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東古鹽業探源

渝東古鹽業探源

摘要：渝東地區的鹽泉大約形成于3500萬年前的始新世——漸新世，分布在十幾個縣的廣大區域，位于古人經常出入、必須光顧的河流岸邊，容易被古人所發現。因此，渝東鹽業是從古人在本能驅使下到鹽泉處吸食鹽水開始，在最原始的零點位上起步，經歷了本能吸食、醞釀準備、自食起步、交換過渡、產業成熟五個漫長的時期。

關鍵詞：渝東鹽泉  古鹽業　五個時期
 
◇代表。
 
 
渝東地區因地質與地貌的巧合，致使鹽泉從全區各地山麓流出，其數量之多，分布之廣為全國之冠。據不完全統計，在長江兩岸的巫溪、城口、巴東、奉節、云陽、萬縣、忠縣、開縣、彭水、武隆、豐都、南川、石柱等十幾個縣內的溪河邊，分布著數百眼鹽泉。如再加上相鄰之湖北省清江流域的鹽泉，則數量更多、分布范圍更廣。這一得天獨有的地理環境，使它成為我國井礦鹽的發源之地。但這里的鹽業到底始于何時，至今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本文試圖就此問題就進行一次大膽的探索。以就正于學界。
 
諸多的歷史疑點
 
隨著對三峽文化和渝東鹽業史的深入，尤其是近幾年來，在庫區內開展的搶救性文物發掘中，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用這些成果與原有史料相對照，便會發現渝東鹽業的真實歷史與傳統歷史觀點（即史料記載）之間，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疑點。只有直面正視、認真、努力破譯這些疑點，渝東的鹽史研究才能向更深的層次。為此，特在諸多歷史疑點中舉出幾個與鹽業有關的疑點，來進行探索：
首先，是史料記載與真實歷史之間的差距太大。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聽到過一些傳說，并看過一些史料，但總覺得這些傳說及史料，對渝東鹽泉之發現與鹽業之起源的說法，不大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反映不出歷史的真實面貌，但又苦于沒有證據，這個疑團便凝存于心……近年來，隨著三峽庫區內考古發掘的普遍展開，及新成果的不斷出現，尤其是中壩遺址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又加上學者們對“巫咸國”和“巫臷國”的破譯，這個疑團終于被解開，于是從未寫過文章的我，便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了渝東鹽業史的研究中來。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這個差距究竟有多大，先來看忠縣的鹽業，據《忠縣志》載：“舊有鹽井溪，相傳東漢關西夫子楊公伯超，見白兔飲泉，因而掘井，俗稱◇、涂兩井�！卑创擞涊d，忠縣的鹽業當始于東漢，但考古證實，這里早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經建成了商品化、專業化的鹽業基地和集聚地，有兩千多年的差距，這個差距實在大得驚人。另據《四川省鹽政史》載：“大寧鹽井始于漢，鹵脈自寶源山麓，地屬袁氏�！钡�山海經中的巫臷國，早在虞夏之時，就已呈現出一派“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谷所聚”的繁榮景象，較之“始于漢”的記載，其差距也是兩千多年。其他各鹽場起始時間的記載，均為漢初或東漢，有的還更晚，最早的記載也不過公元前316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歷史斷層和大跨度的時間差異呢？這也許跟巴國的滅亡有關，因為渝東地區遠古時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跟華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即相似又同步。相似是指民族的形成，都是以占有鹽泉之利的民族為核心，逐步發展、壯大、兼并、融合周圍其它民族，然后統一成一個大民族，走向強盛而建立起強大的國家；近年來，不少學者研究《山海經》后認為，巫臷國與虞夏同時，巫咸國則在巫臷國之前，當與黃帝同期，這便是同步。任乃強教授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書中說到：“按《山海經》所傳，巫臷興，亦當與虞夏同時，可算得上我國上古時期兩朵并蒂花，但它所在地不似中原那樣宏闊開展，而是一個狹促崎嶇的石灰巖山谷地區，所以，發展到了農業優先的時代，便不能不為巴、楚文化所代替�！边@里所說的“并蒂花”，就是指渝東先民的文化，是獨立于華夏文化之外的另一朵花。因此，它的早期文化不可能載入華夏文化的史冊，后來便隨著巴國的滅亡而消失，成為歷史的斷層，直到秦國統一巴國后，渝東的歷史才開始載入華夏文化的史冊。所以，各鹽場的起始時間都記為秦末漢初，這恐怕就是渝東早期鹽業出現歷史斷層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不單是渝東如此，南方其它民族的歷史亦如此，范文瀾編寫的《通史》中就講到：“遠古時代就居住在南方的苗、黎、瑤等族，都有傳說和神話，可是很少見于記載。一般說來，南方各民族中最流行的神話是“盤瓠”，三國時徐整作三五暦記，吸收“盤瓠”入漢文化，“盤瓠”成為開天闊地的“盤古氏”。這就說明，南方其它民族的早期文化，也沒有載入華夏文化的史冊，就連“盤古開天”這個流傳廣泛、家喻戶嘵的神話，也是三國時期才入編進冊，與渝東先民早期無歷史記載的情況十分相似。
