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亞當·斯密對資本用途的分析

論亞當·斯密對資本用途的分析

　　

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亞當·斯密專門論述了資本的各種用途。他的這方面研究，既是其有關資本認識的核心思想反映，也是十八世紀政治經濟學資本理論的代表性見解。在時光已流逝200多年之后，在中國正昂首闊步走向市場經濟之際，重溫并再度認識亞當·斯密的資本用途劃分理論，對于推進現代資本理論研究、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基礎性學術意義。

一、斯密關于資本用途的劃分

在1776年出版的著作中，斯密在第二篇中單辟一章討論資本的各種用途，這足以表明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斯密認為：“資本有四種不同用途。第一，用以獲取社會上每年所須使用所須消費的原生產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產物，使適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費；第三，用以運輸原生產物或制造品，從有余的地方運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產物或制造品，使成為較小的部分，適于需要者的臨時需要�！盵①]按照斯密的解釋，這四種用途中的第一種用途是指農業、礦業、漁業投資，第二種用途是指工業制造業投資，第三種用途是指批發商業投資，第四種用途是指零售商業投資。斯密不僅作出了這四種資本用途的劃分，更重要的是，他從自身對社會經濟活動的考察結果出發，高度概括且明確地以為：“這四種用法，已經包括了一切投資的方法�！盵②]

不過，在此需要闡明的是，斯密所說的分有四種用途的資本均指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本，也就是說對生產性勞動的確認是資本存在及用途劃分的前提。而什么是生產性勞動，生產性勞動與一般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別是什么？這是學術界長期討論至今仍爭論不休的問題。至少在中國，關于這一問題就進行過三次大的討論。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紀60年代，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紀80年代，第三次是在二十一世紀初也就是現在。如果說這一問題是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學仍在討論的大事，那么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難免有偏差的，而他們提出這一問題又顯得是十分可貴的。為了清楚地了解斯密劃分資本的范圍，這里有必要引證一下斯密本人對于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劃分的認識，他說：“有一種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夠。前者因可生產價值，可稱為生產性勞動，后者可稱為非生產性勞動。”[③]由此可見，斯密認為能將勞動物化在物上，能使物的價值增加的勞動是生產性勞動，否則就不是生產性勞動，資本同生產性勞動的結合是資本發揮自身作用的前提條件，或者說只有同生產性勞動結合的投資才是資本，即資本不論怎樣劃分用途，都是同價值創造或是說物的價值增加直接有關的。

但是，在確定資本與生產性勞動結合這一資本存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重視斯密關于資本用途劃分的體現他本人學術風范的兩方面思想。

其一，斯密認為：“一切資本，雖都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但等量資本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隨用途的不同而極不相同，從而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能增加的價值，亦極不相同。”[④]在一般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中，等量資本是可獲取等量利潤的，而斯密卻認為等量的價值增加可能使用的資本是不等量的，資本因用途不同而不是因其他方面的不同就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推動生產性勞動作用，等量資本的投入可能不會產生等量的價值增加。斯密的這一思想應該說較之等量資本得等量利潤的認識更為深刻，因為這不是局限于資本收益看問題，而是通過資本的使用看到了基礎性產業與非基礎產業之間的不同，即看到了在不同產業之間的投資效果的根本性不同。具體說，就是資本在農業、工業、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這四種用途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其二，斯密認為：“這四種投資方法，有相互密切關系，少了一種，其他不能獨存，即使獨存，亦不能發展。為全社會的福利計，亦是缺一不可�！盵⑤]這就是說，作為經濟學家，而不是作為商人，斯密更注重的不是資本的用途，而是各種資本用途之間的聯系。如果說，斯密對資本用途強調其效果的不同，那么在資本用途之間的聯系上，斯密則更強調的是各種用途的必要性即不可缺少性。這同樣是與其同代人相比相當深刻的認識。斯密考察的范圍是國民經濟，他是站在國民經濟的立場上分析研究資本的用途和資本的作用，他不僅強調了勞動的分工與協作，而且也強調了資本的用途分類及各種用途之間的統一。就此而言，這往往是現代經濟學研究所忽略的一種思想，即資本的宏觀整體性更重于資本的微觀競爭性。

二、斯密對前人認識的超越

斯密關于資本用途劃分的理論，即使在今天來看，也是很深刻的，因為他不單純是劃分了資本的四種用途，而是進一步揭示了資本各種用途之中的基礎性投資與非基礎性投資的不同，資本各種用途之間的相互密切聯系，每一種用途都具有必要性。歷史地看，斯密的這一理論代表了十八世紀經濟學研究的高度，這既不同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資本理論研究，也不同于斯密之前的經濟學認識水平。斯密對資本用途的劃分及其深刻認識，反映了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超越了當時原有的資本理論思想，更具有經濟學研究貼近社會真實的全面性。斯密的思想主要表現在對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認識的超越上。

