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居民消費群體的分析與研究

中國居民消費群體的分析與研究

近10年來，隨著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我國已經形成了高、中、低不同階層的消費群體。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與投資傾向已發生較大變化，了解目前各消費階層的構成、消費心理和行為以及投資去向，把握國內不同群體消費需求的變化，對于指導生產，引導消費，開拓市場將起到一定作用。
　　一、消費群體日趨多層次化
　　1.城市與農村兩大消費群體的消費差距繼續擴大。近幾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超過改革開放初期水平。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9倍，差距倍數擴大了16個百分點。如果考慮城市居民的一些隱性收入和社會福利情況，收入差距更大。從凈增額看，2001年農村居民全年人均純收入2366元，凈增113元，城鎮居民凈增580元。城鎮居民全年可支配收入的凈增總額比農村居民高出4.1倍，城鄉居民收入比（以農村為1，下同）1999年為2.65∶1，2000年擴大為2.79∶1，2001年擴大到2.90∶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直接影響城鄉居民購買力的強弱，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支出比率由1999年的2.93∶1擴大到2001年的3∶1。
　　2.城鎮居民之間的消費群體——高低收入群體消費差距懸殊。住戶調查資料顯示，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16上升至2000年的0.32。占城鎮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戶戶均年收入13311元，占10％的最低收入戶年收入只有2653元，增幅是最低收入組增幅的7.8倍，差距已由1992年的3.26倍擴大為2000年的5.02倍，比1999年的4.6倍又有擴大。從收入增速看，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增速呈階梯式格局，即收入越高的組收入增長越快，中等偏上收入組以上的收入增長均快于全國平均增速。收入差距相差懸殊，意味著社會財富越來越向高收入的居民集中，購買力出現嚴重的分布不均。
　　不同收入群體分布形態不理想，低收入群體所占比重很大。從1994年和1999年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體，合計只占總人數的28.62％；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占總人數的64.15％。
　　3.農村居民之間的消費群體——消費差距不可小視。農村住戶調查資料按純收入進行五等份分組（每組各占總戶數的20％），2000年最低收入組農戶和較低收入組農戶人均純收入分別是802元和1442元，比上年下降6％和0.6％。中等收入組農戶、較高收入組農戶和高收入組農戶人均純收入是2005元、2768元和5198元，分別增長1.6％、3.3％和6％。
　　二、不同地區居民消費群體的差異明顯
　　從城鎮居民看，2000年東、中、西部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別為7682元、5165元和5487元，收入之比有所擴大。東部地區平均增速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0.2個百分點。三者收入之比為1.49∶1∶1.06，比上年的1.48∶1∶1.06有所擴大。收入最高的省與收入最低的省收入之比為2.39∶1收入最高的城市與收入最低的城市收入之比為4.88∶1。從農村居民看，省際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137擴大到2000年的0.238；省際收入高低倍數從1978年的2.88擴大到2000年的4.20；以西部地區為1，東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1.27∶1.05∶1擴大到1997年的1.95∶1.37∶1。
　　我國地大物博，地區間的經濟水平和消費習俗迥異，不同消費群體在區域上表現為不同的特征。廣東省統計局城調隊最近對廣東、江蘇、浙江、遼寧、山東、福建等東南沿海六省的調查數據進行對比，結果顯示，廣東人居住、食品、通訊、文教娛樂上花錢最多，浙江人醫療保健和家庭設備花錢最多，山東人買衣服最多，而福建人最愛存錢。
　　據統計，2001年東南沿海六省中，浙江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為10464.47元，廣東省第二，為10415.19。人均消費性支出最高的是廣東，為8099.63元，第二位是浙江省，為7952.39元。
　　從八大類消費支出情況看，六省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各有側重。廣東居民的食品支出3089.5元，交通通訊支出1075.54元，居住支出1124.11元，雜項商品支出514.25元，娛樂文教服務支出961.72元，均居第一位。衣著支出最高的是山東省，為700.29元。醫療保健和家庭設備方面支出最高的是浙江省，分別為541.06元和662.31元。
　　從收支相抵情況看，六省城鎮居民均有盈余。其中浙江人均盈余額最高，為2512.28元，廣東省居第二位，為2315.37元。
　　從盈余額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看，最高的是福建，余額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為27.6％，其次是山東省，比重為26.0％。
　　三、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
