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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imunic模型看我國審計定價現狀（下）
（四）描述統計首先是對審計收費的描述性統計。根據A股及境外股年報審計收費描述性統計分析表（表4-2）以及對應統計折線圖（圖4-1，圖4-2），可以看出境外股年報審計收費的平均值、中位數、眾數和最大值均明顯高于A股審計收費，這種情形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地域性差價的存在，使得兩者的計價基礎不具可比性。境外股的年報審計收費，報酬多采用港幣、美元或其它當地功能性貨幣支付，當地物價水平、勞動力報酬的影響使得兩者的差異顯著。另一方面，境外證券市場相對國內市場更為成熟和規范，擁有有效的監督和監管制度。相對而言，面對更嚴格的會計制度、審計準則和更具約束力的法律條款、境外審計師所進行的審計工作和所承擔的審計風險都會超過只審計A股的審計師，因此伴隨審計成本的提高收費也自然升高，具體的影響因素分析將在下文中詳細討論。
根據A股、境外股審計收費頻數頻率分析表（表4-3）、頻數分布直方圖（圖4-3）和直方圖附帶正態曲線圖（圖4-4），樣本公司年報審計收費呈較明顯的右偏正態分布。106 家樣本公司A股年報審計費用集中于（20～60）萬元的公司有54家，占樣本總體約50.94％；境外股年報審計費用集中于此區間的公司數為46家，占43.39％。總體表現為中低價位的年報審計競爭較為激烈，其中境外股審計收費的個別樣本相對總體顯得過高，其原因有待進一步的分析。表4-3 A股、總體審計收費頻數頻率統計分析表
五、實證檢驗
（一）檢驗結果分析
調用SPSS15.1的Linear Regression過程，對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1至表5-3所示。表5-1顯示模型R2=0.701，消除自變量和樣本量大小的影響，調整后的R2=0.666，顯示模型擬合效果較好，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力為66%以上。
從檢驗結果表5-3看，有七個影響審計收費的因素在5%置信水平下回歸結果顯著：分別是資產規模、合并子公司數、應收賬款的比率、凈資產收益率、最近3年中是否出現過虧損、審計意見的類型和是否由國際“四大”所進行年報審計。回歸分析結果顯著的變量系數符號皆和假設相符，說明我國審計市場的特征在這些方面同相關文獻所研究的國外市場較為接近。
（二）模型比較
下面對回歸方程1和回歸方程2的參數估計值及其符號檢驗進行比較分析(見表5-7)。
具體來看，兩個模型中變量LnASSETS的系數均在0.4左右，符號為正，且其t檢驗顯示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審計客戶資產規模是影響審計定價的重要因素。這一結果同前文關于審計定價以客戶資產規模為基礎的假設一致，也與前人的研究結論相同。資產規模決定審計師在執行審計業務中的資源投入，較大程度反映審計所要花費的成本。此外，該結果與各地財政物價部門制定的審計收費標準中以客戶資產為依據相一致。
表示合并報表子公司數的變量，其系數為正與預期一致，t檢驗表明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審計業務定價過程中，合并報表所涉及子公司數也是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資產規模一定的情況下，審計涉及子公司越多，特別當子公司涉及多個行業或國家時，企業內部情況就越復雜，審計師為出具審計意見不僅需要有更強的專業能力相應的工作量也更多，審計定價也應越高。
應收賬款占總資產比例的變量，其系數為正與預期一致且在模型一中通過5%重要性水平性的t檢驗，說明在A股市場上審計業務定價時審計師將應收賬款的比例作為考慮的因素之一，應收賬款可以作為審計風險外部表現的量化指標，這可能與近年來國內審計市場中上市公司管理層利用應收資產舞弊案的增多有關。應收賬款的增加會伴隨審計工作量的增加，例如詢證函的發放和回收，賬齡分析，壞賬的核算和補提以及相關的替代性測試等。模型二中該指標未通過5%重要性水平的t檢驗，說明在境外市場上審計師并未將應收賬款作為審計定價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是由于在國外證券市場嚴格的監管制度下管理層利用應收資產舞弊的風險較低從而審計師不再將應收帳款的多寡作為審計定價的考慮因素，體現出按中國審計標準所進行的境內A股審計和按國際或境外審計標準所進行的境外股審計對審計復雜程度的考量指標不同。
存貨占總資產比例的變量，其系數為負與預期不一致且兩次5%重要性水平的t檢驗均不顯著，說明審計師未將存貨比例作為審計定價考慮的重要因素。存貨是審計業務的重點項目，然而在定價中卻未考慮這個指標，部分說明審計師在定價上處于弱勢，不能充分根據審計業務的復雜性定價，也說明現有審計市場競爭激烈，審計客戶的議價能力要高于審計師。
在表示經營風險因素的三個影響因素中，只有作為反映財務獲利性的凈資產收益率兩次5%水平上的t檢驗均顯著且與預期符號一致，說明作為財務報告重要披露指標之一的凈資產收益率得到了審計師、上市公司和報表使用者（第三方）的足夠重視。
長期負債對總資產比例，作為反映財務流動性的影響因素對審計定價的影響方向與預期不一致，且均未為通過模型一和二中5%重要性水平的t檢驗，顯示出審計師在承接業務時的短視性，不能考慮長遠的潛在風險。