重商主義是產生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經濟學說。“到了中世紀晚期，西歐社會依稀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曙光。隨著封建自然經濟的日趨衰落和商品貨幣關系的日益發展，民族國家的興起對于財富的空前渴望以及地理大發現對于世界貿易的極大刺激，導致了一場商業資本的革命。商人以及商業資本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對于資本的研究與考察便自然地集中于商業資本的形態，從而形成了重商主義的經濟學說�！盵⑥]重商主義的基本思想是，只有貨幣才是財富，貨幣與資本是等同意義的，只有經商才能創造財富，而生產只是創造財富的先決條件。重商主義最重的是商業資本，即他們只認為商業才能增加貨幣。馬克思曾認為，重商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早的理論探討，反映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斯密對于重商主義的認識超越，則就表現在經濟學思想對于狹隘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超越上。斯密并不認為商業是創造財富的惟一源泉，他對資本用途的劃分以及他對資本四種用途之間關系的分析說明他的理論比之重商主義的認識已經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不再以偏概全，不再將對資本的認識停留在貨幣關系的表層。斯密認為：“原生產物及制造品富饒的地方，必以所余運往缺乏的地方，假設沒有資本投在運輸業中，這種運輸便不可能。于是它們的生產量便不能超過本地消費所需要的。批發商人的資本，可通有無，使這個地方的剩余生產物交換別個地方的剩余生產物，所以，既可以獎勵產業，又可以增進這兩個地方的享用。”[⑦]并且，斯密還進一步分析了零售商業資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斯密并沒有沿襲重商主義對商業資本的完全推崇，沒有將商業資本視為惟一的資本，他認為資本有四種用途，更認為：“假設沒有資本用來提供相當豐饒的原生產物，制造業和商業恐怕都不能存在�！盵⑧]這就表明，斯密將農業視為基礎產業，將投在農業上的資本視為更具有基礎性的資本存在。這是斯密的資本理論對于重商主義認識的超越。

再者，斯密的這一理論也超越了在他之前產生并與他同時代存在的重農主義認識。重農主義，又稱重農學派，是繼重商主義之后又出現的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學派。這一學派的代表性著作即弗朗斯瓦·魁奈的《重農主義，或者對人類最有利的治理的自然準則》于1767年出版，比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早出版了9年。在此代表著中，魁奈堅持認為社會總產品與農業的年產量等同，工業和貿易都不能增加國家的財富。這也就是說，重農學派將資本的存在僅限于農業領域，同重商主義將資本的存在僅限于流通領域一樣，表現出認識上的以偏概全。然而，畢竟時代在進步，與重商主義不同的是，重農學派是將這惟一的資本存在鎖定在基礎性的農業產業上，而不是非基礎性的商業流通中。魁奈生活的時代與斯密生活的時代是一致的，但在當時，在魁奈對資本的認識還存在簡單化的局限性之時，斯密用自己的著作分析超越了魁奈的片面性，達到了對資本綜合認識的全面性高度。斯密關于資本四種用途的劃分，實質說明資本是存在于農業、工業、商業各個領域之中，并非只存在于商業，也并非只存在于農業，社會的財富是各個領域共同創造的。與重商主義相比，斯密對資本的認識克服了對非基礎性產業資本崇拜的片面性；與重農主義相比，斯密又克服對基礎性產業資本崇拜的片面性。斯密認為：“農業家資本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最大�！盵⑨]但是，他更為全面地認識到：“輸出入雖有國籍上的差別，但以資本輸出國內剩余生產物來交換國內需要的物品，那就無論是外國人或是本國人的資本，對這剩余生產物所給予的價值，總是一樣的。批發商人是本國人也好，不是本國人也好，他的資本，同樣有效地使生產這剩余生產物的人的資本得以償還，同樣有效地使生產這剩余生產物的人的營業得以繼續經營下去。這就是批發商人資本對維持本國生產性勞動和對增加本國年產物價值所提供的主要助力。”[⑩]像魁奈一樣，斯密也是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業資本的基礎性作用，但是他又能超越其同代人，更全面地認識資本的存在和資本的各種用途的必要性，并不因資本的基礎性用途的重要性而否認資本用途的全面性和非基礎性用途的不可缺少性。

