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詩品》的文學文獻學價值

簡析《詩品》的文學文獻學價值

　　摘要：南朝梁鐘嶸所撰《詩品》不僅開創了我國詩話之先河，為文學批評開辟了新的領域，還為我國寶庫增添了新的樣式�！对娖贰樊愇膭t既為�？毕嚓P文獻提供了資據，也為正確理解鐘嶸文學思想指引了線索。
　　論文關鍵詞：《詩品》 文學批評  異文
　　南朝梁鐘嶸所撰《詩品》三卷，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自覺的文學批評著作”，在我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該書自問世以來，即以其“思深而意遠”的理論特征和“致流別、辨清濁、掎摭病利、顯優劣的批評方法為后人所稱道。因此，研究者代不乏人。但綜觀各種研究成果，學者大多致力于評價《詩品》的得失、比較《詩品》與其前后相類著作的優劣、剖析《詩品》所涉文學理論的內涵等等，而從文獻學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文擬從文學文獻學的角度探討《詩品》的價值，以求取得《詩品》研究的深化。
　　一《詩品》開創詩話先河，為中國文學批評開辟了新的領域
　　《詩品》專論詩歌，且僅以五言詩作為對象，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屬于全新的學術領域。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中很重要的一種形式。先秦時即有五言詩句，《詩品·序》說：“昔《南風》之詞，《卿云》之頌，厥義復矣。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謠日‘名余日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詩經·召南·行露》中有：“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因此，劉勰認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至漢代班固的《詠史》詩，五言詩進入有意識的創作階段。經過一百多年的實踐與，東漢末年，無名氏們的創作使得五言詩趨于成熟。《昭明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可為其代表。劉勰評論這些作品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钡�古代包括劉勰在內的批評家們并未把詩歌尤其是五言詩作為觀照作家創作水平和風格的專門文學樣式看待，只有鐘嶸才將五言詩作為特定對象加以分析，且使五言詩的創作特征、風格技巧、流變傳承等方面體現出了系統化、理論化的特征。
　　《詩品》開詩話先河，設法扭轉漢魏以來極力尊崇儒家經典的傳統批評觀念，大膽肯定五言詩的表現力。長期以來，批評界總以《詩經》四言詩為詩歌正宗，重四言而輕五言。即便略早于鐘嶸的晉代摯虞所撰《文章流別論》也仍然明確主張，“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同時代劉勰所撰《文心雕龍·明詩第六》主要論述五言，卻毫不含糊地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所謂“正體”即正宗形式，所謂“流調”即流俗形式，顯然將詩歌分為雅俗。他們都不承認五言詩歌形式在詩壇的應有地位，表現出了保守的觀點。而《詩品·序》則認為四言形式已不能滿足人們表達思想的需要：“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倍�“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五言詩“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為特點，所以其表現形式“最為詳切”。稍后的蕭子顯贊同《詩品》觀點，大力褒揚五言詩歌，他主撰的《南齊書·文學傳論》指出：“五言之制，獨秀眾品�！庇纱耍�五言詩才真正獲得批評家們的認可，獲得詩人們的肯定。
　　二《詩品》為我國文獻寶庫增添了新的樣式
