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異法的理論取向與邏輯范式

求異法的理論取向與邏輯范式

　　社會學理論的主要任務是分析、解釋社會現象，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求異法的理論取向與邏輯范式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前言

　　求異法是在定性研究方法中，對照于求同法和求全法的一個新概念，由黃盈盈等在 2008 年首次提出，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求同法是指確定一個研究目標之后，收集多人的情況，從對不同人的不同訪談記錄中摘取某些相同的側面或者片段，來證明在這些人之間存在著某些共同的現象，然后用這些共同現象來說明自己的研究目標。求同法的目的是發現共性，并依據依賴共性做出相應的解釋。求同法模仿社會調查的定量傳統，是社會學研究中最常見的定性調查方法。而求全法是徹底地研究某一個被研究者，將該被研究者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力圖反映被研究者的全貌。求全法是真正的個案研究，廣泛地應用于人類學和社會學田野調查中。

　　然而，求異法不同于求同法對一般性、普遍性的追求，也不同于求全法追求特殊性與唯一性，而是旨在探索社會現象內部的差異性、多樣性，或是發現同一現象在不同調查單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求異法不僅是提出了一種具體的操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種獨特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取向。從“什么是理論”、“如何建構理論”,到被研究者的界定與取舍，求異法都有一套嚴密的理論取向與邏輯范式。

　　一、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轉向

　　在古典主義社會學理論范式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即認為社會學應尋求普遍的法則式命題，應用一般性的概念與命題來對社會現象進行描述與解釋。實證主義傳統主張社會學應模仿自然科學，尋求社會現象產生與變化的因果解釋，就特定社會問題得出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結論，在實證主義傳統中理論是對‘社會現象客觀的描述，研究者要排除個人主觀意識的涉入。理解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韋伯則用“理想類型”的概念指代那些理性的、不被錯誤或感情因素所影響的人類行動，并認為社會學要以科學的方法建構理想類型，來剝離那些特殊的、不確定的影響因素，平均地近似地反映人們行動的普遍意義。

　　后現代主義學者們對古典社會學的理論取向、思維方式、研究方法進行了批判與反思，他們強調社會世界的多樣性與多元性，因而在認識論上否定了尋求法則式命題的路徑。首先，后現代主義明顯的表現出反本質的懷疑論傾向，認為人類社會不存在本質性的特征，社會現象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對社會現象的研究要針對特定的社會情景。

　　其次，后現代主義質疑宏大敘事的合法性，反對普遍性的知識，認為社會現象是多元的，用于解釋現象的理論都是局部性的、包含諸多社會情景的，所以需要探索這些異質性的、多維度的社會現象以及表現形式，給理論發展提供新的主題與視角。再次，后現代主義強調研究者及其視角在研究中的基礎作用，承認研究者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涉入研究過程之中。研究者是否看到特定的社會現象，如何選擇被研究者、如何建構解釋這些現象的理論都依賴于研究者本身的研究視角。

　　求異法正是在后現代主義理論興起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求異法認為，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不一定是追求統一的關于社會的普遍的和規律性的認識，而是應該力求反映社會現象在特定日常生活場景和特定群體中的具體表現形式;應該力圖把握不同個體對社會現象的異質性的不同感知與理解;并把了解不同個體主體建構的意義的差異性作為研究的主要目標。同時，異質法還承認研究者的視角和理論背景對研究過程的形塑作用，主張對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兩者之間相互建構的互動過程保持反思性�？傊�，求異法在肯定人具有能動性的基礎上追求社會現象的異質性，而不是追求建立普遍法則。

　　二、以理解為中心的理論觀

　　社會學理論的主要任務是分析、解釋社會現象。不同的理論流派對于什么是“社會學理論”,以及應采用怎樣的語言結構來建構一個完整的“理論”,都有著不同的見解。實證主義理論家“把概念作為變量，使概念間關系具體化，解釋和預測這些關系，使知識系統化，通過假設驗證來證明理論關系，研究生產假設”.