其次，在研究渝東的鹽業史時，無不涉及到巴人，而研究巴民族時，又無不涉及到鹽。在渝東，鹽與巴有著密不可分的淵緣關系，“鹽、巴”確實不可分，因為鹽是巴文化的基礎，而巴人又是渝東鹽的重要開拓者，故有“巴鹽”之稱。但是，巴人的起源至今仍是一個謎，專家學者們也各持己見，至于誰對誰非，則不需評說，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自會有個統一的定論。不過有一點卻是一致的，即巴人不管他來自何方，也不管他何時來到，自他來到峽江以后，便靠鹽而興旺、發達，直到興邦、立國，靠鹽的經營而建立起盛極一時的巴國，后又因鹽而引來楚、秦相爭，遭至戰禍，直到滅亡，即所謂因鹽而興，又因鹽而亡，真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也。因此，可以說巴人從興到亡的全部歷史，就是一部早期的渝東鹽業史。但它又是一部不完整的渝東早期鹽業史，因為渝東的鹽業并非始于巴人，巴人是渝東鹽業的開拓者但不是創始人，他所經歷的只不過是先秦時代的最后一個時期。從傳說中的“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這幾句對話中可以看到，在巴人到來之前，這片廣大的峽江流域，已有魚和鹽的生產了，其產鹽范圍已遍及全區，并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可想而知，渝東鹽業從原始起步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其間的歷程難以想象，所以說，巴人涉足渝東鹽業，距渝東鹽業的源頭還很遙遠。
第三，前面提到的巫臷國“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以及“百谷所聚”的繁榮景象，和忠縣◇井溪遺址所展示的經濟集聚地的場景，雖然填補了渝東鹽業史上很長一段空白時期，但仍然沒有見到鹽業的源頭，因為這兩處所展示的面貌，渝東鹽業已經達到了商業化、專業化的程度，生產已有了相當規模，成為了古代重要的鹽業生產基地和經濟集聚中心，距離源頭仍然十分遙遠。
最后，關于動物引泉的傳說。筆者在渝東各地考察時發現、凡有鹽泉分布的地方，都有一個動物引泉的美麗傳說，可謂是有鹽泉必有傳說，但將這些傳說匯集到一起時，便會發現，這些傳說全是一個模式、一個樣子、一個套路，連動物引泉的時間都很接近和雷同。都是講：有獵者在某處或追趕動物至某處時，發現了鹽水，然后挖泉成井，開始煮鹽。不同處在于有的說是白鹿，有的說是白免，有的說是白羊，還有的說是白斑鳩，這樣，人們就不得不對這些傳說的真實性產生質疑，至少有一些地方的傳說是后人的牽強附會之作。其實，鹽泉只要能夠流出地面，是很容易被人類所發現的，因為鹽水與泉水流出地面有很大區別：鹽水是熱的，有熱氣冒出；鹽水有氣味，賦存于鹽層中的硫化氫等同生氣，流出地面時，會散發出一種刺鼻的臭雞蛋味；鹽水是咸的，嘗之味甘；鹽水有色，因鹵水的透明度差，呈混濁狀態，加之鹵水中帶色粒子和雜質的不同，而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不過，由于渝東地區的鹵水性質基本相同，化學成分亦很接近，故鹵水顏色的差異較小，多呈乳白（略帶翠綠或淺黃），有的稍為發黑，清亮透澈的也有，但極個別，沒有代表性；鹽水流經的溝底，有雜質凝結的垢物附著，清淅可見；邊沿部分被太陽曬后有白色晶體，十分醒目，它以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等全方位地向人們展示；況且鹽泉又分布在河流岸邊，與水源長期相伴，是原始人經常出入、必須光顧的地方，很容易被人類所發現。至于本能問題，它是由體內新陳代謝的需要所促使，所以，動物有嗜鹽的本能，人也同樣有嗜鹽的本能，況且人還是高等動物，智商遠遠高于其它動物。不過，動物的一些器官經過長期的演變進化，對某些物體及其征兆特別敏感，再加上草食動物的覓食習慣總是頭朝下，嘴接地，不停地在地面尋找食物，為區分食物與雜物，還往往先用鼻子聞一聞，或用舌頭舔一舔，這樣，就會先于人類找到鹽泉，所以，筆者并不否認動物引泉這種客觀事實的存在。從本質上講，動物引泉的傳說是真實的、可信的。但關鍵不在于人類是否需要動物的引見來發現鹽泉，而在于被動物引見的時間值得商榷。從已取得的考古成果了解到，204萬年以前，三峽地區就有人類活動，鹽泉已先于人類流淌了幾千萬年，而且在有人類活動的時段內，時間越往前推，鹽泉的數量越多，人類接觸動物的機會也越多。但可疑的是，為什么在長達200多萬年的時間里，鹽泉就在人類經常出入的地方流淌，卻沒人發現，也不去享用；其間，人體所需鹽分又從何來；為什么在人類與動物長期相伴的日子里，都沒有學會識別鹽泉，一直到2千年前才有動物來引見，且各地都是在這個時期才見到動物來飲泉。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些鹽泉一旦被發現，一下子就進入到了具有先進技術的人工井時代，那么人類在與鹽泉和動物相伴的200多萬年里，豈不是一直在長眠沉睡，而到了2千年前卻突然醒來，猛然一躍，就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顯然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相符合。