　　《詩品》首創詩話體例，就漢代至梁代有成就的詩歌作家，區別等第，分為上中下三品，評論其優劣。從文獻分類來看，漢代以前沒有詩話一類著作。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編寫的我國最早的文獻目錄《七略》散佚已久，看不到當時文獻分類狀況。稍后的班固所撰《漢書·藝文志》有六略，全依《七略》分別文獻門類。六略38種，596家，13269卷。一為六藝略，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二為諸子略，包括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三為詩賦略，包括賦一、賦二、賦三、雜賦、歌詩；四為兵書略，包括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五為數術略，包括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為方技略，包括醫經、經方、房中、神仙。此六略中，不見文學批評一類，更不見詩話一類。

　　三國時大體按照四個大類分別文獻。魏文帝曹丕《典論·自序》說：“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睆倪@一表述跟后世“四部”的對比看，五經、《史記》、《漢書》、諸子百家大致分別與經、史、子三部對應，而《典論》又單列“四部”。據著名史學家周予同先生研究，這里的“四部”特指樂、論語、孝經、小學。顯然，這一分類也不見文學批評一類，更不見詩話一類。西晉初年，茍勖將文獻分為“甲”、“乙”、“丙、”“丁”四部。據清代學者錢大昕研究，茍勖的四部分類法與后來出現的“經”、“史”、“子”、“集”四部所排次序不同，而是將“子”部置于了“史”部之前。他認為，茍勖的四部是以“乙部為子，丙部為史，則子猶先于史也”。此后，東晉著作郎李充、南朝宋元徽初年的秘書丞王儉、南朝齊永明年間的秘書丞王亮等，都曾對前代和當時的文獻進行分類，但均無文學評論和詩話一類。
　　自魏晉以來，文學批評的論著越來越多，如曹丕《典論·論文》、摯虞的《文章流別論》、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等，都堪稱開風氣之作。唐朝時，魏征等人撰《隋書》，在《經籍志》集部給文論以一定地位。謝混的《文章流別本》、劉勰《文心雕龍》等位列其中。而鐘嶸《詩評》(即《詩品》)亦占一席之地�？傆[《隋書·經籍志》集部所列全部文獻，除《詩品》外，大體可分三類，第一類是雜論，第二類是文論，第三類是詩文集。而這三類，是傳統文獻久已具備的樣式。只有《詩品》獨標一類，專論五言詩歌及其作者的品第，為此后的詩話發展辟出了領地，如唐代皎然的《詩式》、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宋代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司馬光的《溫公續詩話》、劉頒的《中山詩話》、陳師道的《后山詩話》、周必大的《二老堂詩話》、姜夔的《白石詩說》、嚴羽的《滄浪詩話》、尤袤的《全唐詩話》、蔡居厚的《蔡寬夫詩話》等，元代吳師道的《吳禮部詩話》、蔣正子的《山房隨筆》、楊載的《詩法家數》等，明代瞿佑的《歸田詩話》、徐禎卿的《談藝錄》、王世懋的《藝圃擷余》、朱承爵的《存余堂詩話》、顧元慶《夷白齋詩話》等。
　　明清以來，《詩品》受到文學批評家與作家的普遍關注。收錄《詩品》的各種叢書、叢刻、著錄和鈔本應運而生。不僅如此，詩話作者還以《詩品》為線索，探討詩歌藝術的本質，闡發詩理，且以《詩品》為據，品評詩人詩作的高下。明代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謝榛的《四溟詩話》、楊慎的《升庵詩話》、胡應麟的《詩藪》、閔文振的《蘭莊詩話》、許學夷的《詩源辨體》、王夫之的《姜齋詩話》等，清代許印芳的《詩法萃編》、王士禎的《漁洋詩話》、劉熙載的《詩概》、何文煥的《歷代詩話》、沈德潛的《說詩日卒語》、黃子云的《野鴻詩的》、劉大勤的《師友詩傳續錄》、葉燮的《原詩》、宋大樽的《茗香詩論》、汪師韓的《詩學纂聞》、方東樹的《昭昧詹言》等，都以《詩品》為宗，或加激賞，引文為證；或加引發，摘要而論。詩話體系日益完整，詩歌批評理論日益精確。專論詩歌的文獻蔚為大觀。正如許文雨從詩話沿革角度所指出的那樣：“嶸書出后，閱唐歷宋，詩話之家，繼踵而起，何莫非其影響所及?由此之故，清代乾隆時期敕編的《四庫全書》集部即增加“詩文評”一類。詩話正式進入文獻庫，為我國古代文獻寶庫增添了新的樣式，成為古代文獻家族中不可或缺的成員。