　　這種傳統認為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存在著邏輯因果關系，而理論就是找到事物間的邏輯關系并通過理性的工作對它們加以科學的論證。然而對此持批評態度的社會學家認為這種理論觀將“理論約化為事實”,如果僅僅將理論當作是對事實的客觀的反映和描述，希望通過幾個變量來解釋一個社會現象的發展與變化，就犯了“過分簡化了行動模型”的錯誤。同時對于統計規律一般性的追求會使研究者選擇性地忽視自己的假設之外的小概率現象的出現，導致社會學想象力的枯竭。

　　而理解社會學傳統強調對社會行動意義的“理解”.從理解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社會行動與物理運動間的本質區別是前者是有意義的，要分析與把握社會行動，研究者就必須理解該行動的意義。意義是表象的背后的內容，是一個名稱向你“傳訴”某種東西，引起了你的某種心理體驗。

　　施瓦特認為，“說人類行動是有意義的，要么是說它包含了一種標明了某項行動種類的特定的有意圖的內容，要么是說某項行動的意義只能通過它所屬的意義系統來加以把握”.所以為理解某一具體行動的意義，人們必須按照行動者主觀認可的并正在使用的方式來進行釋義。

　　長久以來，社會學研究被實證主義傳統下的問題取向所主導，這種取向認為研究問題是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的發問，理論是描述兩個變量關系并解釋兩個變量作用機制的語言體系。單個的社會現象(變量)未被作為一個“問題”納入研究之中。而從理解的角度看來，研究問題可以是針對某一社會現象做出的“這一現象是什么”或“該現象在不同情景和社會群體中的表現形式是什么”的回答，而不必局限于對現象之間的因果機制做出判定。在解釋社會學的路徑下，理論可以被認為是對研究現象進行理論化的一組抽象術語;是有關范圍、深度、力量以及相關性有關的命題，目的是為社會現象提供具有想象力的解釋。因此，理論可以將探究現象的內含和外延作為目標，發掘與現象關聯的諸要素，獲知現象范圍、深度、變異程度和其他影響因素關系;也可以聚焦于社會現象的文化或符號意義，理解人們賦予社會現象的意義或行動的目的，為現象提供具有想象力的解釋。以理解為中心的理論觀是求異法得以成立的主要依據。

　　三、求異法的理論關懷

　　定性研究中的求異法強調深度呈現與理解特定社會現象，本質上是反映該現象或者是現象內部的某種獨特性。其首要目的是發現新的社會現象，將這一現象理論化，并提供有想象力的解釋。由此，以求異法作為研究方法進行理論建構包括兩個過程：

　　第一，研究者針對某一需要研究的社會現象，“發現我們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愿意承認的某個現象的內部差異性與多樣性，或者努力去發現同一個現象在不同調查單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或者說是建構這一社會現象之下的不同的類屬，并將我們建構的類屬與先前的抽離出個人與情境因素的一般性分類加以比較、分析。建構或者完善概念體系來描述模糊的、流動的社會現象，確定該現象的邊界，使之明確化。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稱之為類屬化。

　　第二，用系統的語言對每一個類屬的意義以及類屬之間意義的差異性加以解釋性的理解，并將每一個分別探討的類屬集中整合起來形成對該現象的總體認知，通過與已有的解釋這一現象的一般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形成關于一個或者一些類屬甚至是整個現象的整體性理論。這種用術語化的語言將經驗材料組織起來形成理論的過程，可以被稱為理論化。

　　用求異法建構的理論可以是描述、呈現式的，也可以是理解式的，在呈現同一現象在不同調查單位中的不同表現形式的同時，理解不同被研究者背后的不同意義，并尋求對行動邏輯和社會現象的理解;我們可以研究現象的某一種類屬，也可以研究多種，前者如求全法，把一個單位當成一個異質性的整體來研究，進行深度的理解;后者即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建立光譜，理解多種不同單位的存在形式。本質上求全法與求異法是一個連續體，不存在方法上的分裂，僅僅是針對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做出的分類;我們的理論可以是針對特定社會現象的某一新的類屬進行解釋性理解，也可以建立光譜，把新的類屬和原有的類屬進行對比，指出差異性，并將二者聯系起來形成對該現象的整體性認知�？傊�，用求異法建構的理論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從描述到理解、從單一類屬到多個類屬以致對整個現象的理解都可以被囊括到“理論”之中。