所謂傳說，是指人們口頭流傳下來的，對某人或某事物的敘述。一般說來，多數傳說敘述的都是沒有文字記錄前的人和事，時間通常都很遙遠，且時間概念也很模糊，往往用“很早以前”或“從前”這類詞語，不可能具體到某一年。渝東各地鹽場的傳說，都是漢代以后的事情，這時，已有全國統一的文字，完全可以直接記錄，不需再用口頭來傳承。奇怪的是，在有鹽泉必有傳說的渝東地區，卻沒有一處有直接記錄。史料敘述其事時，前面都有“相傳”二字，這就完全有理由懷疑，這些傳說是秦漢以后，有人將遠古時期的傳說，與秦漢之后的某個重大歷史事件相聯系的產物。如巫溪大寧鹽場的公元前316年，正好是秦國滅亡巴國的時間。云陽云安鹽場的公元前206年，卻恰好是劉邦到朐忍(今云陽及萬縣、梁平、開縣的部分地區)的時間。由此便可清楚地看到，這兩個鹽場的起始時間，就把兩個重大歷史事件與古代傳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這樣的傳說一經出現，其余各地便紛紛仿效，于是就有了全區千篇一律的傳說。
以上幾個主要疑點，筆者擬從史前時期渝東鹽業逐步形成的歷史過程，根據現有的地質資料、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來進行探索，以追根溯源，尋找一種的闡釋。但就目前的成果而言，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能就此課題展開更加廣泛、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渝東鹽泉的形成
 
要尋根溯源，首先需要溯渝東鹽泉之源。關于四川盆地鹽礦資源的形成，四川師范大學的李小波教授在《鹽業史》2002.4期上發表的《四川盆地古代鹽業開發的地質基礎》一文，已作了全面而細致的論述，我便可省去一些篇幅，這里只對渝東地區鹽和鹽泉的形成做些粗淺探討。
從地質部門在渝東地區幾十年地質斟探的成果中了解到：渝東大地構造位于四川盆地川東褶皺束東部，在川、鄂、湘、黔隆起帶北西緣及大巴山弧形構造帶南緣的結合部位。渝東鹽泉除彭水郁山鎮、城口明通外，均分布于三疊系地層中。三疊系中、下統嘉陵江組和雷口坡組是本區主要含鹽層，除已溶濾破壞者外，殘留鹽體殘存資源總量近7000億噸。含鹽系各碳酸鹽夾層尚含有鹵水，三疊系上統須家河組和侏羅系下統香溪組亦為本區重要含鹵層，為渝東鹽泉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郁山鎮鹽泉出露于奧陶系，與下伏寒武系含鹽性有關。
三疊系鹽礦經歷了嘉陵江組和雷口坡組兩個成鹽期，但二者的沉積環境卻迥然不同。當時，四川并不是盆地，而是華南板塊的一部分，華南板塊是從南大陸分離出來的一個古板塊，二疊系末才運移至北半球，在大別山一帶與華北板塊相碰撞。與此同時，印支板塊也和華南板塊相撞，封閉了特堤斯海與太平洋的通道。嘉陵江期是構造演化的初期階段，雖然上述三板塊碰撞在一起，但華南板塊北側的秦嶺海槽還存在，南側的紅河海槽也存在，華南板塊東側是太平洋，西側是特堤斯海。華南板塊成為一個四周為大海所環繞的碳酸鹽臺地。臺地東西兩側邊緣有兩個長條形古陸，南北兩側有一些高地和沙堤。高潮期，高地和沙堤被海水淹沒，沉積的是碳酸鹽;低潮期，高地和沙堤又露出水面，沉積的是蒸發鹽。臺地內部地形較平坦，其古地理景觀為淺水潮坪，四川因距海水補給地較遠，西部又有康滇和龍門山古陸為屏障，故水體濃度較高，成為臺地成鹽區。臺地碳酸鹽沉積區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石膏約60萬平方公里，鹽礦約15萬平方公里。沉積鹽礦總量近5億億噸。后雖經三疊世末的古剝蝕和新生代表生淋濾兩次破壞，目前仍殘存有南充、萬縣、墊江、達縣四個大鹽體和眾多小鹽體，殘存資源總量約3億億噸，其中，位于渝東地區的萬縣、墊江、達縣三個鹽體資源總量近7000億噸。
雷口坡中期，因印度洋急劇擴張，印支板塊的俯沖和擠壓，使華南板塊解體，沿中部出現一條近南北向走滑斷裂，該斷裂不僅切穿了華南板塊，而且還切穿了華北板塊，其東側不僅向北進行了大規模推擠，而且整體上升為陸，使沉積區退縮至中、上楊子區，面積由100萬平方公里縮小至50萬平方公里。此時，秦嶺海槽已消失，古構造格局由臺地演化為臺緣拗陷。沉積區面積雖縮小了，但拗陷的幅度加大了，特別是黔南生物礁堤的形成，使本區古地理景觀演化為礁后瀉湖。四川位于瀉湖末端，由礁堤補給的海水經逐步蒸發濃縮，并最后在四川成鹽。雷口坡期鹽礦沉積規模與嘉陵江期相近，但因中三疊世末，古剝蝕破壞嚴重，目前，雷三段殘留鹽體僅有南充、威西、萬縣和建南四個，殘留資源總量約2億億噸，其中，位于渝東地區的萬縣和建南兩個鹽體的規模較小，資源量不到100億噸，對鹽泉的形成及范圍較小，雷口坡鹽礦主要分布在更西側的成都拗陷，已遠離渝東地區。
鹽礦沉積后，又經歷了古溶蝕、壓密成巖和熱變質等階段。中三疊世末，四川曾以瀘州隆起為中心，整體上升為陸，使三疊系鹽礦風化、淋濾和剝蝕。之后，瀘州隆起核部三疊系鹽礦層已剝蝕殆盡。渝東西部的雷口坡四段鹽礦亦蕩然無存，其破壞程度便可想而知。四川地區又接受了三疊系上統、侏羅系、白堊系的沉積，隨著蓋層厚度的不斷增加，地熱溫度的不斷提高，鹽類物質遂進入壓密成巖和熱變質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均有大量脫出水從鹽類物質中分離出來，運移至相鄰儲層中，形成鹵水。早期以壓密成巖為主，脫出水主要為晶間鹵水，濃度和濃縮程度較高；晚期以熱變質為主，脫出水則以結晶水為主，(結晶水為淡水)，對易溶鹽類有極大溶蝕破壞作用。大量脫出水在遷移過程中，對于途中遇到的各種鹽類物質，將產生廣泛的物質轉移和交換，在新的物理、化學條件下，形成新的穩定礦物，如硫鎂礬、無水鉀鎂礬和某些雜鹵石等鉀鎂鹽礦物，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由高濃度鹵水交換而成。