三、馬克思的抽象劃分與斯密的具體劃分

斯密對資本各種用途的論述是按其投入的產業具體劃分的。這一點與十九世紀馬克思對資本用途作出的抽象劃分是不同的。研究馬克思抽象劃分與斯密具體劃分的不同，也是有助于研究斯密資本理論的貢獻和十九世紀經濟學是對資本認識的發展歷史的。

不過，需要明確馬克思關于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劃分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因為那不是資本用途的劃分，而是資本性質的劃分。與此相關，本文也不涉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方面的探討，即在此不分析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與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間的區別，對這四個范疇的分析可能具有更一般的意義。本文要分析的是與斯密具體劃分資本用途相關的馬克思對資本用途的抽象劃分，以此來加深對斯密資本理論的認識和了解。

馬克思沒有像斯密那樣，具體地分析農業資本、工業資本、商業資本的劃分意義。他的研究以工業資本為主，以商業、銀行資本為輔，兼顧農業資本問題，但其關于資本在社會運行中的用途的認識，則是以高度概括性的分析為特征的。馬克思抽象地將社會的再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第一大部類是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二大部類是生活資料的生產。在這一抽象劃分上，不能不說馬克思的認識比斯密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斯密始終強調的各種資本用途的相互密切的關系在馬克思的兩大部類劃分的再生產模式中得到了更清楚的證明。也許正因如此，或還有別的原因，在改革之前，甚至在改革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學者對按具體的產業劃分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歸類不予接受，而只研究和運用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的劃分。事實上，斯密的資本四種用途的劃分，是很接近或是說很類似于第一、二、三產業的劃分，只要將斯密的商業資本擴展為服務業資本就可以了。而在這種劃分上，確實缺少兩大部類劃分的概括性，也缺少對各類資本用途聯系的解釋力。但是，從長期的討論中，也可以看出，兩大部類的抽象與斯密四種用途劃分的范圍并不一致，馬克思的抽象范圍似乎只概括了斯密的前兩種用途，即只包括農業、礦業、漁業和工業制造業，并不包括批發商業、零售商業等等。從這一點來講，如果單純討論資本用途，那么可以說斯密的劃分范圍是完整的，至少在他那個時代是較為完整的。因此，與斯密相比，馬克思的抽象劃分缺少對今天講的第三產業即非物質生產領域的概括。馬克思對生產的理解雖然是高度抽象的，是明確指向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生產，但卻局限于物質生產領域，這是與斯密四種用途的劃分有區別的地方。從現實來講，不論是關于資本的研究，還是關于社會再生產的研究，都不可缺少非物質生產領域，即都應將第三產業概括進去。所以，馬克思的抽象劃分與斯密具體劃分的不同在這方面可引起理論界的進一步思考。

馬克思的抽象認識較之斯密的具體劃分更為深入的表現是，馬克思對產業資本作了抽象的三種形態的劃分。在研究資本循環中，馬克思指出：“資本價值在它的流通階段所采取的兩種形式，是貨幣資本的形式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它屬于生產階段的形式，是生產資本的形式。在總循環過程中采取而又拋棄這些形式并在每一個形式中執行相應職能的資本，就是產業資本。”[11]而斯密在論述資本的各種用途及其對社會財富的創造作用時，并未探討資本的循環過程，也未能認識到資本循環中的各種形態的存在。但就生產資本的認識來講，斯密是在前強調惟有生產性勞動才能使資本起到創造財富或增加物的價值的作用，馬克思是在后強調惟有生產資本存在的階段才是價值創造和價值增值過程的統一。馬克思與斯密關于這一資本的界定也是有分歧的。馬克思通過資本循環過程的分析，更進一步縮小產業資本的本質活動范圍，指出只有處于生產階段的資本才是生產資本，在流通領域不可能有生產性的資本作用。這對于斯密的認識實質是一種批判，因為斯密對于資本用途的劃分始終表明流通領域也是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斯密通過對各種資本用途相互密切聯系的分析說明各種資本，包括商業資本都可起到維持生產性勞動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獨立存在的資本。可以說，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具有完全的學術性，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斯密，都應服從客觀的邏輯。在二十一世紀，經濟學仍需繼續探討這方面的理論問題，馬克思的抽象劃分研究和斯密的具體劃分論述都將是不可忽視的思想素材。

四、斯密對資本用途的

評析

斯密將資本的用途劃分為四種，他對每一種用途都有自己的看法。與現代資本理論的研究相比，斯密對資本用途的認識是最基礎性的，僅僅是從產業的存在與發展來講資本的投入及其作用，遠沒有接觸到市場經濟的中樞神經即資本市場的運行問題。但由于斯密的研究是最基礎性的，其劃分的用途是最基本的劃分，所以，斯密的分析對于現代資本理論研究仍是值得注意和重視的。對于科學研究來說，一個學者的認識價值并不在于正確與否，而在于能否起到學科推進作用，能否對后人的研究給予啟示。因為在探索的過程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的認識始終正確。因而，在經歷了200多年之后，我們更應以平和的學術心態看待斯密對資本用途主要觀點。