另一個表示經營風險的影響因素-近三年是否虧損，在模型一中通過5%重要性水平性的t檢驗而在模型二中未通過，再次體現了境內A股和海外股在審計定價上的不同影響因素。對于我國上市公司而言，連續兩年虧損的公司將受到特別處理，連續三年虧損的就會被摘牌，無論是管理層、投資者還是審計師在對虧損的敏感性都很強。一旦出現虧損，境內A股公司管理層粉飾財務報告的動機會更為強烈，相應地審計師在承擔審計工作中的工作量和風險都會增加，由此成本的上升必然帶動收費的上升。從以上三個經營分險的影響因素綜合來看，審計師在進行業務定價時除了對企業的財務短期獲利性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外，對于企業總體的經營風險并沒有充分考慮，顯示出審計師在承接業務時的短視性不能考慮長遠的潛在風險，同時也反映出審計市場競爭激烈、外部職業環境寬松使審計師沒有受到有效的法律、法規、行政命令約束。
代表審計意見的變量(OPIN)在兩個回歸模型中系數與預期均一致且通過了5%重要性水平性的t檢驗，表明在目前的審計市場上，審計意見類型是審計師保持獨立性和與客戶進行力量博弈時最有力的“武器”，審計意見的類型決定了上市公司披露數據的可信度，無論是對上市公司管理層、審計師還是第三方（報表使用者）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兩次回歸結果均顯示，當年審計師是否發生變更(INITIAL)對審計定價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審計師的變更并不會引起審計定價的顯著變動。結果否定了原假設，表明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說明我國的證券審計市場上存在普遍的低價攬客行為。但是，造成這一結果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樣本中公司發生審計師變更的理由各有不同，有的是審計師主動請聘，有的是客戶解聘，顯然這兩種不同原因的審計師變更對后任的審計業務定價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在本文選取的106家樣本公司中共有14家05年變更了審計師，占樣本總量的13.2%，其中由于審計費用協商未果審計師主動請聘的有4家占變更總量的28.5%，出于客戶自身發展要求而解聘原事務所另聘他家的有8家，占變更總量的57%，還有2家是由于事務所本身的兼并重組引起的審計師名稱的變更。由此可見，目前市場上審計師的變更更多情況下是客戶單方面的決定，這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審計收費。
另外，表示任期的影響變量也不顯著，即審計業務的定價不會隨審計任期的變動而變動，這可能正如前文附注所指出的審計規模效應引起的收費逐年遞減抵消了由低價進入行為引起的收費逐年上升帶來的對審計收費的影響。
是否由國際“四大”所進行年報審計在兩個回歸模型中系數均與預期一致且通過了5%重要性水平性的t檢驗，表明在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上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四大溢價”現象。王英姿（2002）在對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的研究中指出：事務所的規模越大、名譽越佳、資歷越深，其審計質量相對越高。因為這樣的事務所面臨的競爭壓力較小，失去某一客戶對其生存威脅較小，因而它不易被客戶的不合理要求所威脅，可以充分保持其獨立性。同時，大事務所具有“深口袋”效應，一旦遭受訴訟，其財產損失和名譽損失的潛在成本是不可限量的。因此，大的事務所會充分考慮審計風險、關注審計質量，相應地會制定較高的定價策略。
最后，代表境外投資者關注度的影響變量也未通過5%重要性水平的t檢驗，表明境外審計師并未在制定審計收費時過多考慮境外流通股占總流通股的比例。從職業道德的角度看，對審計師而言，只要有第三方報表使用者的存在他就必須獨立、高質量的完成審計工作，并不應受到使用者多寡的影響，即使只用一個報表使用人他的審計質量也不會有所下降，因此審計收費不受該變量的影響。 （三）小結
綜上所述，通過對2005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A股和境外股年報審計費用的對比研究和實證檢驗表明：境內A股年報審計收費的主要影響因素有資產規模、合并子公司數、應收賬款的比率、凈資產收益率、最近3年中是否出現過虧損、審計意見的類型和是否由國際“四大”所進行年報審計等,模型解釋功效接近67%，而境外股年報審計費用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資產規模、合并子公司數、凈資產收益率、審計意見的類型和是否由國際“四大”所進行年報審計，模型解釋功效接近72%。這說明按中國會計標準和審計標準所進行的境內A股審計和按境外或國際會計和審計標準所進行的審計采用了不同的定價基礎。 六、結論與局限性 （一）結論
獨立審計作為企業總體財務信息控制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保證資本市場正常運轉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獨立審計能否充分發揮這一作用取決于審計業務的質量。由于審計質量的不可定義性以及現行的審計師聘任體制，審計定價對審計質量有著重大的意義，它會從審計質量技術性特征與審計獨立性特征兩個層次上影響到審計質量的高低，可以說合理的審計業務定價是保證審計質量的前提。
一般而言，審計定價中主要的考慮因素為內部會計系統的規模(即實際發生的審計成本)以及社會公眾因使用已審計財務報表可能遭受的預期損失(即潛在的審計風險)。當引入風險偏好因素時，外部法律環境以及審計師與客戶對風險的偏好類型，將決定雙方在審計定價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到議價能力。對于審計師而言，當社會法律環境對審計師要求較高而他又是風險厭惡型的，審計師就會付出更多的勞動成本以減少預期損失:反之，如果社會法律環境較為寬松，無論審計師風險偏好如何他都不會過多地投入審計資源。除了以上影響定價行為的因素外，審計客戶的股權結構、事務所的規模、審計師的定價策略以及是否提供非審計服務都會影響到審計業務定價過程中雙方的議價能力。
