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明初文學的歷史分期和時代價值
在文學史分期上，不提倡千古一律，但鼓勵階段時期內文學史分期的相對一致性，避免因時間跨度不同造成的學術邏輯混亂，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明初文學歷史分期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借鑒。
文學史分期是考察文學發展進程中某一階段性特征的必要前提，其具體劃分往往受到不同時代主流文學觀念的影響，文體演變、政治變革、人性發展都可能成為分期依據，由此造成文學史分期的不確定性，給準確把握時代文學的發展脈絡與客觀評價具體階段的文學成就造成困難。在文學史分期上，不提倡千古一律，但鼓勵階段時期內文學史分期的相對一致性，避免因時間跨度不同造成的學術邏輯混亂。明代文學的分期問題表現尤為突出，歷史上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法各行其說，徐朔方、章培恒、李慶、左東嶺等一批明代文學研究專家都為此做出過努力，〔1〕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識，不利于當前的明代文學研究。去年雷磊發表《明代文學分期術語“盛明”辨義》一文，有意將明代文學分成初明、盛明、晚明三大時期;〔2〕余來明發表《明詩“盛于國初”辨》一文，重論元明易代文人與作品的歸屬問題，〔3〕兩論都極具啟發意義。本文在此基礎上，重新探討明初文學的歷史分期和時代價值，以就教于同行。
一、明初文學的時間跨度
“明初”這一文學分期術語，常見于各種文學史教材，但都沒有明確指明所含時間段。與之相關的術語有“國初”、“初明”、“明前期”、“元末明初”等等，各自涵蓋的時間跨度也不盡相同。稱“國初”者，如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劉辰《國初事跡》，考其所記史實為元至正、明洪武兩朝，與“元末明初”所指時間段大體重合，但更偏向于洪武朝。“明前期”為建國后出版的文學史通用，與“明中期”、“明末(晚明)”構成三分法，是最流行的明代文學分期法，主要指洪武至成化時期，不存爭議。在時間跨度上，它將“明初”涵蓋其間，“明初”是“明前期”的前段部分。“初明”是套用高棅“四唐分期說”的產物，與“盛明”相對，古已有之，但并不多見。今人李圣華著《初明詩歌研究》，其“初明”時段為洪武至宣德朝，比“國初”范圍大，又比“明中期”范圍小，介于二者之間，書中還多次提及“明初”概念，顯然兩者不相一致，“明初”分期術語的時間跨度值得深究。
傳統文論中，詩歌在各體文學中的地位最高，古人的文學分期觀念往往以詩歌的興盛衰亡為依據，如“四唐分期說”。明代文學的分期也多以詩歌發展脈絡為參考，徐泰《詩談》云:“我朝詩莫盛于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于今為烈。”
〔4〕徐泰生活在弘治、正德時期，他分此前明詩的演進軌跡為國初、宣正、弘治三大階段，啟發了后人分期明代文學“國初”以永樂為限，“中期”以弘治為始的做法。清初錢謙益依據詩歌的演變軌跡編選《列朝詩集》，書中主體部分甲、乙、丙、丁四集的劃分正好對應洪武、永樂、弘治、嘉靖四朝，由此將明詩分成五大發展時期。在此基礎上，《明史·文苑傳》云:“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見者，其源流大抵如此。”
〔5〕此分期依據由單純的詩歌擴大至詩文領域，是明顯的進步，形成的明代文學五段分期法多為后世文學史編者采納，“明初”這一分期術語被廣泛接受。
《明史·文苑傳》中的明代文學五段分期法有明顯不妥之處，所依之“文”，僅相當于今天的散文一體，以“詩文”為依據的分期標準，顯然忽視了元明清時期傳統詩文主導地位被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取代的文學發展實況，不夠科學。
六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研究者重視到了明代文學中的戲劇、小說成就，開始思考新的分期方法。隨著明初小說、戲劇等文學成就的不斷被肯定，原來以詩文為主要劃分標準的“明初文學”的內涵和時間跨度也值得重新思考。
