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的動因、條件及其影響：研究綜述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經濟全球化以及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的共同推動下，企業外包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2003年全球外包市場規模達到了5.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0年，全球外包市場將達到20萬億美元。目前，外包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種新標志和國際產業轉移的新興主流方式。近年來，隨著參與外包的企業不斷增多，這一新興的商業模式受到了國內外理論界普遍的關注。目前，相關學術研究集中探討3個方面的問題：企業為什么要開展外包業務?企業開展外包的條件和主要依據是什么?外包對企業經營乃至全球經濟增長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一、外包的動因
目前，學術界仍沒有統一的外包定義。根據外包的資源利用方式，可以把外包定義為：企業整合利用其外部的專業化資源，從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發揮自身核心能力的新商業模式。奧爾森（Olsen）對與外包有關的概念－－內包、外包和離岸做出了界定，認為外包強調的是把某些工作或生產過程轉給公司外部的供應者，并不考慮其供應者來自國內還是國外；離岸則是把工作或生產過程轉給國外的供應者，不關心供應者來自公司外部還是內部（如圖1所示）。由于外包引發的工作崗位流失日益成為敏感的話題，因而，目前國際上開始用“全球分包”這一較為中性化的概念取代外包和離岸外包。
資料來源：根據Olsen，K.（2006）整理
關于外包發展的動因，國內外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
大量研究表明，降低成本是企業外包最重要的動力。Henri L.F.de Groot（1998）從交易成本理論出發，認為企業實施外包是為了達到降低交易成本、采取并監控在不同治理情形下的業務實施等目標。作者通過構建模型，得出了降低交易成本、實現規模經濟、節省工資和利潤的支出以及滿足企業戰略需求是企業尋求外包的主要動因，其中，降低交易成本是企業外包的關鍵動因；Grossman、Helpman&Szeidl（2004）從規模經濟的角度對外包的動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外包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對于一個復雜產品，單個廠商生產該產品所有部件的成本過于高昂，而外包則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Nirupam Bajpai（2004）對外包的調查支持了上述觀點，該項調查中70%的被調查公司開展外包的首要原因是降低成本，其他依次為提高產量、利用海外勞動力、獲得更好的技術和系統以及提高服務水平等。
李玉紅（2005）從產品價值鏈理淪出發，把外包歸結為國際分工的一種新變化，強調了在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國際分工已不再局限于產品的生產階段，而是擴展到產品的整個價值鏈，國家之間的比較優勢體現在產品價值鏈上某些特定環節，跨國公司為實現其全球戰略對整個產品價值鏈進行拆分，由此帶動了國際外包的迅速發展。
不少學者對外包的動因進行了綜合或是折中主義的分析。張芬霞、劉景江（2005）指出，離岸外包是經濟、技術和政策3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spencer（2005）綜合運用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與合約理論，分析了發達國家向印度和我國的外包活動，指出相關專業化投資、不完全合同以及尋找和匹配等是國際外包的主要決定因素。Olsen（2006）認為，技術進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經濟和競爭壓力、受益于貿易自由化的公司組織結構的發展，這3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了外包的產生與發展；陳菲（2005）則以美國服務外包為例，從外部環境動因（技術、經濟和市場動因）和內部推動力（節約成本、關注核心競爭力）兩方面解釋外包的動因。
由于行業的技術特征和市場結構不同，除了對低成本的共同追求之外，不同行業的企業開展外包的動機存在差異。一些文獻結合具體產業的特征考察外包產生的原因，這類研究對外包動因的分析更加微觀化。sturgeon、Floria（2001）分析了汽車行業和軟件行業外包發展的動因，包括技術復雜性提高、物流的復雜性增加、生產分散化、供應商能力增強、降低成本與風險；來有為（2005）認為，推動軟件外包市場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大幅度削減成本、獲得專業技能和資源、增強企業的資源配置能力、降低軟件開發風險、減少資金消耗甚至獲得現金收益。