就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而言，審計業務的定價呈現出如下特征:
1.審計定價基本上是以業務的工作量為基礎的，在定價過程中考慮了資產規模、合并報表所涉及子公司數等因素，但是由于法律環境較為寬松、市場競爭激烈，審計師的議價能力較低，無法充分考慮所審計內容的復雜性，如存貨、長期負債等項目以及因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所帶來額外工作量，例如在審計范圍受限時采取的替代性審計程序以及針對客戶薄弱的內部控制提出的管理建議書等。
2.審計師在定價中并未充分考慮客戶的經營風險，只是簡單地關注了客戶短期財務獲利能力，沒有對可能存在較高長期風險的客戶收取額外的風險補償金。這說明我國當前的法律環境對審計師沒有起到一個強有力的約束作用，從而助長了審計師只規避短期風險的偏好，為審計質量埋下了隱患。 （二）局限性及建議
當然,這只是我們通過五家事務所一年的客戶數據得出的結論,其結論局限性強，是否在我國的整個審計市場都存在這樣的特征,還有待對所有事務所的所有客戶進行多年度的分析。
如上文所述，造成我國審計市場當前狀況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市場缺乏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內在需求，而且上市公司對于審計業務的需求都是因政府的強制性要求所產生的引致性需求，因此規范審計市場的競爭行為，首要的是要創造對審計服務的自發需求，讓需求方成為監督審計質量的重要力量。具體:
1.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我國許多上市公司都存在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的問題，監事會、獨立董事等監督機構無法起到應有的監督作用，本應由全體股東大會行使的對于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權也幾乎成了形式。因此，只有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才能真正建立其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自愿需求。
2.培育成熟的投資者群體。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本應是審計服務的主要需求者，他們的成熟程度對審計服務質量具有重大的影響。如果投資者十分重視經注冊會計師鑒證過的財務報表及審計質量，能夠理性地運用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來從事投資決策，讓證券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就會迫使上市公司管理當局在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聘請高質量的事務所來進行鑒證工作，從而相應地提高審計質量。
2.在大力培育審計需求市場的同時，對于高質量供給方的培育也是重要的。當前審計質量不高與審計服務供給者的質量不高有一定的關系，在形成對審計服務自愿性需求的同時，推斷審計職業的深化改革和自我改進，減少審計服務供給者在低水平層次上的過度競爭，形成合理有序的市場執業秩序，促進我國審計職業整體素質和執業質量的不斷提高，就顯得同樣重要。為此，可以進一步完善事務所的組織形式，努力推動其向合伙制或有限合伙制轉變，同時應盡快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強化事務所的自我管理，建立健全事務所內部風險控制制度以及審計執業質量控制和評價制度;提高注冊會計師的門檻，認真落實后續的培訓教育工作，提高審計隊伍的整體素質�，F階段環境下，政府應采取措施增加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和扶持，形成公平競爭的審計市場，比如可以改革會計師事務所證券從業資格的許可證管理制度，建立許可證的“退出機制”，同時加強監管，對于有違法違紀行為的事務所與會計師應堅決驅逐出審計市場。
3.培育審計業務的需求方和供給方是為了讓雙方在進行審計定價時能夠平等地談判，真正按照審計業務的內容和性質來確定審計定價，但是上述機制的實現還需有外部的法律環境來保障。當外部法律環境沒有能夠對審計雙方形成足夠的約束時，機會主義行為就會發生，不僅審計定價不能反映審計業務的內容和性質，審計質量亦會遭受侵害。
4.進一步規范審計收費的信息披露制度。從目前上市公司對于審計收費信息的披露來看，許多公司并未嚴格按中國證監會頒布的第六號信息披露規范問答要求詳細披露有關信息。要求上市公司嚴格按要求披露審計收費信息，可以使審計定價更加透明，讓投資者和監管部門更容易了解到審計師與客戶之間的定價行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審計定價行為不規范的問題。為此，應進一步細化審計收費的信息披露規范，同時，證券監管部門對于未按規定進行披露的上市公司要予以懲戒并追查原因，注冊會計師行業監管部門對于不正常的定價行為也要予以關注，對于經調查有問題的事務所要做出相應的懲罰。 資料來源和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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