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圍城》的比喻藝術
摘要:《圍城》一書中的比喻生動活潑、幽默風趣、凝聚智慧,自從20世紀五十年代問世以來一直都是學者研究的重要對象。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為《圍城》增添了更為絢麗的色彩。文章從《圍城》比喻的新奇性、諷刺幽默性、知識性及博喻這幾個方面來分析《圍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獨具魅力的語言風格。
關鍵詞:錢鐘書;比喻;藝術;《圍城》
《圍城》是錢鐘書寫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于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一經問世,便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掀起了千層巨浪。據統計,在《圍城》這部23萬余字的小說中,所用的比喻竟達700多處。[1]詩評家李元洛說:“錢鐘書是一位運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說《圍城》和他的學術著作中,那精彩的層出不窮的比喻累累然如貫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見,錢鐘書對比喻恰到好處的運用是《圍城》這部小說成功的一大因素。據此,本論文試從《圍城》比喻的新奇性、諷刺幽默性、知識性及博喻這幾個方面來論述《圍城》的比喻藝術。
一、《圍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點,一般的比喻,本體和喻體往往處在相近的環境中,兩者的相似點十分明顯,在閱讀時,讀者極易產生一種認同感,這種類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錢鐘書卻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為陌生”的比喻路徑,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圍城》中很明顯地感覺出來。錢鐘書所寫的比喻句,在讓比喻中的本體與喻體相吻合的同時,又將本體與喻體的距離拉開,起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維上產生一種跳躍性的感覺,給人帶來一種新奇之美。錢鐘書在《七綴集讀<拉奧孔>》中對比喻的真髓進行了這樣的闡述:“比喻體現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處,否則彼此無法合攏;它們又有不同之處,否則彼此無法分辨。兩者全不合。不能相比;兩者全不分,無須相比――夸飾以不能為能,譬喻以不同類為類,理無二致,不同處愈多愈大,則相同處愈有烘托;分得愈遠,則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穎!盵3]在看小說時,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錢鐘書所運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們的本體和喻體這兩個事物聯系很少,差別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時之間很難看出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之處,但是當你回味一番,就會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贊嘆其新奇精妙。這樣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說中對于“鮑小姐”的描寫,錢鐘書這樣寫道:
她只穿緋紅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鋪子”(charcuterie),因為只有熟肉店會把那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讀《圍城》時,看到這段對鮑小姐的經典描寫――緋紅抹胸,海藍色貼肉短褲,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紅的指甲,這不正是現今夏日街頭那些漂亮女孩的經典裝束嘛!而在當時這樣的裝束卻是“熟食鋪子”、“局部真理”了。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對于鮑小姐的描寫,錢鐘書用了兩個比喻。第一個比喻是用“熟食鋪子”來喻指鮑小姐的形體,“熟食鋪子”去過菜場的人應該都知道,那是賣一些鹵的.雞、鴨、鵝等熟食的店鋪,錢鐘書把鮑小姐裸露在外的形體比作熟食鋪子,這兩者的相似度可以說非常的高,我們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設喻的目的。而第二個比喻作者寫得就比較新奇,比較耐人尋味,他運用的是“真理”這個抽象的概念。鮑小姐裸露的形體和真理的相似之處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鮑小姐又不是真的一絲不掛,所以又將鮑小姐進一步闡釋為“局部真理”。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肉感而又淺薄,放蕩不羈的女性形象。這樣的比喻可謂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這種比喻,將一個抽象的事物來比喻一個具體的形象,化形象為抽象,將真理與人的肉體結合在一起,崇高與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這樣新奇的比喻還有很多,比如“那時候蘇小姐把自己的愛情看得太名貴了,不肯隨便施與,F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鎖在箱里,過一兩年忽然發現這衣服的樣子和花色都不時髦了,有些自悵自悔!(P11)“方鴻漸給鮑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盡氣的橡皮車胎!(P19)“無數的雨線飛蛾見火似的匆忙撲向這光圈里來!(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爐上燒滾的水,勃勃地掀動壺蓋。”(P179)這些比喻講求的都是新奇。愛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車胎、雨線和飛蛾、好奇心和開水,這些看起來都是些毫不相干的東西,但是錢鐘書卻能將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獨到的見解,將它們巧妙地結合起來,讓讀者讀來很有新奇之感。
二、《圍城》比喻的諷刺幽默性
當代著名作家諶容說:“生活中不能沒有幽默,文學藝術中也不能沒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無味。文學藝術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薄秶恰肥且徊克赜小爸袊F代《儒林外史》”之稱的小說,它繼承與發揚了《儒林外史》那種“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風格。[4]《圍城》中的比喻,在諷刺幽默的語句之下,暗藏著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們為這些諷刺頻頻發笑之時,同樣也領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說中有寫道:“講師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難上加難。我在華陽大學的時候,他們有這么一比,講師比通房丫頭,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頭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綱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對么?‘為如夫人洗足;賜同進士出身。’有位我們系里的同事,也是個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掙氣;等副教授出頭!(P250)
這是汪處厚在聽到方鴻漸說高松年并沒有確切答復他是否升做教授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將當時中國大學里的情況通過比喻生動形象地表現了出來。我們先來看下這段話的本體,“講師”、“教授”、“副教授”這些都是學校里教師的職稱,而喻體是“丫頭”、“夫人”、“如夫人”這些都是中國封建時期一夫多妻制的產物。這兩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貴高尚的社會知識分子,而后者可謂是一種低賤卑俗的喻體,這樣就給人一種強烈的反差。“丫頭”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講師”升為“如夫人”是很常見的!耙烫稣龃筇鞘歉煞妇V常名教,做不得的!保砻鳌案苯淌凇弊兂伞敖淌凇笔遣豢赡艿,也就是說“副教授”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永無出頭之日。通過錢鐘書的筆墨,我們可以了解到在當時社會,副教授是一個多么尷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職。在現今大學的教育制度下,教師們能夠憑借自己的才學一步一步地評上更高的職稱,但在當時這個教育事業不受重視的時代,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們在當時的處境很艱難,他們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視。同樣的,我們也能夠從中體會到即使是在學院這樣看起來及其清凈的地方,同樣存在著各種明爭暗斗。 在學校中,“講師”、“教授”與“副教授”他們關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種爾虞我詐的冷漠關系,在這場事關個人名利得失的斗爭中,多少學者歿落于此。這樣的比喻,在讓人倍感幽默之時,又給人以苦澀之感,讓人回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