二、外包的條件與決策依據
1、外包的條件
�。�1）跨國公司是外包的主要載體，隨著全球化趨勢增強，中小企業外包的機遇增多。在較早的文獻中，普遍的觀點認為，只有大規模的運營和全球視角才能賦予公司充分的知識和資源搜尋并利用外包機遇，因而大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才是外包的主角（Helleiner，1981）。然而，技術變革與外部環境的變化為中小企業開展外包創造了條件。Jones、Kierzkowski&Chen（2005）指出，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以及進入門檻的降低，同一行業的企業將處于同一競爭平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跨國公司憑借企業內部網絡獲得的外包優勢。因而，中小企業在外包領域也同樣有所作為。
�。�2）不同國家要素成本的差異為國際外包提供了可能性。Swenson（2005）認為，根據比較優勢的原則，企業應在成本最低的國家（地區）設計、加工生產和組裝等各個階段，不同國家（地區）要素成本的差異成為外包的前提；Antras&Helpman（2003）則認為，不斷拉大的南北工資差距以及中間投入品的貿易成本逐漸降低促進了離岸外包的迅速發展。這些觀點顯然得到了充分的實證支持，近年來印度、菲律賓、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承接了大量外包業務，很大程度上是以雙方要素成本的差距為前提的。
（3）技術和生產組織方式創新為外包發展創造了條件。隨著現代知識體系日趨復雜，單個企業不可能掌握全部知識和創新資源，而依靠知識分工，將復雜的知識系統模塊化，并通過標準化的界面將各個模塊對接，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式。在這種方式下，不同類型企業共享創新資源與成果很多時候是靠外包實現的。同時，網絡技術的普及以及模塊化生產方式的應用使企業內部組織的垂直層級減少，專業化程度提高，有助于企業開展外包業務；Sanchez&Mahoney（1996）的研究發現，模塊化是外包產生的重要條件，因為在模塊化的產品結構中，部件銜接界面的標準化可以降低外包的協調成本；sturgeon（2002）則認為，在模塊化基礎上，一旦外包業務產生規模效應，則更能刺激外包的發展，原因在于外包商在向不同客戶供應產品時可采用標準的生產設備及程序，從而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下傾斜。
資料來源：Arnold，2000
2、外包的決策依據
關于企業應將何種業務進行外包或者是哪一類業務適合外包，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其中，大多數觀點認為，企業的核心業務不宜外包（Altinkemer，1994；Quinn、Hilmer，1994；Amold，2000）。核心業務外包面臨的風險或可能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現為自身創新能力的下降、關鍵技術外溢以及供應商競爭力的提升，進而抵消外包帶來的成本效益。因此，企業在進行外包決策時，一般應將核心業務保留在企業內部，外圍業務或補充性業務可交由供應商完成（如圖2所示）。但也有學者認為，核心業務可以外包。崔南方、李懷玉（2004）認為，雖然理論上普遍認為企業的核心業務不能外包，然而，市場并沒有遵循這一規律，外界環境的變化使得許多企業正在考慮將自己的核心業務外包出去。
依照這一研究思路，業務的性質成為企業外包決策的主要依據。不少學者試圖為外包決策建立一個基本框架，以判斷企業的何種業務適宜外包。其中，Quinn&Hilmer（1994）的矩陣模型影響較大。該模型依據核心競爭力理論，認為如果企業某一業務不能或者很難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那么就應將其外包給該行業最好的專業公司，從而將企業的優質資源集中于本公司的核心業務。該模型把影響外包決策的因素分為兩類：一是潛在的競爭優勢。指在考慮交易費用后，企業某項活動對于競爭力的影響程度；二是戰略性風險程度。指當外包失敗時，對企業潛在的破壞程度。以這兩種因素分別為橫縱坐標，該模型給出了企業應采取的策略：當兩個維度都處于低水平時，企業應直接采用現貨買賣；兩個維度都處于高水平時采取內部自制；而當兩個維度都處于中間水平時，則可以實施合同安排，即外包（如圖3所示）
資料來源：J.B.Quinn，F.G.Hilmer，1994
王德魯、周敏（2004）通過構建基于交易費用與核心能力理論的外包優化模型，分析企業資源的結構特征。在此基礎上，采用系統模糊優選原理進行定量分析，評價對企業價值鏈環節相對重要性，選擇外包的對象；郭永輝、錢省三（2005）依據對核心競爭力貢獻程度的高低把企業業務劃分為核心業務、潛在核心業務、重要性業務和支持性業務，并以核心競爭力為主，資產專用性和技術水平為輔，建立了外包決策的'三維矩陣，把外包決策劃分為戰略層次、戰術層次和一般層次。其中，戰略層次的外包主要涉及企業的核心業務與潛在核心業務，戰術層次的外包主要針對重要性業務，一般層次的外包主要涉及支持性業務。 張建華、梅勝和張格（2005）則把交易成本作為外包決策的主要依據，認為外包決策實際上是企業在純市場、關系治理和企業科層制之間的權衡，并以交易資產的專用性程度、交易的不確定性程度和交易發生的頻率3個指標分析企業在不同交易情況下的治理機制選擇，指出，當資產專用性低時，大量的供應商會形成有效競爭，因而應選擇外部采購；當資產專用性高時，治理機制的選擇則取決于交易的不確定性程度及其發生的頻率；當交易不確定性高頻率發生時，應以內部化為主，而當不確定水平不高時，企業可以嘗試長期關系治理，即外包或戰略聯盟。