　　目前我國低收入群體主要包括四部分人：
　　首先是下崗職工，或已經出了再就業服務中心，但仍然沒有找到工作的人。這部分人群中，女工多，年齡大，知識層次和再就業能力較低，他們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其次是“體制外”的人，即那些從來沒有在國有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糊口的人，以及殘疾人和孤寡老人。第三是進城的農民工。還有一部分是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部分人主要是從集體企業退下來的，當初退休時工資水平非常低，只有100多元，加上各種補助也不過兩三百元，生活在大都市，這點錢剛夠吃飯。
　　低收入水平消費者的家庭年人均收入為2500-5000元，其消費以基本生活消費為主，影響這一層次居民消費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低且增加緩慢，所以增加其收入是最有效的啟動手段。由于收入水平越低，消費傾向就越高，所以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將對促進整體消費帶來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慮以稅收和補貼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增加對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補貼，如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增加對失業（下崗）工人的補貼，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等等。
　　從某種程度上說，目前弱勢群體也就是指貧困人口。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鎮地區的貧困人口主要是指那些無工作能力、無儲蓄或其他收入來源和無親友撫養贍養的“三無人員”。城鎮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這主要是當時社會的高就業、低工資、收入平均化造成的。直到10世紀90年代初，受“二元化”社會結構的影響，中國貧困問題一直都集中在農村地區。但進入90年代以來，城市貧困已逐步成為一個對相當大比例的城市居民構成潛在影響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據社科院社會所在上海、武漢、天津、蘭州等城市的調查，貧困家庭很少買肉吃；80％的貧困家庭經常在早市或晚間購買最便宜的蔬菜；超過90％的貧困家庭中成人沒有買過新衣服，他們常穿別人送的衣服；很多家庭居住條件極差且沒有力量去改變；超過70％的家庭負擔不起孩子的學雜費，一半以上的家庭中孩子上學沒有享受優惠政策；50％以上的人生病時不會去醫院看病，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患有各種慢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愿意與鄰居或同事交往，過年過節也不走親訪友；有一半以上的人覺得不能在近期找到工作，認為家庭不能很快脫貧；很多人認為現在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不能滿足最低生活需求。
　　四、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狀況
　　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者家庭年人均收入一般在5000到25000元之間，這部分消費者的收入基本穩定，在滿足日常消費之外略有結余，但是受近幾年體制改革的影響，消費傾向下降很快。而且這一層次消費群體的家庭占到城鎮家庭總數的60.98％，收入占到居民收入總數的58％，是我國消費的主體部分，他們的消費行為對我國整體消費狀況的影響是最大的，對這一層次居民消費的啟動將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啟動的成敗。
　　據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調查結果的資料顯示，目前中等收入消費群體占據較大比重，處于“多收少支”和金融資產積累階段。這部分居民屬溫飽型消費群體，其基本的消費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正積聚資金向更高一層的消費提升。但由于住房、醫療、教育等各項改革的集中推進，使這些居民預期支出大增，有錢也不敢花。
　　這一消費群體的消費特征表現為對未來收入與支出不良預期的影響，消費者的即期消費變得縮手縮腳。造成居民消費行為謹慎的原因，一是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增加缺乏信心，二是居民對未來預期支出增加深感擔心。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改革，雖宣傳醞釀多時，卻一直沒有到位，增加了人們對未來支出預期的不確定性，加劇了謹慎消費心理。 　　五、城市高收入群體的規模不斷擴大
　　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對10個省市抽取了12000戶高收入家庭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城市高收入群體平均收入在25000元以上，其基本構成在不斷變化。
　　城市高收入群體的基本構成：
　　1.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超過一半。
