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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言意之辨到言文之爭-試論中國文學批評語言意識的嬗變
論文摘要：在中國和文學觀念由古典向現(xiàn)代轉型的進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維度。這一點又集中體現(xiàn)在時代命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換上。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出發(fā)點從言意矛盾到啟蒙國民，二是解決方案從立象盡意到言文一致，三是立足點從工具觀念到本體意識。語言意識嬗變的得與失，也深深影響著中國文學觀念現(xiàn)代轉型的深度。
論文關鍵詞：言意之辨；言文之爭；文學批評；語言意識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語言一直是一個無法繞開但又眾說紛紜、歧見迭出的維度。雖然人類在語言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惑并非僅限于文學領域，但在文學當中，語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顯，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人們對語言的認識與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由此出發(fā)，不難看出中國文學觀念在從古典向現(xiàn)代轉型的過程中，語言觀念的變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集中體現(xiàn)在中國知識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變上�！把砸庵妗蓖癸@了中國古人的語言觀，在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內(nèi)在地影響和制約著文學觀念；“言文之爭”則是在新的條件下發(fā)生的對于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發(fā)了文學觀念的現(xiàn)代變革。下面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從言意矛盾到啟蒙國民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活動所面臨的困境，認為語言在言說、表達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局限性，難以傳達精微深刻的“意”。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則指出“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也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周易·系辭上》提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魏晉時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時代潮流，但與先秦相比在基本觀念上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至于佛教特別是禪宗，更是視語言文字為大敵，所謂“才落言詮，盡是死門”，對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腳踢、當頭棒喝，把對語言的不滿發(fā)揮到了極致。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人對語言并不滿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儒、釋都基本上是從語用著眼，一旦發(fā)現(xiàn)語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達意的作用，“言”與“意”之間存在著距離、矛盾，他們就必然對語言進行指責。這種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深深影響著中國古人對語言的看法與認識，反映在文學領域，就是強調(diào)以達“意”為目標。儒家雖發(fā)現(xiàn)有言不盡意的現(xiàn)象，卻認為言最終可達意且只需要達意即可，因而言“辭達而已矣”；則進一步追尋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禪宗則強調(diào)不落文字，直指本心。這些提法，對與文論產(chǎn)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雖然在具體觀點上還存在著分歧，但各家(名家是個例外)從語用的角度人手，對語言的基本認識始終是比較穩(wěn)定的。與之相對應，中國古人在文學問題上，也是強調(diào)要解決言意矛盾，這一點在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梢哉f，言意之辨始終是漢語內(nèi)部的問題，是為了解決語言活動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在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與“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時代的言文之爭，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與意義。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與思想文化，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為了挽救危亡，他們展開了艱辛的探索，以“啟蒙”為使命，中國思想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由此展開，耐人尋味的是，漢語變革成為這次轉型的先導，被納入到啟蒙的宏大敘事中，并迅速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
從歷史進程來看，黃遵憲是較早意識到語言變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漢字恰恰是與漢語相脫節(jié)且相當繁難，“漢字多有一字而兼數(shù)音者，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shù)字者，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shù)十撇畫者，則識字也又難”。黃遵憲的論述可以說涉及到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言文關系，這已經(jīng)涉及到了語言體系中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系問題，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進了一步；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黃遵憲是從漢語與日語、西方語言的比較中探討漢語，具有了世界眼光，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達到的；再次，黃遵憲的分析不是專門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fā)，而是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為立足點，因而他是從啟蒙的根本立場出發(fā)提出漢語變革問題，進而開啟了文學革新之路，這也是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言文之爭”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語言觀真正具備了現(xiàn)代特質。