　　四、主訴：差異性的來源

　　求異法的目的是揭示那些未被認識的，或者是基于視角的不同而被人們忽視的現象內部的差異性。而判定這些“差異性”的標準，應來自于被研究者的主體建構，也就是說調查的經驗材料應更多的來自于被研究者的主觀敘述，而非研究者的主觀臆斷。

　　主體建構視角是潘綏銘等在反思“性”的生物科學視角和社會建構視角時提出的一個概念。潘綏銘等在梳理中外“性”研究的基礎上指出，被研究者作為自身“性”的身體感覺和社會經歷的擁有者，對于何為“性”、涉“性”活動的意義是什么，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維邏輯和表述方式。研究者需要傾聽他們自己是如何感悟和建構寓于自身的“性”.所以“性”并不僅是生物事實或社會建構的結果，而是體現著研究者主體建構和主觀敘述。潘綏銘等對主體建構的闡釋以“性”研究為例，反映的卻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大轉向。

　　既然我們把行動的實踐者當成一個具有主體性的人來看待，為了理解他的行動意義，就應該考察作為實踐活動執行人的被訪者對自己行為或者想法做出的說明。

　　所以我們追求的“真實”是一種調查對象主訴的真實。我們用于建構理論的經驗材料不是通過觀察被研究者外顯性行動或是揣測其行動的意義，而是依賴于被研究者主觀敘述其行動的意義。在我們理解其主訴的不同意義的同時，因為不同的被研究者的生平情景和知識庫存不同，他們對一個社會現象或社會行動的意義有著不同的體會與認知，這些體會與認知以及由此獲得的被研究者的生活邏輯很有可能超乎研究者的想象。研究者需要了解的行動的意義，只能通過行動者的主訴才能把握。這要求我們將調查對象看成有能動性的個體，從被研究者的主觀敘述出發，從經驗觀察入手，把他們的主觀敘述作為我們類屬化和建構理論的標準，再將這些經驗材料上升為理論。這就要求研究者以生活世界中的存在作為藍本形成一個個類屬，而不是用先入為主的分類體系去框定生活世界。

　　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主訴看成一種“絕對標準”,而是要強調通過主訴得到的“事實”也是一種“建構”的產物，在研究的過程中需要研究者對意義加以理解的時候，并不是追求客觀的、本質上的“真實”,而是追求調查對象主訴的“真實”,這種“真實”是被研究者建構的產物，既然他們如此建構這一現象并以一定的方式來敘述出來，那么這種建構對于他們來說就具有“真實”的意義。將被研究者主體建構的意義作為核心的經驗材料，并不是要去制造一個新的“絕對標準”來衡量某次具體的研究過程，而是要求研究者忘掉所謂的經驗材料的客觀性，傾聽被研究者是如何理解社會現象的意義。

　　五、研究者的作用

　　求異法肯定被研究者主訴的意義在構建理論中的基礎作用，同時，研究者自身的作用同樣不能忽視，從經驗材料上升為理論是一個研究者依據自身的理論背景和興趣對被研究者主訴的意義進行再建構的過程，是研究者而不是被研究者將社會現象分為不同的類屬，并用理論化的術語表達出來，形成一套理論體系。所以說理論的形成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共同建構的結果。

　　隨著實證主義走向后實證主義，在認識論的層面上，科學實證的范式已經和建構范式趨于某種程度的合流。后實證主義否定了研究者的工作可以運用客觀的方式來解釋行動者的意義，而接受了“范式”對于研究者如何建構理論的影響。而建構主義者更加相信心智在知識建構過程中具有主動性，認為社會科學對于揭示出的一系列現象是一種建構的產物。建構主義者反對將行動者行動的意義看成是固定的實體，并認為研究者所描繪出的意義不是行動原初的意義，而是他們再生產出來的或者是重構的意義。研究者如何運用語言把他所感知到的他人的意義通過理論化的形式表達出來，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研究者在被研究者主訴的經驗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建構過程。