　　三《詩品》異文既為�？毕嚓P文獻提供了資據。
　　也為正確理解鐘嶸文學思想指引了線索文獻學所謂異文，是指同一詞語在不同文獻中具有不同書寫形式，同樣的話語在同一書的不同版本或是其他書中轉引時，個別詞語出現差異的現象，或同一內容在不同文獻中具有不同表述。異文可以訂正文獻流傳過程中的訛誤，可以在話語存在多種可能解釋的情況下確定正確的訓解。  　首先，正確利用異文，可以訂正流傳過程中的訛誤，從而為正確理解《詩品》掃清障礙。今所見《詩品中·魏文帝》條云：“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這里的“奇”字，前代不少版本作“歌”，如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三引《詩品》即作“歌”；明代天啟年間金陵唐建元刻朱墨套印本、署名為鐘惺選、李光祚輯的《朱評詞府靈蛇》貞集引《詩品》亦作“歌”；明人唐順之編的《荊川稗編》引《詩品》亦作“歌”。王叔岷《鐘嶸詩品箋證稿》引韓國車柱環《鐘嶸詩品校證》說：“《詩人玉屑》‘新奇’作‘新歌’，于文義最勝�！�歌’古文作‘哥’，因誤為‘奇’耳。”王叔岷箋：“該本作‘新哥’，‘奇’乃‘哥’字之誤，‘哥’借為‘歌’�！蓖跏线@里所說的“借”實指“哥”與“歌”的古今字關系，即“哥”為“歌”的古字�！墩f文解字》“哥”字下段玉裁注：“《漢書》多用‘哥’為‘歌’。”《別雅》卷二：“哥，歌也�！鼻宕�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宋書一·樂志一》：“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曲�！卞X按：“篇中樂歌字皆作哥，蓋用古文�！奔幢阍谀媳背瘯r期，人們用字也往往以“哥”為“歌”，如齊代王僧虔《樂表》有云：“哥鐘一肆”、“哥唱既設”、“已制哥磬”等�？梢姡�《詩品》將“歌”作“哥”也符合用字習慣。而“歌”即指詩，唐代程伯瑪《毛詩指說》引梁簡文帝《十五國風義》：“在辭為詩，在樂為歌�！薄段倪x·陸厥(奉答內兄希叔)》：“賦歌能妙絕�！眳窝訚�注：“歌，亦詩之通稱�！边@樣說來，魏文帝的“新歌”即新詩。又《詩品中·魏侍中應璩》條說三國時期曹魏文學家應璩“祖襲魏文”，就是說應璩繼承了魏文帝的作詩風格。而應璩為諷勸專權的曹爽所作的《百一詩》最為有名，那么《百一詩》必然受到魏文帝風格的影響。或者說，魏文帝有新歌，應璩也有新詩。果然南齊王儉《今書七志》說：“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焙髞淼摹侗碧脮�鈔》、《太平御覽》等書稱引《百一詩》句子時，時或標為“新詩”。

　　訂正了“新奇”當為“新詩”，那么魏文帝所說“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就可理解為：一百多首新詩，大致都能用質樸的民間話語寫出。用字不同，導致人們對鐘嶸文學態度、文學思想的理解迥然有別。如果用“奇”字，那么表現的是鐘嶸對魏文帝詩歌的貶抑態度，這與鐘嶸將其置于中品的目的不合，如果用“歌”字，那么表現的是鐘嶸對魏文帝詩歌的褒揚態度，即很多人都追求古雅用典，而魏文帝卻采用百姓家常話語入詩。這正是《詩品·序》所極力闡明和主張的觀點。鐘嶸發現，“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币虼怂�在《序》中主張，如果寫作“經國文符”和“撰德駁奏”的文章，“應資博古，宜窮往烈”，如果是寫作“吟詠情性”的詩歌，則“即目”“所見”可徑直人詩，應當考慮“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VI吻調利”，而無須“用事”或自“經史”之中追求“故實”，否則會“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其次，正確利用異文，可以準確把握鐘嶸說話的真正意圖，從而準確認識文學現象的流變�！