本區于三疊期后，受印支、燕山、喜山構造運動的影響，褶皺上升，逐步形成現今的構造格局。各高背斜含鹽地層多已裸露地表，背斜軸部鹽層早已溶蝕殆盡，目前溶蝕部位為背斜翼部，鹽泉水化學指數具溶濾特征，說明和殘留鹽類物質有關。僅忠縣大池干井背斜褶曲幅度相對較低，鹽泉出露于須家河組，水化學指數具溶濾、沉積混合成因，說明混有一部分鹵水，現在所見到的鹽泉僅為殘留部分，現有鹽體是因深埋地下，又有良好的隔水層封閉才得以保存。由此可知：第一，渝東地區的鹽礦資源，除郁山、城口外，其余地區皆賦存于三疊系地層中，形成于早、中三疊期。第二，渝東鹽泉多數來自雨水對背斜翼部殘留鹽類物質的淋濾，然后從河流切割的低處流出，成為鹽泉，屬巖鹽淋濾型表層鹵。第三，因受區域壓力的強烈褶皺、擠壓和表生風化淋濾的破壞，淺部鹽層大多已被淋濾無存，現在能見到的鹽泉，僅僅是少量殘存的部分。這三點對于我們了解渝東地區鹽礦、鹽泉資源的形成；認識古代人類接觸鹽泉資源的地理環境；、研究古人對鹽泉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巖鹽的形成到鹽泉的出現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第一，含鹽層位要從地平面以下抬升到地平面以上。第二，覆蓋在鹽層以上的地表巖層，要遭受風化剝蝕，使含鹽層暴露地表或有裂隙貫入其中，才能使雨水滲入到含鹽層，鹵水才有其來源和補充。第三，河流切割低處有鹽鹵層或貫通裂隙暴露地表，鹽水才有可能露頭，否則就形不成鹽泉。如果鹽水順裂隙或巖層流入地下，竄不出地面，就成了地下鹵或深層鹵，也形不成鹽泉�？磥�，這三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這三個條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這要由構造旋回——即某一特定地質階段內的地殼運動來實現：四川現在的地貌、地勢，形成于距今6500萬年前之后的喜馬拉雅期，喜馬拉雅期是四川運動發展的主要時期，最近的一次重要變動期大體發生在早、晚第三紀之交，晚第三紀以來，地貌、構造的“四川盆地”才真正開始形成。我國不存在獨立的燕山運動，燕山運動是和喜山運動一起，造成一個統一的構造旋回，早期以太平洋板塊俯沖擠壓作用力為主，晚期則是由太平洋板塊作用力和印度板塊作用力，組成一個統一的應力場進行的。渝東地區的構造格局是在旋回早期形成的，白堊世末，在太平洋板塊應力場作用下，沿長江南岸出現了一條近東西向斷裂，將華南板塊中部近南北向斷裂截為兩段，北段即現今郯廬斷裂，南段則被推移至湖南、貴州兩省交界處，即現今桃園——三都斷裂，致使該斷裂西側出現一系列平形排列的弧形斷褶構造，七躍山以東為隔槽式構造，七躍山與華瑩山之間為隔檔式構造，這時，渝東地區的構造格架已基本形成，云貴高原亦已具雛形。
旋回晚期，四川盆地在太平洋板塊張應力場和印度板塊力場聯合作用下，曾發生由南向北推擠和順時針方向扭動，龍門山推覆體、大巴山弧形構造帶相繼形成，四川盆地構造格局最后定型。這一時期，渝東各背斜褶曲幅度進一步加強，并將其東北端壓縮為“帚柄狀”。
在構造變形過程中，蒸發巖和鹵水均發生過大規模運移，鹽類物質由翼部運移至軸部，甚至侵入更高部位，形成形態各異的鹽構造。鹵水屬流體礦產，在構造變形中，受原有壓力的破壞，必然由高壓區向低壓區運移，并最終匯聚在構造裂隙帶。在這一過程中，固、液相鹽類物質再度接觸，發生廣泛的鹽類物質轉移和交換，四川盆地廣泛分布的雜鹵石，多數是這一時期由含鉀鹵水交代膏巖所致。
旋回末期，渝東地區構造活動雖仍在繼續進行，但表生風化、淋濾作用已開始進行，且隨背斜上隆幅度的增高，風化剝蝕強度亦在增大，據大量勘察成果證實，本區各高背斜軸部鹽構造普遍存在，在某些部位，嘉陵江四段蒸發巖已上侵至雷二段中、上部，褶曲強度更大部位可能會更高。由于鹽構造的普遍存在，各高背斜含鹽系上覆層張性裂隙必然十分發育，這對風化、剝蝕作用的進行和鹽泉的早日出現，都是十分有利的。
綜上所述，渝東鹽礦大約沉積于22000萬—20000萬年前之間，鹵水的分離和匯聚大約在距今15000萬年前后。渝東地區構造變形始于6500萬年前，上覆層的風化、剝蝕作用亦從這時開始。目前，各高背斜多已剝蝕至嘉三段，部分已剝蝕至二疊系，華瑩山中段寒武系亦已暴露地表，可見，背斜褶曲幅度越高，剝蝕速率越大，鹽泉形成亦越早。若年平均剝蝕率按0.1毫米計，則渝東鹽泉的出現應在3500萬年以前，各高背斜核部鹽礦體的大量溶蝕在2000萬—1000萬年前之間，因高背斜翼部屬無鹽帶，軸部鹽礦體溶蝕后，鹽泉即進入衰減期。由此可知：鹽泉形成的初期，其數量隨著地勢的不斷升高、裂隙的不斷增多、河流不停地切割而增多，經歷了一個由少到多的發展過程，之后則相反，隨著鹽層不斷地被雨水淋濾、溶蝕，鹽泉的數量將逐漸減少，濃度亦漸漸下降，經歷的卻是一個由多到少的萎縮過程。鹽泉在3500萬年前就已經形成，而人類的出現才200萬年，人類對鹽泉有目的、成規模的開發利用則更晚，只有幾千年的時間，在漫漫3500萬年的長河里，幾千年的時間好比彈指一揮間，所以，人類并沒有趕上鹽泉的大好時期。古人，包括200萬年前的古人，所接觸到的鹽泉資源早已進入到了衰減期，看到的也僅僅是殘留下來的很小一部分而矣。
 古人留下的印記
 
