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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曹丕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探因
論文關鍵詞:曹操 曹丕 曹植 文學思想 樂府
論文摘要:曹氏父子創作了大量樂府詩,并且注重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這反映了長期以來在經學束縛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經歷,對他們文學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愛好樂府詩,并且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氣說”,提出了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應持有的正確態度。他認為作家專才多,通才少。他論述了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對當時的文體進行了總結。
東漢末年,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活躍,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長作樂府詩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詩發展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陳琳、王粲等文人為曹操所網羅,曹丕、曹植兄弟與之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在文學史上傳為佳話。曹丕的文學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典論·論文》中。
一、樂府情結
曹丕登上皇帝寶座后,即對當時的“漢樂”進行了大量改制,對此,《宋書》記載:
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日《正世樂》,《嘉至樂》日《迎靈樂》《武德樂》日《武頌樂》,《昭容樂》日《昭業樂》,《云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日《武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眾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
這則文獻不僅記載了曹丕詔令改制“漢樂”的具體內容而且對王粲奉命作“哥詩”(登哥)的情況也進行了披露。在東漢建安與曹魏黃初時期,文人創作樂府詩是有條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時所接觸之樂皆為朝庭之樂的便利條件,為曹丕創作樂府詩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與可靠的保證。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與宮室,終日投壺燕射,如云的樂工歌女,構成了其創作樂府詩的一架溫床。
曹丕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樂府詩集》收錄了22首。對于這位皇帝文學家,史書雖然記載了其“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的天資聰敏,但他從小卻是以貴公子的身份周旋于聲色犬馬之中的,并于18歲時娶甄氏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鄴都的安樂窩里生活。這時的曹丕,于游樂宴游、倚翠偎紅、斗雞走馬而言,幾乎是無所不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詩賦等作品,主要述寫的就是這種貴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兩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詩與賦這兩類文學樣式,雖然均可對聲色酒樂的享受生活作如實記錄,但卻不能配樂以唱,于是,屬于韻文學范疇的樂府詩就自然成為了曹丕的首選。曹丕熱衷于樂府詩的創作,不是因為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而是因其享樂生活的需要。
二、“文氣說”
曹丕論作者時,有一顯著特點即“以氣”論文。例如,他稱徐干“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公干有逸氣,但未道耳”,又評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兜湔摗ふ撐摹酚挚傉撐呐c氣的關系:“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痹谥袊膶W批評史中的“文氣說”,就是從《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開始的。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寫道:“文氣說的提出,從理論上標志著我國文學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著眼于文學的外部聯系轉向了著眼于文學的內部規律、著眼于文學的特質。文氣說的提出,標志著文學理論批評自覺時代的開始!彼浞挚隙瞬茇岢觥拔臍庹f”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曹丕論作家的“氣”,主要指作者的個性氣質而言。他認為,個性氣質來自自然稟賦,“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認為,自然稟賦的不同氣質,可以分為清與濁兩大類!胺踩f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全晉文》卷五十四》)。清濁之分,是指氣質之優劣,并不是指氣質情性的不同特點。作家的氣,主要是指氣質情性,這正反映了經學束縛解除之后,處于變動不居中的思想領域普遍重視自我的傾向。重視體氣、重視個性、重視感情氣質等,都是重視自我的表現。氣,在作者為氣質情性,反映到文章中來,就是指一種表現出個性特征的感情氣勢、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來的生命力。“文以氣為主”,就是以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為主。不過,這種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氣質情性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格調、不同的個性特征罷了。
《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用“氣”評論作家與漢末三國時期以“氣”稱述人的氣質、才能的風氣有關,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后漢書·申屠蟠傳》載蔡邕語)
(魏元丕)稟乾氣之純懿。(佚名《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論>序》)
周成王體上圣之休氣。(曾丕《周成漢昭論》)
(孫究)氣志體懿。(孫權《詔孫慮假節開府治半州》)
以上諸例所謂玄妙之氣、純懿之氣、精明之氣、休氣、
休懿之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純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懷沉勇之氣。(嵇康《明膽論》)
(毋丘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張既《表毋丘興》)
(龔德緒、王義疆)志壯氣剛。(楊戲《季漢輔臣贊》)
(徐邈)才博氣猛。(《三國志·魏書·徐邈傳》)
以上諸例所謂沉勇之氣、忠烈之氣、堅剛之氣、猛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堅定果敢的品質、性格。這些材料說明在漢末三國時代,用“氣”來解釋人的品格、氣質、才能、生理等已經相當普遍了。在曹丕所處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用“氣”來品評人物、說明與文有關的樂和言辭。正所謂:“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身!畼窔狻、“氣盛”都是以氣言樂。鄭玄還認為,不同的樂歌便有不同的氣,它們各自適合于不同性質的聽者!稑酚洝份d:“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日:‘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鄭注:“聲歌各宜,氣順性也!睎|漢邊讓《章華臺賦》有“音氣發于絲竹之”之語。曹丕也曾用“清氣”一語稱贊樂聲、歌聲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長笛吐清氣!庇衷疲骸坝忻酪蝗恕茷闃贩。哀弦微妙,清氣含芳!辈苤病顿浂x》:“秦箏發西聲!畾狻奔嬷盖氐厝嗣裰奥暋焙蜆仿曋皻狻薄V砸浴皻狻毖詷,大約是因為樂與律的關系極為密切。奏樂須用律管調整音聲,使之和諧。而古人認為十二律與天地陰陽之氣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古代詩、歌、舞往往合為一體,因此所謂“樂氣”,就是詩、樂、舞三者的統一。