當前的中國文學史在“明初文學”的分期上出現詩文與戲劇小說產生朝代歸屬不一致現象。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章“明代前期詩文”中第一節“明初詩歌與散文”、第二節“臺閣體與茶陵派”，有意將永樂朝生成的“臺閣體”不列入“明初文學”范疇。
〔6〕而其第五章第一節“明初宮廷派劇作家的雜劇創作”、第十章第四節“明代的文言小說”部分卻將活躍于永樂朝的朱有燉、李昌祺等人列入“明初文學”范圍。
〔7〕章培恒《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一章“明初詩文的厄運和臺閣體的興起”也將“臺閣體”不列入“明初文學”之列，而第二章第二節則將產生于永樂朝的《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列入“明初文學”范疇。
〔8〕徐朔方《明代文學史》第一章明顯將李昌祺、朱有燉的作品納入明初文學范疇，〔9〕但在第六章將“臺閣體”歸入中期文壇。
〔10〕他認為:“永樂以后，隨著由元入明詩人的逝去，詩歌進入了明詩時代，……‘三楊’詩風在仁、宣兩代承平盛世下出現。”
〔11〕考其三書對“明初文學”的斷限當在永樂朝，這是充分考慮到明初戲劇、小說文體的繁榮實況。他們將“臺閣體”排除在外，概因其主要出現在仁、宣兩朝，并一直延續至成化朝，非“明初”所能涵蓋，可屬“明前期”范圍。永樂后，詩文、小說、戲劇發展均陷入文學低潮期，以永樂末為限，便于整體把握各體文學的發展態勢。
也有對“明初文學”時間跨度的不同分法。郭預衡《中國散文史》將洪武、建文朝散文稱為明初之文，而將之后包括“臺閣體”在內的永樂至成化朝散文名為明前期之文。
〔12〕他主張“明初文學”只含洪武、建文兩朝文學，時段上相近于真正意義上的“國初”。持此觀點者建國前較多，但將“明初文學”不列入“明前期文學”范圍，兩者時間上不重合交叉，卻幾乎無人認同。青年學人李圣華在《初明詩歌研究》一書中仿“四唐分期法”提出“四明說”，將明詩分為:“初明、盛明、中明、晚明”四大時期，“初明，或者說明初，始洪武初，終宣德末，共約七十余年。”
〔13〕他將《明史·文苑傳》中前兩個分期合并起來，進而將“臺閣體”也納入“明初文學”范疇。“初明”分期前人也有提及，但并未將“臺閣體”納入范疇，李君此說值得商榷。即便如此，我們也不宜以詩之分期擴大至整個文學分期，畢竟明初小說、戲劇成就不容忽視。上海大學饒龍隼《明初臺閣體的生成及泛衍》一文也將“臺閣體”列入“明初文學”范疇。
〔14〕還有人將“明初文學”混同于“明前期文學”，顯然取徑過于寬泛，不可足取。
綜上所論，“明初文學”的時間跨度當以徐朔方、袁行霈、章培恒等人的劃分較為可取，徐朔方《明代文學史》云:“洪武、永樂年間的文學，呈現出元明易代之初特有的風貌。”〔15〕觀其始自洪武初終于永樂末的分法自有道理:以1368年元明王朝的興亡更替時間確立明初文學的起始，是建立在嚴格的歷史學基礎上的。
以1424年永樂朝謝幕為明初文學的下限，則兼顧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幻和文學風尚的演變。洪武、建文、永樂三朝國家形勢都處于“打天下”的武治時期，洪武朝稱王開國，百廢待興;建文朝立國未穩，內戰不息;永樂朝北驅蒙元，南下西洋，忙于開疆拓土，國家武力達到最盛。三朝政治高壓、文尚雅正的歷史文化環境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期間文學的時代特征和生長環境基本相同。永樂后，明代進入文治時期，舉國安享盛世太平，政風和順，文風啴緩，于是，“‘三楊’詩風在仁、宣兩代承平盛世下出現。”
〔16〕三楊、解縉、金幼孜、胡廣、黃淮等臺閣派重要詩人多生于洪武改元前后，他們沒有經歷過元末的生死磨難，沐浴更多的是新朝的皇恩浩蕩，更受到國初頌世文風的熏陶，由此形成的臺閣文風自然與明初判然為二。
當前文學史多以永樂末為明初文學斷限，較為科學。青年學人唐朝暉也云:“明初，一般指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成祖永樂末年(1424)，約60年的時間。”
〔17〕明初文學包含洪武朝所組成的“國初”文學和稍后的建文、永樂兩朝文學，為明代文學分期的第一階段，筆者也贊同此說。
