驗之間,有著最為親切的聯系。

          洪堡重視通過語言表達思想與精神,只有通過語言才能洞察民族文化內部的精神。如果把民族和語言放在一起考慮,那么,語言始終具有原初的性質。這種性質,同語言從民族那里獲得的性質一起成為整體。④ 洪堡發現,希臘人憑借精微的語言意識,極為深切地體會了詩歌與語言之間的密切關系,使得每一類型的詩歌,只能用豐富多彩的希臘語的特殊方言來吟誦。“這個例子,生動地體現了希臘人語言特性的強大力量。”倘若我們打亂角色,設想希臘人用多力克方言吟誦史詩,用愛奧尼亞方言吟誦抒情詩,那么,不只是語言被錯調了位置,而且,精神也被顛倒了。至于較高級的散文,假如沒有雅典方言的話,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由此看來,雅典方言的產生,以及它與愛奧尼亞方言的奇妙的親緣關系,對于希臘散文語言的理解極為重要。很難想象,在雅典方言出現之前,或在不依賴于這種方言的情況下,會存在“真正的散文”。洪堡發現,“人類精神為走上最崇高、最自由的發展之途所需要的那種散文,只能在雅典方言出現之后并在其內部產生”⑤ 。在思維本身的領域內,語言發揮作用的方式,不允許思維在任何一業已達到的階段而停步不前。在探索真理確定規律的活動中,人類精神也在尋求固定的界限,但是,這種活動以及人類的全部內在力量的發展,并不取決于語言。“人在朝著無限的目標努力,與此同時,語言也伴隨著他,沿著這條無盡的道路走下去,增強著它的信心,賦予他以力量。”⑥ 這說明,語言發展的過程,就是精神發展的過程。

          為了強調文學語言,特別是詩歌語言的作用,洪堡指出,“每一種語言的特性,在詩歌里最能顯示出來”,因為在詩歌中,既成材料,“不會給精神帶上任何羈絆,或只起微小的束縛作用”。在民族生動的生活中,在受到這種生活影響的文學類型中,詩歌語言的特性,獲得了更自然的表現。洪堡發現,語言的個性,在哲學言談中,表現得最富情感,也最美妙。“在這里,語言,從無比崇高的主觀性的和諧振奮之中,促成了客觀真理的發現。”洪堡通過對詩歌語言的仔細體驗發現,“感覺有平靜、溫和的思想相伴,思想也與溫暖絢麗的感覺為伍”。他承認,“能夠讓我們把握精神的最嚴肅和最偉大的東西,便是哲學言談的主題和目的本身”。這說明,洪堡不只是簡單地談論文學語言,還強調哲學語言的思想與精神表達作用。即使是文學語言,也不應封閉靜止,而應該廣泛吸收,使之形成語言自由表達的河流。語言在社會群體表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一最美好的成就,要想充分展開,民族的人性就必須通過一系列幸運的事件而得以提升,“其語言的力量,也必須建立在客觀性和主觀性緊密交織的基礎之上”。洪堡發現,在語言對話中,主觀與客觀生動地相互作用,觀念和感覺真正得以交換。這樣的對話本身,仿佛就是語言的中心,“因為我們始終只能在聲音和回響、發話和應答的同一過程中想象語言的本質”。洪堡深刻地發現:“不論從起源還是變遷來看,語言從不屬于某個人,而是屬于所有人。”“它孤寂地存在于每一個人的精神深底,但只有在群體中才可能真正出現。”①這說明,語言不是私人的事件,不是自言自語,不是說給自己聽的,而是人際間的自由思想表達,或者說,人際間的思想自由交流,正是文學語言所具有的核心功能與原初品質。

          如果單就詩歌和散文在語言中的可能表現而言,那么,內在的散文傾向,應當會發展成為帶格律的言語,而內在的詩歌傾向,也可以發展成為“自由的言語”。洪堡發現,以詩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散文內容,既不完全具備散文的性質,也不完全具備詩歌的性質。以散文形式出現的詩歌,也同樣如此,此外,詩歌的內容,強烈要求為其配備詩歌的語言外衣。當一個詩人感覺這種強烈的要求時,他會用“韻文形式”來結束以“散文形式”開始的內容。從本質上看,詩歌和散文,都需要全部心靈力量的努力作用。詩歌和散文,需要整個心靈始終如一地循求一條確定的道路。不過,這種始終如一的活動應當這樣來理解,即它不僅不排斥民族精神朝著相反方向進行的另一種追求,而且對之起著促進作用。“詩歌的傾向和散文的傾向,必須相互補充,共同協助人深入扎根現實”,但是,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人能夠愉快地超越現實,得到更自由的發展”。倘若一個民族的詩歌,在全面、自由和靈活地成長起來時,沒有能夠為散文的相應發展創造可能性,就不會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人類精神的強大力量和充分自由,決定著它必須同樣成功地形成“詩歌和散文”。② 這一切說明:“詩歌和散文”,受到同樣的一些普遍要求的制約,二者必須通過一種產生自內心的激情,才能使精神得到發展和升華。人所獨具的全部特性,決定了他必須通過思維活動深入外在和內在的世界。他需要把握住每一個別的事物,賦予它一種與整體相關聯的形式。就二者的發展方向和作用手段而言,詩歌與散文是不同的,事實上,也不可能相混。從語言的角度看,詩歌本質上與音樂密不可分,相反,散文則強調了語言自身的清晰構造。