黃遵憲的論述，揭示出“言”與“文”的矛盾，開啟了后來的“言文一致”主張。在晚清及“五四”時代，“言文一致”發(fā)展出兩條思路：書面語與口語的合一、漢字與漢語的合一。落實到具體方案，前者是以白話代文言，后者是漢字拼音化。晚清時代，梁啟超、裘廷梁號召白話文運動，多種注音方案的出臺，都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時代要求。
梁啟超最初是以其變法主張而備受關注，他注意到語言文字問題也是源于變法需要，最早的相關論述見于1896年所作之《變法通議》。他把當時的語言文字與古代作了比較，發(fā)現(xiàn)“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nóng)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從啟蒙的需要出發(fā)，就必然要求廢文言興白話。
這一命題的基本內(nèi)蘊也延續(xù)到了“五四”時代。文章應該傳達出個體的獨立意識并以此達到啟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探討言文關系時的基本出發(fā)點，體現(xiàn)出更為徹底的現(xiàn)代意識。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正是要以白話文傳遞現(xiàn)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養(yǎng)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錢玄同支持胡適，但態(tài)度更加激進，明確主張廢除漢字：“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可見，發(fā)生在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著眼于言意矛盾，從達意的需要看待；“言文之爭”發(fā)生于晚清及“五四”時代，已深入到語言體系內(nèi)部，卻是從啟蒙的根本需要出發(fā)，為建構現(xiàn)代國家，因而已經(jīng)具備現(xiàn)代質素。
二、從立象盡意到言文一致
問題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決的方案。言意之辨針對的是言意矛盾，對此與佛家有感于語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隨說隨掃、不立文字的策略，這一策略是從語言內(nèi)部進行顛覆，通過破除語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領會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國古代占據(jù)支配地位的觀念，卻是立象以盡意。早在《周易·系辭上》中這一觀念即得到正式認可：“圣人立象以盡意�！辈粌H如此，《周易》還對“象”作了具體的解說：“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吨芤住吠嘎冻龅男畔⒁馕渡铋L：一方面，“象”不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韻的相通，能夠以具體喻抽象，以有限表無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立象以盡意”又是所講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盡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發(fā)點而言，《周易》并不是為了論證“言不盡意”這一觀點，而是為了闡述“立象以盡意”的策略。雖然意識到言不盡意，但是最終卻肯定“意”是可盡的。在言意關系問題上，《周易》體現(xiàn)出鮮明的色彩，這與它作為儒家經(jīng)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晉時代，何晏、王弼等玄學家以道家觀念解說儒家文本，從而使作為儒家經(jīng)典之一的《周易》轉變?yōu)樾䦟W的“三玄”之一，這是一個耐人深思的現(xiàn)象，即“儒家詩學和道家詩學在沖突與悖立中開始走向滲透和互補的現(xiàn)象，也即經(jīng)學的玄學化現(xiàn)象”。對“立象以盡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確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恃哉咚悦飨螅孟蠖�；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蓖蹂霾]有明確指出言盡意或言不盡意，但這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論述明確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在王弼看來，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產(chǎn)生，又指示著意，它們結合成一個緊密的整體。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須探求言外之義；要得意，就不能膠著于個別之象，而是要透過有限、具體的象去體味無限與抽象的蘊意。王弼的觀念對于中國古代詩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到晚清與“五四”時代，“言文之爭”則日益凸顯出來。人們關注的不再是言如何達意，而是進一步發(fā)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識界看來，言文分離才是造成語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務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這一方面，黃遵憲有首倡之功，他認為要改變中國語言、文字脫離的現(xiàn)狀，當務之急是“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農(nóng)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啟超則注意到白話小說在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力，故強調(diào)“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fā)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態(tài)，試場惡趣，鴉x頑癮，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動手以白話《十五小豪杰》等歐洲小說。
“五四”時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識分子探討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與晚清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識分子強調(diào)個性自由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錢玄同指出，言文分離是獨夫x賊和文妖造成的，“現(xiàn)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并沒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運動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則不能與白話文運動相比。晚清時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多種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說，康有為則在日本文獻資料的影響下萌生了設計“幼學捷字”的念頭。在這一時期甚至出現(xiàn)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張，在此之后則有萬國新語、國語羅馬字等主張。