二、明初文學的內容歸屬和各體成就
文學批評史上，元明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時代歸屬問題一直影響著人們對明初文學成就的總體把握。錢謙益《列朝詩集》的甲前集一章將王冕、楊維楨、戴良、王逢、顧瑛、倪瓚、陳基等人歸為元末詩人，而將劉基分收甲前集和甲集，其云:“公自編其詩文曰:《覆瓿集》者，元季作也;曰:《犁眉集》者，國初作也，……余故錄《覆瓿集》列諸前編，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而下，必有論世而知公之心者。”〔18〕他視劉基為元明兩朝詩人，并反復慨嘆其入明后“曩昔氣澌滅無余矣。”
〔19〕錢氏將劉基元末作品不納入明初文學范疇，較為合理。但他又將同樣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宋濂、高啟、危素、張以寧等人只編入收錄明初詩人的甲集，讓人有些費解。張以寧死于洪武三年;危素死于洪武四年;高啟死于洪武七年;只有宋濂亡于洪武十四年，在明初生活時間較長，其入明后作品也較多，四人主要生活在元末，代表性作品也多產生于元末�！对娝挕�、《詩談》、《明詩評》、《皇明詩選》、《明詩綜》、《明詩別裁》等諸家明詩評論、選本對元明易代文人的朝代歸屬也不相一致。如胡應麟《詩藪》認為危素當入元末。
〔20〕出現上述現象主要是因古人多以政治宗向為依據處理易代文人的朝代歸屬問題。同時生活在元末明初，楊維楨、戴良、陳基等人被劃入元末，《四庫總目提要》釋云:“今以其未受明祿，故仍系之元人焉。”
〔21〕而宋濂、高啟、危素、張以寧均入仕明朝，故歸為明初文人。明末清初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等人的時代歸屬原因與其相同。
今人在處理易代文人時代歸屬問題上沒有完全擺脫傳統觀念的影響。通行的《中國文學史》都稱宋濂、劉基、高啟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將戴良、危素、張以寧歸為元末作家。楊鐮《元詩史》也將戴良列入“赴難詩人”行列，而視宋濂為明代文學的開山人物。近年來，一些明代文學研究者對此分法提出異議。左東嶺云:“其實從文學思想研究的角度看，這是很沒有道理的。比如宋濂與戴良二人，同屬于浙東文人，同出于柳貫、黃溍之門，但清代學者在將二人的別集收入‘四庫全書’教材時，卻將戴良歸入元代，而宋濂則歸入了明代。……之所以將較宋濂還多在明代生活了三年的戴良歸入元代，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他‘迄未食明祿也。’”
〔22〕余來明認為:“在處理易代之際作家、作品時，簡單地以政治立場的不同判定時代歸屬，往往會造成認識上的誤區。這種缺失，在元明之際詩人的理解中同樣存在。”
〔23〕其實就明初文人的主要生活時代來看，將其多數歸入元代更為合適。“明初詩文三大家”中，高啟生于1336，卒于1374;劉基生于1311，卒于1375;宋濂生于1310，卒于1381;三人人生主要在元代(1206-1368)渡過。從文學創作的成就和數量來看，三人的代表性作品在元代基本完成。高啟、劉基均在入明六七年后就死了，仕明稍長的宋濂“入明后所寫的詩文中儼然以對明王朝歌功頌德的醇儒而現身，連劉基詩歌中的那種不滿現實之意也沒有。”
〔24〕作品藝術質量明顯下降。“明初詩文三大家”的時代歸屬不能與“清初遺民三大家”相提并論，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在清初生活均超過40年，文學成就也主要在明亡后，理當歸入清初文人。劉基等人在明初生活時間太短，歸入明代有些牽強。另外，“吳中四杰”中，僅徐賁在明初生活長達25年，歸入明代情有可原。而顧瑛死于1369年，理應歸入元代文人，章培恒《中國文學史新著》卻在明初文學部分提及其人，顯然有些不妥。
〔25〕由此來看，明初易代文人雖存爭議，但多數應為元代文人。正如徐朔方云:“永樂以后，隨著由元入明詩人的逝去，詩歌進入了明詩時代。”
〔26〕真正意義上的明代詩人當從永樂以后算起。