對相關成本進行比較是企業進行外包決策的重要步驟。李雷鳴、陳俊芳（2004）認為，企業在進行外包決策時，應對比外包和內部生產的總成本�？偝杀居缮a成本、談判成本和機會主義成本構成。談判成本和機會主義成本統稱治理成本，取決于產品的復雜性、市場的可爭奪性和資產專用性3個因素。按照產品復雜性和資產專用性的不同，可以將企業的外包環境分成4種類型，在不同環境下，企業采取相應的策略：（1）產品復雜性和資產專用性較低，最適合建立外包合同；（2）產品復雜性低而資產專用性高。為防止供應商憑借專用資產所有權控制投標價格，發包企業可以自行投資專用性資產，并將其出租給承包企業；（3）產品復雜性高而資產專用性低。企業外購的管理、法律咨詢等專業服務，具有這種組合特征。在這種組合下，外包交易的協調尤為關鍵；（4）產品復雜性和資產專用性高。如果符合這類組合特性的業務環節與企業的核心能力密切相關，企業應采取自制方式。如果業務環節與企業的核心能力相關程度較低，自制或外包兩種模式企業都可以選擇。
三、外包發展的影響
1、外包對經濟增長以及就業等宏觀層面的影響
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外包的宏觀經濟影響比較關注，圍繞著這一課題進行了大量研究。
（1）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關于外包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學者們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Glass&、Saggi（2001）建立了一個包含南北國家廠商的產品周期模型，認為離岸外包可以降低發達國家的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使發達國家有更多的資源開展創新活動；Hartmut Egger。&Peter Egger（2006）分析了外包對歐盟制造業中低技術工人生產率的影響，其研究表明，由于歐盟勞動力和產品市場存在不完全性，限制了生產要素使用和產出結構的及時調整，因而在短期內離岸外包作用于低技術工人實際價值增加值的邊際效用較弱，而對長期的參數估計顯示這一邊際效用相當強；Olsen（2006）的研究則認為，外包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沒有定式，而是取決于外包行業和企業自身的特性。一般來說，制造業企業將其服務環節的業務外包出去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意義不大，反之則效果顯著。
�。�2）對勞動力需求結構及工資水平的影響。Feenstra&Hanson（1999）在研究外包過程中南北國家高技術和低技術工人相對工資變化的基礎上，認為外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低技術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相對于高技術勞動力下降，指出美國企業把中間品生產進行離岸外包，能夠增加美國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并以1979～1990年的美國為例，探討了與低工資國家的貿易和技術轉讓對工資水平的影響，計量分析說明兩者可以充分解釋非生產性工資的增長，其中外包可以解釋增長的40%。
�。�3）對發包國就業的影響。外包是否會大幅度減少發包國的就業機會一直外包研究的熱點。對此問題學術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Mary Amiti&Shang－Jin Wei（2004）分析了英國1995～2001年中69個制造業和9個服務業的外包情況，得出的結論是服務業外包對就業有負面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很小，原因在于盡管服務外包持續增長，但其總體規模在GDP中比重較低，而且在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國內外包的比例遠大于離岸外包；陳漓高、黃秀祥（2005）通過對2000～2003年間美國就業市場變化的研究，認為美國的高失業率是其經濟運行在就業市場的直接反映，與外包沒有直接的關系。另一種觀點認為，外包使發包國就業機會大大減少。據Gartner&Forrester公司的聯合預測，到2015年美國將有330萬個高技術領域和部分服務業的工作崗位因離岸外包流失到國外。
（4）對接包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各種文獻資料主要是把發展中國家視為外包的接包方，研究外包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主流的觀點認為，外包對發展中國家是良好的機遇。Jones，Kierzkowski&Chen（2005）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在最終產品上沒有競爭力，那么通過承接外包可以在某些生產環節上發揮優勢；Grossman&Helpman（2004）認為，把所有的低工資國家都看作是外包的可能承接國是不合理的，缺少輔助機構、法律不完善、基礎設施落后和工人技能低下等因素均會削弱甚至抵消低工資產生的低成本優勢。反之，在擁有良好的設施、對外包方需求適應能力強的合作伙伴以及對外包實行有效法律保護的情況下，高工資國家仍可能吸引外包。