但是這些主張或是停留于紙面討論，或是雖付諸實踐卻終歸失敗，個中緣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來，語言固然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字也同樣如此。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對漢字加以改造。但是這樣一種改造與白話文運動是不一樣的：后者雖然融合了外來語，卻是以古為根基的，是漢語現(xiàn)代蛻變的產(chǎn)物。文字拼音化則不同，從漢字本身特性來講，拼音化難度極大，如郭紹虞所言，“語詞為了遷就文字，即使復音語詞也往往兩音相綴三音相綴至多四音相綴，除翻譯外來語外，絕沒有多音相綴的復音語詞，因此同音語詞又比較多”，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難”。而且漢字作為漢語的書寫形態(tài)，兩千多年一直形態(tài)穩(wěn)定，為維系中華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復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為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下，漸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堅信國語隨國民性而演化，漢語漢字自有其獨特文化品性，這種內(nèi)在的精神不會消亡。
三、從工具觀念到本體意識
中國古人的言意之辨，對于言意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種學術流派與見解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卻是從實用主義出發(fā)對所作的批評，更多地關注語用。在中，名家注重語言分析，把思考的重點真正放在語言自身，卻遭到、、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擊而無立足之地，以至于長期背上了“詭辯”的罵名。實用立場與語言工具論相輔相成，形成了批評語言意識的顯著特色，即“文以載道”、“道”“器”二分的觀念等，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把文學不看作獨立，而看作有用的東西，就是把文學看作和的附屬品”，“古代論文的話，總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說到本身構造的技術，所以雖然是論文，實在是重義而不重文”。雖然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形式對于文學的重要性，魏晉六朝更是以語言作為區(qū)分文學與非文學的重要依據(jù)，但是語言始終只被視為工具，處于從屬的地位，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文學自身特性的認識。
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可謂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時代依然在發(fā)揮其影響力。但饒有意味的是，關注語言問題引發(fā)了晚清和“五四”時代的文學變革，這與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密切相關：中國文學批評在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的過程中，其語言意識也在發(fā)生著變革——從單純的工具論到開始從本體的層面考察語言，意識到語言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從而以語言變革作為文學變革乃至于革新的先導。當然，此時的變革多少還是不成熟的，還是在“工具”與“本體”之間徘徊、游移。
黃遵憲在《雜感》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眾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笨梢娝呀�(jīng)認識到語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隨意運用的工具，而是承載了厚重的文化，這種觀念與視語言為本體的現(xiàn)代語言觀有相通之處，已經(jīng)透出了現(xiàn)代的氣息。而這樣一種在體用之間徘徊的矛盾，在梁啟超身上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
梁啟超早年在論語言文字時，主要著眼于言文分離不利于開發(fā)民智；在中西對比時也是從功用人手，語言工具觀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不過，梁啟超與“五四”學人的觀念已經(jīng)透露出變革的氣息，因為他們已經(jīng)是在動態(tài)的框架中思索。梁啟超指出：“蓋言語凡以表示意識，意識之范圍日擴，則所以表示之者，自能與之相應，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觀念，觀念新則其字自新也�！币粤簡⒊瑸榇淼耐砬逯R分子抨擊言文分離，號召三界革命，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學觀念的現(xiàn)代轉型，催生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格局。但是“五四”時代的變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層面觸動了古代的根基，由現(xiàn)代漢語建立起現(xiàn)代思想文化。胡適等人發(fā)起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學，明確提出“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比嗄旰�，胡適談到自己的這一主張時，仍堅持認為“文學作家放膽的用國語做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文學的國語”。
胡適已經(jīng)意識到文言承載著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代表著傳統(tǒng)思維方式，白話與文言的沖突是新舊文化的沖突。但是他又把這種沖突簡化為活文字與死文字的對立，提倡白話的理由無非是白話更方便、適用，這就又重新回到了語言工具論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魯迅與周作人對語言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對于文言作為組成部分的認識要深刻得多。魯迅曾談到，“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jīng)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識到“這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已融合為一，不能分離”，因而“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
“五四”知識分子所提倡的“言文一致”，已經(jīng)意識到文言與現(xiàn)代白話之間的沖突，不僅僅是言說方式、語言形式上的對立，更主要的是各自承載的文化之間的沖突，從而真正促成了觀念的發(fā)生。
綜上所述，“言意之辨”與“言文之爭”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言不盡意代表了中國古人對語言問題的基本認識，強調(diào)立象以盡意，其背后是語言工具論的立場，對中國觀念影響深遠。而“言文之爭”則是在晚清與“五四”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在啟蒙的旗幟下追求言文一致的效果，此時的語言觀念已經(jīng)發(fā)生了深刻變革，由此也引發(fā)了文學與文化觀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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