前面探討了渝東地區鹽泉的形成，知道了在3500萬年前，渝東的鹽泉就已經形成，在那里靜靜地等待我們的祖先去開發，但人們已姍姍來遲，錯過了大好時光，趕在了后期，不過，就這殘留下來的部分鹽泉資源，已足夠我們的祖先受用了。那么，我們的祖先又是如何對待大賜給的這份厚禮呢，這里，我們不妨在古人留下的印記中去尋找些許線索，那怕是一星半點，都將有助于我們對古人開發利用鹽泉資源的了解。
人類出現于第三紀和第四紀之交的更新世，在更新世早期，古人就在長江三峽地區留下了活動的足跡，在三峽地區，已發現的舊石器文化及人類化石遺址達20多處，僅早期文化遺址就有6處之多，其中，巫山縣廟宇鎮龍骨坡遺址，從1984年7月開始，經三年發掘，始獲巨猿齒化石，次年又得到人化石材料，稱之為巫山人化石，經鑒定其年代距今201—204萬年前，巫山人化石被命名為直立人巫山亞種，系我國境內發現最早的人化石，屬更新世時期，比元謀人還要早30萬年，人類學家稱之為“亞州金牌”。在巫山人化石出土處，還發現大批動物化石，有脊椎動物120種（另有材料說達4000余種），其中，哺乳動物116種，此外，還發現石制品30件，骨制品多件。說明在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更新世時，這里的先民就有了制作石器和骨器的，足見這里也是中華民族祖先最早活動的地區之一。筆者注意到，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出土文物與早期文物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中、晚期的出土文物里，石器的數量和品種在逐漸增多，而動物化石的數量和品種卻在逐步下降，并有植物化石出現：如舊石器時代的高家鎮遺址，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1995—1997年，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所、重慶自然歷史博物館聯合考古隊，在豐都縣高家鎮進行考古發掘時，共獲得石制品2877件，非常豐富，以大、中型石制品為主。器類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此外還有較多的石核、石片等，制作質量高，以錘擊、碰砧技術為主，亦有摔擊技術的。地質時代大致相當于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初，距今約有20萬年左右，屬舊石器時代早期或中期偏早階段，石器的數量和種類較之早期有明顯的增多。稍晚的長陽人化石遺址，1956年由當地農民，在三峽出口處的長江南岸，長陽縣黃家塘鄉下鐘家灣的一個龍洞中挖龍骨時，發現一件人類上頜骨化石，次年考古人員又出土一件人類左下第二前臼齒化石，屬舊石器時代中期、地質年代為晚更新世早期，距今19.5萬年左右。與長陽人化石共存的動物化石僅大熊貓、古豺、洞穴鬣狗、東方劍齒象、中國犀、竹鼠、巨貘等幾種，動物的數量和種類較早期有顯著的下降。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銅梁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種類更少，石器的品種則更多，并有植物化石出現。1976年，在重慶市西北60公里外的銅梁縣西郊修水庫時，在距地面8米的沼澤相地層中，發現了300余件石器制品和一批動、植物化石，石制品分為石核、石片、石錘、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六大類（同時期的豐都煙墩堡遺址，石制品多達1215件，共10幾個大類。）其中以刮削器最多，達114件，器形可分為單直刃、雙刃、復刃和端刃等。動物化石卻只有東方劍齒象、印度象、巨貘、中國犀幾種，而植物化石的種類竟多達67種，地質年代屬晚更新世中期，據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21860­­—21240年。另外，在總共8層遺址的第4層和第5層上部，還發現了石斧一件和一些殘陶器的復片，屬新石器時代，顯現了新、舊石器時代文化在地層上的直接疊壓關系；二是從舊石器時代中期到末期，即距今20萬—1萬年前，遠古人就開始由洞穴逐步轉移到平川地帶居住，在丘陵、平川地帶聚集生活，到新石器時代，遠古人的遺跡密集地分布于長江及支流兩岸，這種變化充分證明，遠古人的食物結構已發生了變化，從以肉食為主轉向了以植物為主，獲取食物的從以捕獵為主轉向了以采集和種植為主。隨著食物結構及獲取食物方法的改變，其居住地也隨之轉移到丘陵和平川，以向水源靠近，這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即在以肉食為主的時期，人體所需鹽分可以從動物的血液中得到補充，但食物結構改變到以植物為主時，人體所需鹽分就缺少補充的來源，需要直接補充，而鹽泉已在這里等候了3500萬年，且分布在大小河流的兩岸，與人類所需的水源相伴，所以，鹽泉的吸引應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古人向河谷、平川遷移，應該是食物、水、鹽泉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缺一不可，其次便是水道，當物資開始進行交換以后，水道交通就具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到了新石器時代，其文化又呈現出三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石器的數量更多、類型更完整、制作更精細；二是陶器制品的數量大、品種多；三是骨制工具和裝飾品的大量出現。