1、“在各種資本用途中，農業投資最有利于社會�！盵12]斯密特別強調這一點并始終堅持這一點。其實，斯密所處的時代，已經是工業革命興起之后了，資本主義大工業的力量已經震撼了整個世界，但是，斯密還是強調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農業投資在整個社會資本運作中的基礎性。斯密認為：“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后投在國外貿易上。這種順序是極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擁有多少領土的社會，資本總是在某種程度上按照這種順序使用。”[13]在現代資本已證券化的狀態下，斯密的認識仍是有重要意義的，即社會到任何時候也不能不重視農業，農業的重要決定農業投資重要，只有保障農業投資才能保障農業起到應有的基礎作用。如果因為資本都虛擬化了，而忽視農業投資，那將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從現在講，并不能對斯密在農業投資上的觀點質疑。

2、“比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資本應留在國內�！盵14]斯密同樣極其重視工業資本，這是斯密不同于同時代的重農學派的地方。正是由于有這樣的見地，才使得斯密能成就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成為那一特定歷史時代的大師。斯密認為：“因為有這種資本留在國內，本國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必較大，本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能增加的價值也必較大。但不在本國境內的制造者資本也對本國極有效用�！盵15]這就是說，在斯密時代，他很明確支撐當時社會的，必須有一定量的工業資本，少了這種資本，國家就不能強盛。在現代，雖然資本已經全球化運動了，跨國公司幾乎統治著大半個世界市場，但是斯密強調工業資本應留在國內的觀點仍具有現實意義，因為畢竟在人類整體利益之下還劃分各個國家的利益。這里，斯密說的留在國內的工業資本是對本國有利，斯密說的不留在國內的資本也是對本國有利的�，F在歐美跨國公司的資本不留在國內的，正像斯密所說，也是有利于本國的。

3、“投在出口貿易上的資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盵16]斯密的這一認識是針對當時情況講的，但是對于一個大國來講，這應是一種永遠不可改變的信條。出口貿易不能成為一個大國的主要經濟活動，不論何時，大國的消費主要都需由本國的生產來保障，本國的生產物應主要供應本國消費。所以，即使是今天來看，斯密的這一認識也是很準確的。斯密的態度在這一問題上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大目標，既是增進本國的富強，所以，為本國計，與其獎勵消費品國外貿易，無寧獎勵國內貿易，與其獎勵運送貿易，無寧獎勵消費品國外貿易或國內貿易。為本國計，不應強制亦不應誘使大部分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到消費品國外貿易或運送貿易方面去�！盵17]而斯密講的這種自然趨勢，實際指的就是大國經濟基本應自給自足，不論大量出口，還是大量進口，都是不合算的。

4、“私人利潤的打算，是決定資本用途的惟一動機�！盵18]斯密的這一條總結，可以說精辟地概括了市場經濟運行的精髓，也是對資本運行的微觀基礎最好的闡釋。因為在哪一個領域投資，對投資者來說，追求的目標都一樣，只有收益高，才能吸引投資者。至于具體的產品是農產品、工業品，還是技術、服務、貿易，這對投資者并不重要。投資只要求價值增值，斯密是準確地抓住了這一點來做資本用途分析的，所以，他既要劃分資本用途，又要解釋市場的機制。但是，作為經濟學家，斯密并不完全認同這種市場機制的作用，因為這一機制與他所論述的各種資本用途的自然趨勢可能是存在某種沖突的。因此，從斯密的整體學說來講，他并不主張完全的市場自由，他從實際出發同樣要求社會對自發的市場機制有一定的干預，包括社會對私人投資用途的一定干預，以保證國民經濟運行合理，國家富強昌盛。

主要參考文獻：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

張卓元主編：《政治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王振中主編：《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錢津：《勞動論》，企業管理出版社，1994。

錢津：《勞動價值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①]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29、330頁。

[②]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29、330頁。

[③]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03頁。

[④]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29頁。

[⑤]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0頁。

[⑥] 張鳳林：《西方資本理論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⑦]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0頁。

[⑧] 同上。

[⑨]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3頁。

[⑩]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5頁。

[11]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頁。

[12]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4頁。

[13]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49頁。

[14]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5頁。

[15] 同上。

[16]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6頁。

[17]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42頁。

[18]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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