　　從職業角度看，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比例最大，占31％，盡管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在總人口中占有較小的比重，但卻在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比重最大。其次為專業技術人員，占城市高收入群體的25.2％。知識與高新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第二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尤其是IT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出現了高素質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
　　2.男性在收入分配中的優勢地位依然未被動搖，占城市高收入群體的73％，而女性占27％。
　　3.30-50歲的人成為城市高收入群體的主體。
　　從年齡角度看，高收入群體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歲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體的37％。該年齡段的人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而成長起來的。其次為40-50歲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體的31.3％。該年齡段的人經驗豐富，經濟基礎較好，事業有成，收入較高而且穩定。
　　4.碩士及碩士以上學歷的人平均收入最高。
　　從學歷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體中收入最高的是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人，年人均月收入在12000元左右；而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均月收入是8000元左右，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是6000元左右。
　　5.私營企業經營者的平均收入最高。
　　從具體職業來看，城市高收入群體中收入最高的是私營企業經營者，人均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職業股民的人均月收入是8500元左右，位列第二。收入前10名中的另外8種職業是：社會中介服務人員、導游、股份制企業負責人、三資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IT行業從業人員、個體經營者、工藝美術人員、國有企業負責人等。
　　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狀況
　　如今生活寬裕的高收入居民，十分關注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傾向也出現明顯變化，投資意識日益高漲。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高收入居民，在消費時追求精神消費和服務消費，教育、文化、通訊、保健、住宅等成為消費熱點，追求時尚化與個性化日趨明顯。
　　吃：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高收入群體的飲食觀念發生了轉變，消費檔次也逐年提高，糧食消費比重繼續走低，副食品消費比重逐年上升，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為36％，比城市居民平均水平（41％）低5個百分點。在飲食方面，講究營養和風味，講吃“精”、吃“怪”。由于生活節奏的加快和消費觀念的更新，高收入居民在外用餐支出明顯增加，支出占食品支出的32.2％。如果扣除在外就餐支出，高收入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就會更低。
　　穿著：穿著上崇尚名牌，講究款式、品質和個性。在色彩方面，更注重純色、淺色及各種柔和的中間色調。購衣著追求自然、舒適、浪漫。皮裝、休閑裝則更受歡迎。穿的消費檔次也逐年提高，面料講究柔軟、精細大方，穿著講究簡潔明快，以表現與眾不同的文化層次和氣質。
　　用品：主要青睞一些科技含量高、時代感強的高檔家電產品，如無氟環保電冰箱，數碼純平彩電，高保真超重低音音響及家庭影院，制冷量大和噪音低的變頻式空調，具有夜視功能的微型攝像機，代表當今科技新水平的數碼照相機等。移動電話擁有量增速加快，每百戶中的中高檔樂器、電炊具等擁有量也有不同程度增長。
　　�。赫{查顯示，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戶住房建筑面積111.3平方米。居住樣式為單元房一居室的占4.2％，單元房二居室的占38.3％，單元房三居室的占41.9％，單元房四居室及以上的占11％。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戶裝修支出金額5.2萬元，平均每戶購房總金額為21.8萬元。
　　行：調查顯示，高收入家庭百戶擁有轎車22輛。其中有車家庭平均每戶購車支出19.95萬元。在有車家庭中，擁有桑塔納的占26.4％.奧拓占12.9％，富康占9％，夏利占6.9％，捷達占3.9％，別克占2％，奧迪占1.9％，紅旗占1.4％.其他國產車占19％，進口車占16.7％。
　　通訊：網絡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電話普及率逐年提高，手機擁有量逐年增長，使居民家庭移動電話百戶擁有量比上年增長1倍以上�，F代化的通訊服務已形成巨大的消費市場，涵蓋面逐步擴大，對中低收入居民消費起到示范作用。
　　投資：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居民的個人投資渠道呈現日益拓展的發展趨勢，居民對購買有價證券依然“情有獨鐘”。居民購買有價證券支出繼續上揚，人均年增長15％。調查結果顯示，有26.2％的高收入家庭已投資于股票；投資于商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占16.1％；國庫券占8.4％。高收入家庭的投資是社會民間投資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高收入家庭今年新增投資意向也顯示，有16％的高收入家庭準備向股票投資，向商業和服務業投資的比重為6.1％。