对娖贰ば颉氛f：“故詩有三義焉：一日興，二日比，三日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边@里的“三義”，或作“三義”，如明代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清代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清代沈德潛的《說詩日卒語》等；或作“六義”，如車柱環的《鐘嶸詩品校證》、葉長青的《鐘嶸詩品集釋》、曹旭的《詩品集注》等。持“三義”說者認為，《序》在“三義”下緊接著指出“一日興，二日比，三日賦”，且又說：“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奔扔袛底�，又有對應說明，反復申述。持“六義”說者認為，“三”是“六”的訛寫，系形近而誤，因為自從《詩大序》以來，“六義”成為一個固定詞語，即便有時所指內容為上述三個方面，但習慣仍作“六義”，而“作‘三義’不詞”�？此埔粋�數目字的書寫差異，其實反映的是人們對《詩經》文學傳統的認識問題。
　　從內容看，無論是“三義”還是“六義”，都包括賦、比、興。賦、比、興這組概念最早見于《周禮·春官·大師》，它們是作為“六義”的有機組成部分出現的：“大師……教六詩，日風，日賦，日比，日興，日雅，日頌�！薄对姶笮颉芬嗳眨骸霸娪辛�義焉：一日風，二日賦，三日比，四日興，五日雅，六日頌�！敝�后，凡是研究文學者，無不知“六義”之說。經秦漢歷魏晉，在人們的意識中，“六義”逐漸分為兩支：一支是風、雅、頌，另一支是賦、比、興。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辭異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南宋人林景熙《王修竹詩集序》說：“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痹�代人楊載《詩法家數》說：“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法。”雖然說法各異，而將“六義”分成兩支則相同。
　　很顯然，隨著對《詩經》乃至詩歌創作實踐的理論不斷深入，人們對詩“六義”的看法發生著變化。先秦時期，風、賦、比、興、雅、頌是并列的六個方面，所以在《周禮》中的排列順序與后代很不相同。而魏晉以后，“六義”一分為二，《詩品·序》即初步顯示了當時人們的看法。時代越往后，人們的認識越清晰。至唐宋時期，人們為“六義”作出明確解說。按照孔穎達為代表的唐代學者的觀點，風雅頌所含內容大體相類，而賦比興所含內容大體相類，前者是就詩的篇章結構而言，后者是就詩的遣詞造句特點與創作手法而言；前者為詩之體，后者為詩之用。元代人楊載的看法與此相同，他認為，前者指體裁，后者指方法。體裁是固定的、恒常的，而方法則是靈活的、可變的。因此南宋的林景熙將前者指喻為“經”，而將后者指喻為“緯”。我們知道，恒常之事易掌握，而可變之事難把玩。更重要的是，詩歌與一般文章在體裁上區別明顯，而創作方法卻復雜活變，不易為一般人理解。說到底，詩歌的文學性與審美特征固然要靠體裁得到反映，但它更要依賴創作技巧與方法得以體現。因此，人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了賦比興。
　　《詩品》的研究對象是五言詩，所以說該作在詩歌體裁辨析方面，不存在任何異議。鐘嶸研究的目的，自然就集中在了詩歌的創作方式與審美特征上。據此判斷五言詩的高上低下，無疑是《詩品》主要的特色。如此看來，在我們討論的這組異文里，“詩有三義”是合理的。鐘嶸繼劉勰《文心雕能》(比興第三十六)之后，進一步對“賦比興”作了更為系統的論述。
　　鐘嶸還把傳統的“賦比興”排序改為“興比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可見，鐘嶸不僅提升了“興”在“三義”中的地位，他還對“興”作出了超乎前人的解釋。這意味著鐘嶸對五言詩的關注，已經超越技法，更趨審美。他所說的“興”，或對唐代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宋代嚴羽“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意境之說，不無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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