，三峽地區已發現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200多處，其中，巫山縣的大溪遺址就具有代表性，僅此一處就可展現這三大特征，大溪遺址位于夔門東口長江南岸，在奉、巫兩縣的交界處，距巫山縣城45公里，1958年、1975年、1976年，長江流域文物保護委員會、四川大學、四川省博物館、萬縣市文化館、巫山縣文化館三次到該處發掘，發掘面積達570平方米，清理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多件，在文化堆積層中夾有魚骨碴，文化遺存有陶器、石器、骨器，分為生產工具、生產用具、裝飾品三大類。其中，生產工具以石器和骨器為主，生產用具以陶器為主，裝飾品則石、骨兼有。石器工具有斧、鏟、錛、鑿、石杵、紡輪、石刀等；骨器工具有針、鑿、匕、刮刀、矛、紡輪等；陶器用具有豆、盤、釜、曲腹杯、罐、缽、瓶、盆、器蓋、器座及豬頭形器等，色澤有紅陶、黑陶、灰陶、紅衣黑里陶，花色有素陶和彩陶，素陶的紋飾有戮紋、附加堆紋和縷空等，彩陶有白衣黑彩、紅衣黑彩，彩繪有繩索紋、橫人字紋、三角紋、網紋、草葉紋、直線紋和弧線紋；裝飾品多為耳飾、項飾、胸飾三類，質地有玉、石、象牙、獸骨等，部分飾品上刻有鋸齒紋、圓圈紋和平形紋等，制作技術普遍使用切割和鉆孔，鉆孔采用管鉆法，分單面鉆和雙面鉆。由此可以看到這些器具的品種齊全、做工精細、技術先進，較之舊石器時代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些并不是本文所要關注的重點，這里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化層中的魚骨渣和墓葬中的魚葬品，這一現象已遍及到整個三峽地區。1993年在三峽工程壩址——中堡島處，發現一魚骨坑，深達1米多。在大溪遺址——中堡島遺址，已發現了100多個這樣的魚骨坑，足以證明，三峽地區沿江兩岸的先民曾普遍以漁業為生。但漁業必須要以鹽業為支撐，因為魚屬鮮活產品，加之三峽地區氣候炎熱，魚容易腐爛，必須要用鹽來腌制，才能貯藏和保存，才便于運輸和銷售，因此，幾乎所有研究巴族興亡的學者們，在文章中都有“魚鹽之利”一說。前面曾談到鹽與巴不能分，而魚和鹽也同樣不可分。首先，鹽業保證了漁業的生存與發展，反過來，漁業生產又擴大了鹽的需求量，促進了鹽業的再發展，加之以漁業為生的先民有舟楫之便，可以將當地生產的鹽運到更遠的地方去銷售，進一步促進了渝東鹽業的發展，可以說，從事漁業生產的先民們，對渝東鹽業的發展，同樣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前面所說巴人是渝東鹽業的開拓者就在于此。魚業和鹽業互相促進，構成了巴文化的基礎，形成了巴文化的主要特點，成為渝東古代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忠縣◇井溪遺址群出土的文物，則恰好與大溪遺址的出土文物相反。忠縣◇井溪遺址群，包括哨棚嘴、瓦碴地、羊子崖（中壩）遺址，遺存的實物較為特殊，在這一地區內，發現了大量尖底杯、花邊陶釜或花邊圜底罐。尖底陶杯是一種直口無唇、薄胎斜壁，尖底的角狀陶容器，花邊陶釜或花邊圜底罐，是一種口沿抹壓成波浪狀的鼓腹底的陶容器，器表從頸部以下布滿繩紋。這些陶器的堆積相對單一，但數量很大，◇井溪遺址群的哨棚嘴 、瓦碴地、中壩遺址中都有各自的堆積層。根據這些陶器不能平放地面、數量多、品種單一的特點，考古單位初步認定它不是生活用品、而與某種生產有關。既然與生產有關，人們不得不問，它與什么生產有關？◇井溪這個地方，是什么樣的生產，能夠促成如此量大而單一的堆積層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鹽，除此，沒有任何其它生產能夠促成這樣的堆積，因為◇井溪這個地方，歷史上除鹽之外，沒有其它任何成規模的生產項目。相反，忠縣的鹽泉就集中在涂井溪和◇井溪兩處，中壩是歷史上的產鹽重地 ，中壩遺址距長江匯合處只有6公里，落差小，水位平緩，每到雨季，長江的洪水可順溪河倒灌，致使水位上升10余米高，這樣，◇井溪的洪水，只能將中壩生產區堆積的陶片沖散，但沖不走，便一年鋪一層，來年再鋪一層，年復一年地堆積起來，就形成了現在看到的這種堆積狀態。另外，在中壩遺址處還發現了幾座龍窯，說是它窯，它卻只有煙道而無窯體，呈長條形，沒有放坯件的位置和空間，說明它并不是窯，實際上是煮鹽的龍灶，由此便可看到渝東地區古代鹽業生產盛況之一斑。除此之外，在大寧河下游的東壩遺址、巴霧河遺址、琵琶洲遺址、孔圣泉遺址及其它一些地方，都發掘出土了大量以繩紋為主的灰、紅陶殘片，與◇井溪遺址群的繩紋陶罐有相似之處，足見古人從事鹽業生產留下的印記，在三峽地區比比皆是。