　　高收入家庭在購買保險方面舍得花錢。1999年所有高收入家庭平均壽險支出2065元，財險支出1185元。其中，購買保險的家庭占總樣本的49.3％。
　　教育：投資教育已成為居民消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就業競爭日趨加劇，人們越來越感受到就業的壓力和競爭的壓力，體會到投資教育的重要性，用于教育方面的投入逐年加大。據統計，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年人均消費11301元。其中生活費用支出4183元，學習費用支出為3193元，擇校費用支出為3925元。在國有學校就學的比例占89.1％，在國外學校就學的比例占3.4％，在國內民辦（私立）學校就學的比例占7.5％。這說明高收入居民在文教類的消費中，已轉向重視子女智力開發和自身素質提高。
　　旅游：除了滿足物質生活的需求外，旅游消費成了“假日消費”的熱點，外出游覽名勝古跡，出境領略異國風情，成為高收入居民節假日消費的重要內容。
　　從消費傾向看，高收入居民消費意向仍較高。調查結果顯示，2001年，25.6％的高收入家庭準備購買通訊設備（包括電腦），19.9％的高收入家庭準備購買貴重家電，14.4％的高收入家庭準備購買住宅（包括裝修、家具），12.8％的高收入家庭準備購車。
　　七、分層次促進居民消費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是社會經濟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人之間的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既是政策導向的主觀結果，也是社會經濟體制轉型的客觀要求。擴大內需，啟動消費應根據不同消費群體的特點，制定相應的消費政策和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關系，以達到預期目標。
　　1.高收入群體：科學引導，促進大額消費
　　社會上既然存在高收入階層，就應建立相應的消費環境和投資環境，以引導這一群體的消費，吸引投資。當務之急一是建立有序的投資環境，盡量促進他們在旅游、文化以及大件物品上的消費，關鍵是豐富其消費內容、提升消費品位、引導其消費方向。比如開發適合這一群體的文比和旅游消費項目，減少對汽車和住房等消費的行政性干預，同時積極改善這些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最終達到促進消費的目的。通過稅收、政策等方面的優惠措施提高民間投資效率，降低高收入者的投資成本。讓投資者獲取合理、合法的收入，同時也擴大了就業機會，客觀上進一步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二是建立良好的消費環境。促進高收入者的消費，使他們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不是相反。當然，對一些不良的消費行為，也需加強規范和引導，以免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2.中收入階層：改善預期，增加即期消費
　　對于這一層次的消費群體，刺激其消費主要應以穩定收入增加和改變其心理預期為主。其一是要給他們以收入將會持續穩定增長的信心；其二是要盡快出臺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改革的明確方案；讓老百姓對未來的支出狀況更加明朗，從而改善心理預期，增加當期消費。對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消費信貸等方式引導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首先購房買車，對于中等收入者可以增加其文化娛樂消費，對于中等偏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與換代。
　　3.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提高購買力
　　低收入水平消費者的家庭年人均收入為2357-4315元，其消費以基本生活消費為主，影響這一層次居民消費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低且增加緩慢，所以增加其收入是最有效的啟動手段。由于收入水平越低，消費傾向就越高，所以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將對促進整體消費帶來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慮以稅收和補貼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增加對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補貼，如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增加對失業（下崗）工人的補貼，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等等。
　　4.農村居民：增收減負
　　對于大部分農民而言，收入水平低是制約其消費的主要原因。要提高消費水平，增加收入是關鍵。在當前的情況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其他產業吸收第一產業的剩余勞動力，使農民在農副業之外的收入有比較大的增長。通過改善農民的收入狀況，從而使居民的各種需求轉變為現實的消費以帶動經濟發展，同時要堅持并加快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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