          希臘人的詩歌與器樂的關系極為密切,如果缺乏音樂要素,那么,不論思想和語言多么富有詩意,也不會覺得自己是處在真正的詩歌領域之中,所以,偉大的詩人與音樂家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倘若人們獨立地、不受任何約束地發展對音樂的愛好,“也許就會故意冷落詩歌”③ 。詩歌本質上始終具有一種外在的藝術形式主義,在人的心靈中,可以形成一種對立于藝術的、愛好自然的傾向。詩人會有意識地去接近現實生活環境,只要他有足夠的天分,“就能夠用散文的形式創造出一部真正的詩歌作品”。詩歌和散文的相互對立,及其內在和外在的實質性聯系,可以是“極為不同的心靈狀態導致的結果”。所有這類對立和聯系,都對語言產生著影響,語言也對它們產生反作用,而語言的這種反作用“更能為我們所察覺”④ 。

          洪堡認為,“詩歌只能夠在生活的個別時刻和在精神的個別狀態之下萌生,散文則時時處處陪伴著人,在人的精神活動的所有表現形式主義中出現”。“散文”,與每一思想、每一感覺相維系。在一種語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準確性、明晰性、靈活性、生動性及和諧悅耳的語音,一方面能夠從每一個角度出發充分自由地發展起來,另方面則獲得了一種精微的感覺,從而能夠在每一個別場合決定自由發展的適當程度。有了這樣一種散文,精神就能夠得到同樣自由、從容和審慎的發展,這便是一種語言在個性形成上所能達到的頂峰。這個最高的目標,從語言外在形式的萌芽狀態開始,“需要建立在最廣泛、最可靠的基礎之上”①。洪堡認為,自從沃爾夫對荷馬史詩的起源作了出色的研究以來,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這樣一種看法:“一個民族的詩歌,在文字發明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可以不被記錄下來。”文字產生的時期和詩歌記于文字的時期,并不一定相吻合,“詩歌的任務,是抒發和頌揚瞬間的感覺,造成節慶場合的莊嚴氣氛”。在遠古時,詩歌與人們的生活,極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它是詩人的想象力和聽話人的理解力二者之間十分自然的產物,因此,有意圖地用毫無生氣的文字來記錄詩歌,與詩歌的本性相違逆。“詩歌從詩人的嘴中涌流而出,或者,由一批接受了詩人的創作精神的歌手唱出,它是一種伴有歌唱和器樂的朗誦。”詞語,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與音樂密不可分。所有這些朗誦,由后人繼承了下來,他們決不會想到要把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詞語和歌唱區分開來。在這一時期內,“詩歌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人們根本不會產生將詩歌付諸文字記錄的念頭”② 。在這里,洪堡對詩歌語言與散文語言所做的精細區別,有助于我們真正理解文學的生命情感與思想表達的價值。

          因此,在洪堡看來,“只有當語言被一代又一代新人當作激勵精神的工具來運用的時候,它那永恒的、獨立的本性才會獲得有益的發揚”。事實上,在科學和文學的領域里,精神活動的成就,一方面有賴于內在的民族精神稟賦及語言的特性,另方面取決于形形色色、時有時無的外部影響。語言結構的持續演進,并不依賴于這類外部影響,所以,擁有一種語言的民族,“只需要某個有利時機的推動,就能夠意識到它的語言是適合于獨一無二的精神活動的工具”③ 。這就是語言所具有的獨立思想價值,這就是語言獨立的生成規律,它表達著思想與情感,影響著心靈與信仰。洪堡基于希臘語言與思想的詩學考察,顯示了獨特的思想力量,他不僅展示了希臘精神理想對語言與思想的精神作用過程,而且特別關注語言與思想的相互作用,詩歌語言與散文語言的思想個性。按照洪堡的考察,文明的精神理想,可以通過語言與思想得到體現,語言和思想的自由追求與自由個性,展示了文明的精神理想;詩性體驗與想象,與民族國家的自由精神律法之間,有著最內在的精神統一性。洪堡通過考察希臘精神以及語言思想深處的自由理想,形成了他獨特的詩學思想構造,無疑富有自由的思想啟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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