到新石器時代末期，渝東地區鹽泉的開發利用，使巴國逐漸強大起來，但同時也遭來楚、秦兩國的垂慕，成為兩國覬覦與爭奪的目標，春秋初世，巴強于楚，楚向食巴鹽，仰給于巴，巴楚世婚，戰國時巴已北徙其國邑，楚趁巴北遷國邑，疏于防備之機，侵奪并占踞渝東鹽泉，至秦滅巴時，秦、楚之間為爭奪這里的鹽泉，展開了大規模的爭奪戰，先后持續了數十年，并形成拉鋸局面，最后，楚國終于敗走，巴國最終因鹽而亡，楚國亦因侵奪渝東鹽泉而遭來亡國之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亦在三峽庫區多處發現的楚墓群中得到了證實，通過最近幾年的考古發掘，已清理出具有楚文化特色的楚墓近100處，這些墓葬主要集中發現于忠縣崖腳，云陽李家壩Ⅱ區，此外，涪陵鎮安、萬州中壩子、奉節上關等地，也有一定數量的墓葬。從這些墓葬的分布情況看，云陽和忠縣是長江沿岸兩個產鹽重地，崖腳位于◇井溪與長江匯合處的北岸，是控制◇鹽的要地，李家壩位于云陽高陽鎮，距云安鹽場僅20公里左右，所在之小江是開縣溫湯鹽的必經水道，李家壩確系控制云、開兩縣鹽運水陸交通的要地。此外，萬州、奉節都有鹽的生產，涪陵雖不產鹽，但它地處烏江口，是控制彭水郁鹽水道的重地。不難看出，這些墓葬所處的位置均與渝東鹽的產地有關，而且都在運鹽水道的重要位置上，控制住這些地方，就能保證鹽稅的征收，又可護衛運鹽船只順利發往楚國。從墓葬的數量看，鹽的產量越大，墓葬就越集中，所以，位于產鹽重地的云陽李家壩Ⅱ區、忠縣崖腳兩處遺址的墓葬最多，也最集中，云陽李家壩已清理出墓葬45座，忠縣崖腳清理出墓葬20座，目前仍在繼續發掘。從出土的器物看，自然少不了兵器，其中有劍、矛、銊等。這樣，就將楚國軍事占領巴國鹽泉的歷史面貌重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鹽業的逐步形成
 
前面已了渝東鹽泉的形成和古人留下的一些印記，現在就可以將兩者聯系起來進行推論了。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根據鹽泉遍布渝東全區、且遠古鹽泉的數量更多，分布范圍更廣，鹽泉又正好位于古人經常出入、容易被人類所發現的河流邊上，以及鹽水自動流出地面的特殊地理環境，古人對鹽泉的發現與利用，絕不會是偶然性的，鹽業的形成也不是突發性的，而是先從吸食鹽水開始，從最原始的零點位上起步，然后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地踏上漫漫征途，世世代代傳承不息，一直走進的，與李冰在華陽偶然打出鹽井的，有著十分明顯的區別。筆者認為，渝東地區的鹽業，從起步、、到形成，共經歷了以下五個歷史時期：
本能吸食期——原始人在以吃動物肉，喝動物血為主要食物來源的時期，體內所需的鹽可以從動物身上得到補充，一旦離開叢林，改食植物，體內所需的鹽就得不到補充，身體開始鬧革命、全身無力、無法適應險惡的客觀環境，為求得生存，本能促使人們到處去尋找鹽泉。反之，原始人在沒有找到鹽泉以前，也不會輕易離開叢林和洞穴、盲目地向河谷、平川遷徙。人類在長期與動物為伴和追捕動物的過程中、或在尋找水源時，遇見動物舔食鹽泉、或直接見到鹽泉的機會是很多的。人類一旦找到了鹽泉，便會經歷一個互動交錯的時期，即改變食物將促使人類去尋找鹽泉，找到了鹽泉又會促進人類食物的轉變及向河谷、平川地帶的遷徙，改變食物和尋找鹽泉相互交錯，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至少經歷了幾十萬年的歷程，才最終完成食物和住地的轉變。從發現鹽泉到生活用具出現以前，人類對鹽泉的利用只能靠本能的驅使，直接到鹽泉處去吸食，故稱之為本能吸食期。在渝東鹽業歷史的進程中，這是最漫長的一個時期。
醞釀準備期——在陶器制品出現之前，人類會將某些物體當器具來使用，如某些瓜果的硬殼等，然后學會用木料、泥土制作器具，人類一旦學會使用器具，就會利用這些器具把鹽水取回住地，慢慢食用。當人類學會用泥土制作器具時，必須將泥土器具風干或曬干，成為坯件后才能使用，但往里面裝入鹽水后，又會將泥土器具重新浸濕、變軟，不便使用，因此，古人必須將它放置在火旁烘烤，才能防止泥土器具變軟或漏鹵，這樣一來，裝有鹵水的泥坯器具在火旁不停地燒烤，時間長了，人們就會有兩個驚人的發現:一是鹵水經燒煮后，因水份蒸發而凝結成固體鹽塊；二是泥土器具燒久后會變硬，成為陶器。于是，鹽塊和陶器同時出現，成為一對雙胞胎。這一時期，人類從采集鹵水到燒煮成鹽，已不再是由本能驅使的簡單行為，而是受主觀意識的支配，能動地去采集鹵水資源，經過長期的生活實踐，最終將鹵水燒煮成鹽，實現了一個質的飛躍，為鹽業的起步準備了條件，從而與原始行為決裂，成為渝東鹽業史上的第一個里程碑，故稱這一時期為醞釀準備期。其醞釀過程與制陶技術的發明過程是同步的。
自食起步期——人類學會制鹽技術后，起初只是為了自己食用，加之當初的技術落后，產量很低，只能滿足自己食用，沒有多余，純屬自己生產自已吃，并不拿去進行交換，所以，這時產出的鹽只是產品，還不是商品。后來，隨著生產技術和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產品開始有了剩余，可以將多余的部分拿出來進行交換，而遠離鹽泉或不占有鹽泉之利的人們，必然會拿出自己的產品去與之交換。從制鹽技術的出現，到鹽產品開始到市上場進行交換的這一時期，雖有鹽的生產，卻未形成產業，但鹽業已開始起步，這期間產出的鹽全部自食，所以，稱為自食起步期。