2、外包對微觀層面的影響
�。�1）對外包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少學者認為，外圍業務的外包可以提高企業績效（Quinn，1994）：一是減少企業的外圍業務，把主要的資源用于核心業務的發展；二是把外圍業務外包給在該環節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公司可以提高業務完成質量；三是降低了企業的成本。Kierzkowski（2005）把外包視為產品生產鏈的技術分解，指出相對于生產在一地完成，通過利用不同地區生產要素成本及生產力的差異，使企業的成本－產出曲線斜率不斷向下傾斜，即產品的邊際成本隨產品生產過程的分解而遞減，這種遞減趨勢實質上是生產各環節外包后規模收益遞增的體現。同時，他也注意到了外包過程中企業運營的風險，認為外包程度的加深有可能導致產品過于標準化，不利于企業應對不同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
更為謹慎的觀點則認為，關于外包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應過于樂觀。Gorzig&Stephan（2002）以德國制造企業為例，采用德國1992～2000年成本結構調查中43000家制造企業有代表性的面板數據，區分了服務環節和非服務環節的外包，證實了實物環節的外包與企業利潤的增長有很強的相關性，然而服務環節的外包則對企業利潤的影響很��；Gorg&Hanley（2004）對愛爾蘭電子業的外包進行了研究，指出效益與外包的關系取決于企業的具體特征，尤其取決于企業的規模。該研究發現遠高于平均雇用人數的企業會從實物環節外包的過程中受益，這一點在小企業中卻得不到明顯的體現，服務環節外包對利潤的影響也無法得到明確的結論。
�。�2）對企業組織方式的影響。隨著外包的發展，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邊界不斷改變。sturgeon（2002）分析了美國電子產業中的合同制造現象，認為縱向外包和水平專業化是公司發展的兩種趨勢，而這兩種趨勢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效應，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組織結構一模塊化生產網絡。在這類模塊化產業中，領先的企業把某些產品模塊的生產外包給專業化的承包企業，后者在供應不同客戶產品時則可采用相同的生產過程；劉景江（2006）指出，不斷擴大與完善的外包網絡將產生高級的虛擬一體化組織，甚至是徹底的虛擬組.織；Aurelio G.Mauri（1999）認為，企業將越來越多的業務進行外包時，企業本身就有可能演化為集各種獨立商業活動為一體的網絡，即所謂的虛擬企業。
四、結束語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于外包這一新課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對外包這一新興商業模式和經
濟現象的多個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外包的發展歷史相對較短，資料和數據積淀不足，外包課題的研究普遍存在理論研究不夠深入、實證分析不充分等問題，部分觀點特別是一些涉及政治經濟學的命題，如離岸外包究竟是否會導致發包國就業崗位的流失、外包是否能提高企業的業績等，仍有很大爭議。隨著外包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發展，以下問題需要今后理論界著重探討：
�。�1）如何為外包現象構建一套系統化、綜合性的理論研究框架。迄今為止，外包的理論研究相對比較零散，研究視角多局限于某一個或少數幾個方面。
�。�2）如何為外包研究建立一系列科學、有效的分析指標。分析指標的缺失為外包的經驗研究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而現有文獻在實證分析時采用的指標各不相同，造成不少研究成果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3）如何進一步豐富產業（中觀）層面的研究。哪些產業適宜外包的開展?其技術特征是什么?外包反過來又會對產業組織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目前，這些問題的研究力度還不夠。
�。�4）如何融合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理論，為開展外包的企業提供可操作的決策工具。同時，外包作為企業的一種戰略行為，對企業的其他行為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等，也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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