隨著易代文人時代歸屬問題的深化，易代作家作品的時代歸屬問題也引起關注。詩歌、散文、詞等雅文學方面，錢謙益編《列朝詩集》時，按作品創作時代不同，將劉基作品集《覆瓿集》、《犁眉集》分編收錄元、明兩朝詩歌的甲前集和甲集，這為解決易代文人作品時代歸屬問題提供很好的思路。雖然，我們不能以1368年為斷限，完全將元明易代文人的作品按朝代分開，但像劉基一樣，絕大多數明初文人都有不同時期匯編作品成集的習慣，宋濂元末詩文多收入《潛溪集》、《蘿山集》、《龍門子凝道記》、《浦陽人物記》;入明后作品多收入《翰苑集》、《芝園集》、《朝京稿》;高啟元時作品多在《江館》、《吹臺》、《青丘》、《南樓》、《槎軒》、《扣舷集》諸集;而入明后的《鳳臺集》多收洪武初任史官時的作品，《姑蘇雜詠》收退隱后詩作。楊基、張羽、徐賁、袁凱等人的《文集》雖沒有按元、明分編，但其名篇佳作多在元末完成。嚴格來講，明初詩文不應包含高啟、劉基、宋濂等人在元末創作的代表他們最高成就的詩文作品。若能效仿《列朝詩集》處理劉基文集做法，將宋濂、楊基、徐賁等人的作品按元明兩代分編，我們就能看清明初詩文的真實面貌。
明初小說、戲劇、散曲等通俗文學作品的創作時代也應重新審視。著名長篇白話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成書年代一直存有爭議。章培恒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舊本實出于元代。”〔27〕而“《水滸傳》是羅貫中所編，施耐庵是在羅貫中的基礎上進行加工的。”〔28〕施耐庵編定《水滸傳》“大概在洪武末期至永樂時期。”徐朔方也云:“(羅貫中)把具有悠久演變史的三國、水滸故事改編寫定為長篇章回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
〔29〕由此來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主要由羅貫中在元末完成的判斷是十分可信的，二者應不屬明初文學范疇。文言小說矍佑《剪燈新話》寫于洪武朝，李昌祺《剪燈余話》寫于永樂朝，均確為明初文學作品，不存爭議。
明初的戲劇成就近年來也受到重視。徐朔方云:“(明初雜劇)并不像人們一向所認為的那樣衰微，也沒有完全成為案頭之作。”
〔30〕活躍于永樂朝的朱權、朱有燉、賈仲明是明初著名的戲劇作家。朱權作雜劇12種，朱有燉作雜劇31種，賈仲明作雜劇4種，朱權《太和正音譜》中還提到王子一、劉東生、楊文奎等明初戲劇作家16人。另外，朱權《太和正音譜》是一部研究元明戲劇史的重要論著，朱有燉、王磐的散曲創作也自具特色。明初雜劇和散曲的時代歸屬不存爭議，代表著明初通俗文學的最高成就。
由此來看，隨著明代文學研究的日趨精細化，傳統意義上的寬泛明初文學觀念急需澄清，原本屬于元末的著名作家、詩文精品和長篇小說并不在嚴格意義上的明初文學范疇內，我們對其時代特征和歷史地位的評判也應隨之改變。
三、明初文學的時代特征
受寬泛明初文學觀念影響，傳統文學史多認為明初文學承元末余緒，時代特征不甚明顯。
其實不然，除去原本不屬于明初的詩文、小說作品，明初文風中承自元末的纖秾縟麗成分并不多見，“雅正”特征得以彰顯。在“明初五大詩派”中，真正對明初詩文貢獻較大的當屬江右詩派和閩詩派，他們開啟了“明調”的先聲，是后世盛行“臺閣體”的真正源頭。兩派在明初詩壇最為活躍，劉崧的“清和婉約之音”、林鴻的“鳴國家之盛”，高棅的“盛唐氣象”深得帝王喜愛，逐漸成為新朝扶植的主導文風。而越詩派、吳中詩派、粵詩派由元入明后，影響力明顯減弱，個中只有“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對明初文壇影響較大，在與朱元璋以及館閣文臣的酬唱中，他的頌圣感恩、曲中奏雅式詩文成為時文榜樣，引導文壇風尚。劉基和高啟入明后文氣漸弱，“劉基放棄元末所倡的‘美刺風諭’精神，高啟則改變往日鷹隼飛揚的氣魄。”〔31〕有時連他們也不得不作些頌圣之作。明初文學雖然風格多樣，但“雅正”漸成主流，隨著時間的推移，“臺閣文風”最終獨行于世。
明初戲劇文學的雅正特征更為明顯。明初戲劇多是點綴升平的宮廷戲和神仙道化戲，愛情戲也多宣揚節義忠貞等倫理道德觀念，“相對于元代，明初雜劇不僅創作量明顯下降，而且多為宮廷劇的展演或傳統劇的改編，很少直面現實。”〔32〕作家多強調戲劇的娛樂、教化功能，雜劇的諷世功能近乎淪喪。小說方面也是如此。與現實政治關聯密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兩部長篇白話小說不屬明初文學范疇，所剩文言小說《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內容上以敷衍愛情故事為主，多為粉飾太平、附庸風雅之作。連最具諷刺功能的`散曲也失去往日嬉笑怒罵、鮮活生動的面貌。元代文學的總體風格是剛健、質樸、酣暢，明初的“雅正”文風顯然與之有別。