　　同時，傳統的社會行動理論將作為行動者的個人看成理性的，認為在行動之前就明確地知道自己的意圖，即有一個客觀的原初意義的存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行動者在某些情境中未能有明確的意圖，這些意圖是潛意識中的、模糊的，未能被行動者明確地意識到的。舒茨認為，韋伯在關注于有意識參與的行動的同時，沒有將某些缺乏意識參與或反應性的行為納入分析視角，然而這種行為也是有意義的，對于這些以模糊不清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意義，大部分都沒有被揭示出來。

　　所以，除了被研究者主觀意識到的卻在受訪過程中因為無法表達和刻意回避等場景互動因素而無法被研究者接收到的意義，還有非理性的、慣習性的，行動之前并沒有明確的意圖而是在實踐過程中產生的意義與邏輯。

　　被研究者所建構的意義未必都是明確的、一貫的，在很多時候，這些意義是非理性的、模糊的，未被自己明確地意識到。在訪談過程中，對于那些被被研究者明確認知的意義，研究者應排除被研究者的顧慮使之盡可能的明確地表述;對于那些未被被研究者意識到的意義，研究者需要去理解被研究者語言背后的意義脈絡與實踐邏輯。因此對現象和類屬進行抽象得到的概念系統并不一定是被研究者說出的，研究者也不要指望被研究者為代替研究者找出所需要的理論解釋。相反，類屬的確定和理論的建構都來自于研究者對經驗材料的分析。一個好的訪談，就是要使被研究者最大限度地說出自己的感知、體驗、態度與行為，為研究者提供豐富的可供分析的經驗材料。而一個好的研究者，則應在充分挖掘經驗材料后，付諸有想象力的理論化。

　　六、基于扎根理論的求異法操作

　　在落實求異法的定性研究中，為了充分發掘異質性，充分排斥先在觀念的限制，我們主張使用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作為實地研究的方法和策略。首先利用最大差異法選擇被研究者，具體的操作方法為：從第二個人開始尋找與前面被訪者相關社會特征具有最大差異或者截然相反的人作為下一個被訪者，這些社會特征依據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定，例如性別、年齡、城鄉差別、風度舉止等。

　　最大差異法并不是追求代表性，也不是分層抽樣，而是為了盡量發現不同的人對同一現象所闡釋意義的多元表達。最大差異法是一個實用主義策略，在訪談之前我們很難了解到這個被訪者是否能夠有與前一個被訪者有不同的意義建構，所以在使用這種方法時有一個潛在的假定，即認為被訪者的不同的社會特征意味著他們有不同的個人生平情景和知識庫存，這些不同的生平情景和知識庫存就會影響被訪者對某一現象的感知與意義建構。這些差異并不是訪談前所能了解的，研究者只能利用可以被直接感知的外在差別來近似地尋找可能存在的內在的差別。尋找外部的社會特征并不具有建構類屬和理論上的價值，只是在調查的時間和精力都有限的情況下的一種具有可行性的策略與工具。

　　此外我們主張利用信息飽和原則來解答定性調查的人數問題。如果研究的目的是追求新的現象和現象內部的類屬，那么調查的人數應該取決于是否還存在我們沒有調查到的新信息，如果不再有新的信息，那么在理論上已經達到了“信息飽和”,我們的調查就應該停止了。在這里信息飽和原則不是要窮盡被研究者的所有社會特征，達到一個全方位的“異”,而是僅僅針對需要研究的那一個社會現象，來調查被研究者關涉這一現象的態度、認知、行動已及他們為何如此看待這一現象背后的意義和邏輯。研究者收集的是某一現象在不同個體中的不同表現形式，使這個現象的內部屬性和類屬達到飽和，而不是這些個體的全部信息。