交換過渡期——自從鹽產品能夠到市場上進行交換以后，人們便發現，只要手中有鹽，就可以換回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不必樣樣都由自己來生產。我們到黔江武陵山區考察時，在郁山鎮就聽當地的老鹽工講，“過去山區吃鹽艱難，鹽很貴重，在鹽工中一直流傳著‘手有一把鹽，不愁沒米下鍋做飯’這樣一句民謠”，并解釋說，“哪怕家中只有一把鹽，就不愁沒米下鍋，到煮飯時先把水燒上，然后再拿鹽出去，回來就有米下鍋了”。這是建國前至建國初期，鹽巴在邊遠山區市場上進行交換的真實寫照。近代情況如此，遠古時代的狀況便可想而之，從中可以看到，鹽巴在產品交換過程中，具有駕馭市場的領先地位。鹽是人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古人用陶罐煮制的鹽，因石膏等雜質沒有除去，呈鍋巴狀，故將鹽稱為“鹽巴” ，在沒有度量衡的時代，一塊鹽巴就是一個計量單位，既好計量，又便于攜帶，且還不腐爛，易于貯存，是具有貨幣職能的理想中介物，隨時隨地都能換回所需要的物質。因此，人們為了能夠換回更多的東西，就得千方百計地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產品質量、擴大生產能力、增加鹽巴產量。這樣發展的結果，就使一部分人漸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制鹽專業戶或專業制鹽工，鹽業逐漸向商品化、專業化，規�；�過渡，而促進這一過渡的動力來自于交換，所以，稱這一時期為交換過渡期，這期間，制鹽產業已經出現，但還不成熟，是向成熟化逐漸邁進的一個時期。
產業成熟期——這里所說“成熟”二字，是就產業而言，并不是說這時的鹽業生產已具相當規模、生產技術、工藝、設備及管理等已達到十分完備的程度，對于這些方面，時至今日，仍需不斷改進、完善與發展，并永無止境，否則，鹽業生產就會停留在某個歷史階段，不再前進、進化與發展。產業成熟的主要標志是：鹽業生產已達到了商品化、專業化、規模化的程度，產鹽之地已成為當地的集聚中心。在沒有機械和熱動力的時代，一個年產1千噸以上至1萬噸左右規模的鹽場，可以形成有5千至1萬個產業工人的重鎮，其繁榮程度便可想而知，這種繁榮景象筆者曾有幸親眼目睹，前面提到的◇井溪遺址群和《山海經》中巫臷國所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場景，就是鹽業已進入到產業成熟期以后的景象。
以上五個時期，是渝東鹽業形成過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經之路，中間沒有捷徑可走，但其具體時間尚無法確定，不過暫且可按新、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晚幾個時期，來進行一個大概的對應：即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以動物為主要食物，食鹽有補充的渠道，人類對鹽的需要無明顯感知，對鹽泉并不十分關注；但到了舊石器時代的中期，主要食物開始向植物轉變，并開始離開洞穴和叢林，遷徙到丘陵及平川地帶居住，對鹽的需要十分敏感，從此，渝東鹽業進入到本能吸食期；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將迎來陶制品和鹽制品的出現，便將歷史推進到醞釀準備期；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制陶和制鹽技術已經出現，鹽業歷史進入到自食起步期；晚期則產業已經成熟，鹽業已發展到產業成熟期；中期便是交換過渡期了。
最后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以上推論是以渝東地區鹽泉資源之量多、面廣、又靠近水源這個特殊地理環境；且人類在這一地區生活了200多萬年；以及諸多考古新發現等客觀條件為前提，如果離開了這些特殊地理環境和客觀條件去推論，就沒有前提和基礎，推論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對于只有少量鹽泉的某些地區，也不足以進行這樣的推論，所以不能拿這個推論去隨意框套別的地區。
另外，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西南石油局第二地質大隊、索特云陽制鹽公司、云陽鹽業分公司和王華榮、史光明先生、涂天女士的大力支持，尤需一提的是，地質二大隊的王華榮老工程師，親自提筆為本文的地質部分作了校補，三峽學院的任桂園教授又對本文作了通篇校審，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資料
1、《忠縣志·賦文》第二十三篇　733頁
2、《四川省鹽政史·場產》卷二　第二篇　11頁
3、《山海經·大荒南經》卷十五　[全譯本]　284頁
4、任乃強：《四川上古史新探》第九章　五　231頁
5、范文瀾：《通史》第一編　第一章　第三節　92頁
6、《后漢書·南蠻西蠻夷傳》卷一百一十六
7、《四川省云陽縣雙江鎮鹽（巖）礦資源論證報告》第二章第二節　第三章第一節
8、《四川省區域地質志》第三章　第二節
9、《古生物學教程·地質時代、生物演化簡表》　第五章　39頁
10、《巫山縣志·龍骨坡古人類化古遺址》卷三十　第一章　第一節　545頁
11、鄭若葵：《重慶巫山縣考古學文化的發現與研究》載《三峽文化研究》第三集
12、楊華：《長江三峽地區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文化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載《三峽文化研究》
 
第三集
13、鄒后曦：《三峽工程重慶庫區97年考古發掘與收獲》載《巴渝文化》第四輯
14、鄒后曦：《1999年度重慶庫區考古發掘的重要收獲》載《三峽文化研究》第三集
15、任乃強：《說鹽》載《鹽業史研究》198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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