四、明初文學的歷史價值
在明確明初文學內容和特征的基礎上，明初文學的歷史地位當重新審視。明初文學鼎盛的傳統說法并不符合當時文壇實際。詩文方面，“有明之文，莫盛于國初”、“凡論明詩者，……莫盛明初”的說法有誤，余來明云:“以高啟、劉基為代表的明初詩人，作于元末的詩歌要勝于明初，奠定其詩史地位的詩歌成就和藝術風格主要見于元末詩作，明初詩歌的實際創作情形與后人明詩‘盛于國初’的評價并不相符。”〔33〕散文成就較高的宋濂、劉基等人的作品也主要集中于元末。
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中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主要創作于元末，代表明初小說成就的兩部文言小說《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并不高。
明初戲劇雖然數量較多，但是質量卻不高。由此來看，明初文學創作實績并不佳。文學理論方面，席卷有明一代的文學復古浪潮在明初雖有一定聲勢，但高啟、劉基、宋濂的復古思想多形成于元末，林鴻、劉崧、高棅才是明初標舉漢魏盛唐的代表性人物。明初沒有一部詩話、文話傳世，文人的文學思想多零散見諸于序跋題記中，不成體系，文論整體價值無法與后世相比。綜合來看，明初文學的成就應該并不高，可能略高于其后的洪熙至成化朝，〔34〕卻無法與明中期、晚明相提并論。
但是，明初文學處于元末文學高潮與明中期臺閣體盛行百年的文學低潮過渡期，自具價值與歷史地位。首先，明初倡導的“雅正”文風是對元末纖秾縟麗文風的反撥，有助于文學重回健康發展軌道。元末人文思潮泛濫，文學以極端離經叛道的形式出現，“玉山雅集”、“鐵崖風流”吟詠更多的是末世狂歡，文學“緣情”本質凸顯，“言志”功能喪失，文學自身發展陷入過猶不及之境。明初倡導“雅正”文風，重申文學“載道輔俗”功能，實是糾元末文學“緣情”過度之多，其崇實尚用文學觀念有利于文學“言志”本質的回歸，符合文學自身發展的歷史辯證邏輯，因而具有進步意義，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文學倒退。
〔35〕再者，明初文壇“元音”與“明調”共響、“臺閣”與“山林”并存，文風呈多樣化特征，“雅正”雖是主流，但并不似后世的“臺閣”文風獨霸天下。朱元璋倡導“雅正”文風懷有“崇雅”和“尚用”兩種用意，一方面，他培育“美善”的頌世文風，以彰顯圣朝氣象，推行王道治化。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建國之初更需諷諭之文以修明政治，因而不時批評文臣的歌功頌德之作，并親自垂范《閱江樓記》等暗含諷勸警戒之作。
〔36〕明初“雅正”文風只在館閣流行，山林之中不乏戴良式的元遺民的慷慨悲歌、愁苦悲鳴，還有激流勇退的蘇伯衡、袁凱等人的恬淡清逸、寄情山水，王府中更有朱權、朱有燉等人的縱情詩酒、歌舞升平。作為向臺閣體過渡的文學，明初文學風格并不單一，赤子情懷尚存，因而自有時代特色和歷史價值，遠非千篇一律、雍容膚廓的臺閣體文學可比，我們也不應對它過分低估。
如何科學處理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時代歸屬問題，一直是個難題，從古至今，爭議不斷，但又無法回避。今天的明代文學研究者不妨就此做出表率，先在明代文學分期上提出合理解決方案，以便推廣至整個中國文學史。其一，可效仿《列朝詩集》處理劉基文集做法，根據作品創作時代，在元明兩朝分述宋濂、高啟等易代文人的文學成就，將他們的人生分成元末、明初兩段。其二，在明代文學開篇設立由元入明文人一章，將易代文人納入其中，不再糾結于他們的元明朝代歸屬。當然，兩說各有利弊，可在實施中逐步完善，更期待方家提出更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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