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同華嚴寺看契丹與漢民族文化融合

從大同華嚴寺看契丹與漢民族文化融合

　　一、大同華嚴寺的概述

　　1、簡介大同華嚴寺

　　華嚴寺坐落于山西省大同市市區，是由佛教華嚴宗創建，故被稱為“華嚴寺”，是一座典型的漢文化與遼金文化相融合的寺院。大同古稱平城，是我國首批公布的24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后晉石敬瑭會同元年(公元938年)割燕云十六州給契丹，大同歸屬于遼，“初為大同軍節度，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為西京”大同地處中原漢民族和北方少數民族接壤地區，是農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的交匯處，因此大同是當時民族間交流較為頻繁的地區，契丹與漢民族接觸不斷。

　　上華嚴寺始建于遼，遼代佛教華嚴宗盛行，道宗也曾經撰寫過《華嚴經隨品贊》，因為寺內曾供奉諸帝石像、銅像，當時還具有遼皇室祖廟性質。上寺布局嚴謹，以大雄寶殿為中心，分為兩進院落，層次分明。大雄寶殿在遼末受到了戰火的毀壞，后與金天眷三年在原址上重建，這次重建是按照原樣重裝，因此也保留了遼代的建筑風格，現存的殿堂結構、形制和手法都沿襲了遼代的工藝。“大雄寶殿總面積達到了1559平方米，矗立在高達的月臺之上，檐高9.5米，廡殿項，正脊上的琉璃鴟吻規模非常大，高達到了4.5米，北端鴟吻是金代遺物，經歷了數百年，至今仍然光澤燦然。”大雄寶殿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單體佛教殿堂。殿內設計金碧輝煌，色彩艷麗，建筑結構巧妙，畫工細致，并且保存完整。

　　下華嚴寺也是由兩進院里組成，布局比較自由簡潔，面積達到了9000多平方米，建筑風格整體來看比較活潑，它主要是以薄伽教藏殿、南北配殿、以及磚雕石門為主。主體建筑因為存放著佛教經典，故被稱為“薄伽教藏”殿，“薄伽”是梵語音譯，是佛的十個名號之一，始建于遼重熙七年(1038年)，“從起名的當時情形看，遼之契丹人信仰佛教，兼具顯密二教，殿內多塑婀娜多姿女像，故而對‘薄伽’之名的密教詮釋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思考”，薄伽教藏殿規模宏偉，建筑結構適中，具有獨特的建筑風格，同時具有精美的遼代塑像，形成了一座遼代的建筑寶庫。

　　2、遼金時期寺廟的發展

　　在社會生產力水平達到一定階段后，伴隨著政治經濟生活的影響，精神文化生活逐漸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成長起來，統治階級也要求有一種力量能夠服務于它，因此，佛教思想才能在中國大地上發展壯大起來，宗教當中的一些理念也開始在古代的建筑藝術、建筑形式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上體現出來，而寺廟就很好的充當了這種意識載體，佛教文化也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文化資源，寺廟具有了很強的時代性、民族性、藝術性和深刻的思想性。大同是遼代的西京，大同華嚴寺更是遼代皇家的寺廟，它很好的將大同本地的寺廟風格和遼代契丹族的民族風格結合起來，實現了華嚴寺建筑藝術上的多樣性，這樣中國傳統寺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中國的佛教文化和寺廟文化有了更加巨大的提升空間。

　　契丹人在與漢民族不斷的交流過程中，大大得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使得遼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發展，而且他們在接受漢族文化的同時，還大量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遼就采用了“南北面官”來治理國家。與政治制度方面相似，在遼代皇室內部，統治階級也接受了佛教文化，他們開始推崇佛教，一大批的遼代佛教寺廟建筑興建起來，但現在保存下來的屈指可數了。

　　從遼金時期保存下來的建筑來看，山門、大殿均用廡殿頂，閣用重檐歇山頂，殿堂內部大量采用了減柱和移柱，大殿建在了高高的月臺之上，臺前還有牌坊和鐘鼓亭等等，這些都是具有鮮明的民族建筑特點。

　　“遼清寧八年(1062年)，道宗皇帝巡視西京，遂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修建起來，遼代統治者應時代需要，開始仿照漢族的建筑來建造，并且雇傭了大量漢人工匠來修筑佛寺，在建筑結構和塑像上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因此華嚴寺同時具備了很多漢族文化元素，不得不說，大同華嚴寺是民族大融合的產物，是歷史發展大勢所趨的產物。

　　二、契丹與漢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

　　大同華嚴寺作為遼金時期重要的佛教建筑，具有著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價值。盡管遼金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但在日益頻繁的交往活動中，契丹與漢民族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聯系越來越密切，而漢民族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蘊及先進的生產技術、勞動工具更是被契丹人所學習、借鑒，在建筑藝術上，大同華嚴寺應該稱得上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它的建筑構造、塑像造型、獨特的大殿裝飾等等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了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趨勢，同時對契丹族的社會進步起到了十分積極地作用。

　　首先，大同華嚴寺的建筑布局就很與眾不同。傳統的寺廟大多是坐北朝南，但華嚴寺的主要建筑都是坐西朝東，這就是文化碰撞、融合之后所產生的。契丹人對太陽十分崇拜，而正是這樣的民族傳統在建筑風格上得到了充分體現，然而在華嚴寺的整體布局中，也存在著很多建筑依然保留著傳統漢族建筑的布局習慣，如海會殿等依然坐北朝南。因此可以看出在建筑布局上，契丹人在觀念上已經發生了改變，他們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一些觀念看法，與漢族傳統風格得到了融合，這也使得契丹族的建筑方式更加多元化，建筑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其次，大同華嚴寺在塑像方面更加注重佛像人物的面部神態，它所表現的不僅僅是契丹人豪放開朗的性格特征，并且融合了宋代漢人的清秀面容，每一座遼塑都充滿了生命力。這也反映出當時在平城地區契丹人已經接受了漢人的一些生活習慣，比如在塑像方面就開始嘗試著去創新，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了以往單一的民族習慣，把漢人塑像的表現手法吸收進來，而這也使得華嚴寺的塑像更加具有歷史的氣息，使人們感受到在那個歷史時期人們日常生活中漢族與契丹族密切聯系，雙方各自的文化習慣和特征也越來越多的融入到對方的生活之中。

　　參考文獻：

　　[1]遼史·地理志・西京道[M].中華書局1974年，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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