　　為了更加深化對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的理解，在此可以將扎根理論中的理論抽樣與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進行比較。理論抽樣要求先從數據出發，概括出概念的類屬，再根據這些已經確定的類屬尋找和增加新的調查對象，來充實和完善已經建立的理論類屬，達到類屬的飽和。 理論抽樣是根據生成和完善類屬、建構理論的需要而進行的抽樣策略。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同理論抽樣的目的類似，都是為了：描述一個現象(概念)的屬性;拓展和完善這個現象(概念)的類屬，使之達到某種程度上的飽和;區分不同的類屬并理清類屬之間的關系;為每個類屬背后的意義提供理論性的解釋。

　　然而這兩種方法也存在差異性。對于達到飽和的標準評定上，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與理論抽樣相比，更具有可操作性。首先，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提供了尋找異質性的可行性方案。在理論抽樣“搜集新鮮數據不再能產生新的理論見解，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論類屬新的屬性”時，抽樣達到了飽和，尋找調查對象的工作就可以停止了。但是這種飽和標準只是說明了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狀態，未給出如何尋找對象以達到飽和的具體的有可操作性的方法，研究者永遠無法知道下一個或一些調查對象是否能提供新的異質性的類屬;而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給出了尋找與發現這些異質性的可行性方案，即尋找社會特征具有最大差異的被研究者作為被訪者。

　　其次，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具有主體建構視角。理論抽樣暗含著客觀主義傾向，即認為社會現象中的類屬是客觀存在的，研究者要發現這些異質性使對現象進行解釋的理論達到飽和。而最大差異的信息飽和法更強調類屬和理論的主體建構性，即認為沒有一個客觀上的理論“飽和”,飽和的狀態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建構的結果。無法出現新的信息不僅取決于被訪者“無可表述或者無法表述”,也取決于研究者的理論基礎與研究目的所要求的闡釋深度。“飽和”是方法論層面的理想狀態，一項“飽和”的研究很可能因為研究者理論背景的深化或視角的變化，而擴展出新的類屬，變得不飽和，促使研究者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七、求異法的適用范疇

　　求異法也有其邊界。我們需要注意到從建構主義的視角出發，現象類屬的分類甚至社會現象本身并不能作為本質上的“事實”來加以認識，所謂“新”與“異”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和作為人的被研究者共同建構的產物。

　　所以研究者使用求異法來調查不同的單位，是為了：調查同一現象在不同單位中的不同表現，我們的問題僅僅限于某一特定的現象，而不是調查這些單位身上的所有現象;調查是要盡可能詳盡地分析并解釋這一現象在不同的調查單位的一種或者幾種經過類型化的表現形式，而不是要窮盡這一現象在所有單位之中的所有表現形式。

　　社會生活是霧狀的存在，包含著多元與模糊的狀態，求異法的本質是提出一個概念來概括某一特定的社會現象，再人為地對其進行分類，將這個概念類屬化，把霧狀存在分割成光譜的形式，并確定分類的邊界，使我們對社會現象認知納入到人類可以理解的范疇之中。此外，求異法將社會現象類屬化的過程，不能被簡單地看成將類屬進行描述性的調查方式，而是在描述現象內部差異性的基礎之上，對這些存在的內部差異進行理論化的理解。

　　八、小 結

　　求異法與其它社會研究方法一樣，將社會現象用一整套術語體系加以概括與說明，使之置于人們可理解的范圍，所以求異法本質上是一種建構理論的方法。求異法受到后現代主義理論轉向的影響，試圖探索社會現象的異質性。求異法秉承以理解為中心的理論建構取向，反對把理論僅局限于變量關系或因果律式的探討，而是把現象看成主觀建構的產物，強調對主體建構的意義的理解。求異法探討被研究者對自身實踐所賦予的意義，以被研究者的主訴作為經驗材料的來源，尋求不同被研究者對同一現象的差異性理解，再將這些經驗材料類屬化，通過概念表達出來，為每個類屬提出有想象力的解釋性理解，最終將經驗材料抽象為理論。

　　誠然，求異法只是提出了一種新的從主體建構視角出發而進行研究的方法，提供了建構理論的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式。正如后現代主義所強調的那樣，求異法提出并非為了否定一般性理論，以便使自身成為普適的、替代既存范式的方法通則，而是為了探索在一般性、普遍性之外的多樣性與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求異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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