以“氣”形容言辭的如《三國志·吳書·張雇諸葛步傳》載,周昭稱張承“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又稱張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同書說藏洪盟誓“辭氣慷慨,涕泣橫下”。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壯厲”、“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辭給聽者留下的一種總的印象,這印象是由所說的內容和說話人的語氣、態度等共同造成的。與“辭氣”相近的還有“聲氣”一語。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稱張衡“氣聲氣芬芳”,是指其談吐優雅?兹诜Q禰衡“飛辯聘辭,溢氣忿涌”,是說談論時滔滔不絕,應對不窮,有才智橫溢、所向無敵之氣概。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之下,曹丕又進而以“氣”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并且以“氣”評論作家。人們用“氣”評論人物、說明樂與言辭時,其內容都較寬泛,是對人的一種總體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說的“氣”和我們今天所說的某個作家的創作風格十分接近,是指一個作家由于體氣和環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風格特色。
三、“通才”論
《典論·論文》對于作家的評價日:
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文章的體裁不一樣,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長與不擅長之處。而他們總是以己之所長,輕視人之所短。曹丕在論某個作家時,也常指出他們的優缺點及他們各自所擅長的文體。這種批評方法,與東漢以來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應璩《百一詩》說“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短長”,就是這種理論的內容之一。王充在《論衡·書解》中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眲⑸圩度宋镏尽芬卜磸蛷娬{此點,他系統深入地研討人物的才性的鑒別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廣泛地分析了各種性格的長處和短處,如:“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嘉飞,善在恭謹,失在多疑!薄罢撧q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等。他將此種理論應用于政治領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異。”人君的責任便是適當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屢下取士無廢偏短之令,所謂“有行之士,未必能進;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當時那種人才理論的實際運用。而《典論·論文_》、《與吳質書》指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則可以看作是此種理論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寫過《士品》一書,就充分說明了他受當時人物品評風氣之影響,并且把這種品評的風氣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他對于當時人才偏至的現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說:“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彼磳υ谖膶W批評上“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反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是比較公正和客觀的態度。
四、文體論
《典論·論文》在論及文體時是這樣說的:“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弊詵|漢以來,各種文體得到了蓬勃發展,其中奏議之類公文的寫作,是隨著封建國家政治生活的發展而日益發達的。東漢時期還曾把考試章奏作為選舉官吏的一項內容。安帝時胡廣舉孝廉至洛陽,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應劭曾撰《漢朝議駁》三十卷,陳壽撰有《漢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見《隋書·經籍志》),是有漢一代奏議的結集。曹丕認為此類經常用于朝廷軍國大事的公文,其語言風格應該典雅。
東漢時期,社會上流傳著兩種風氣。一是文士寫作子書和論說文的風氣,一是清談高議、互相辯論的風氣,這兩種風氣互相影響。揚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論語》而作《法言》后,子書作者蜂起;缸T《新論》、王充《論衡》、崔寰《政論)、應劭《風俗通》、哿晚《申鑒》、徐干《中論》、仲長統《昌言》、王符《潛夫論》等都是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創作出來的。東漢末年以來的文人好辯論的風氣,也深深影響了建安文人,當時,為表現自己的才能,文人們往往一見面就滔滔不絕,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地談論,如曹植有四言詩云:“高談虛論,問彼道原!(曹植《四言詩》)便反映了這一時期風氣。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士子們寫作書論的風氣也很是盛行,曹丕認為“書論宜理”就是針對這一種風氣而提出來的,這是對當時人們對于書論寫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劉劭的《人物志·材理》將當時人們經常討論的議題加以歸納,對于論者的性格差異進行了分析,他說:“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庇终f:“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眲③窟@些話指出論辯當以理為主,不應僅以言辭求勝,不然就會枝蔓詭異,雖然主要是針對談論而說的,但與寫作書論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書論宜理”之主張,或許就是受這段話的啟發。
碑誄之作至東漢大盛,當時出現了擅長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銘之風既盛,諛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現,蔡邕就曾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續漢書》)許多碑銘都是稱頌死者的溢美之辭,這種風氣與送葬的奢靡陋習結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認為是敗壞風俗之舉。據《宋書·禮志》記載,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出的“銘誄尚實”之說,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提出來的,含有憎惡碑銘失實之意。它是對此類作品內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時也是要求作品應具有樸實而不求華辭的風格。
自東漢后期以來,人們作五言詩的風氣日盛、詩歌語言日趨華麗,相對于《詩經》較為質樸的風格而言,當時五言詩從民間進入文人創作領域后,逐步趨于講究詞藻,追求華麗。曹丕、曹植的創作就體現了這一風尚。《典論·論文》“詩賦欲麗”的說法反映了當時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價值和作用論
《典論·論文》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種文章稱為“經國之大業”,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價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種應用性文章,如詔、策、章、表、奏、議等文體使用都非常頻繁。盟誓為外交場合使用;檄文系戰爭時期所用;賦、頌用以褒贊功德,賦還可用于諷諫;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們競相作誄,甚至“連珠”之類雜文體,也經常被使用。每當封禪的時候,文人們也是競相創作詩賦,這充分說明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難怪曹丕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
從文章創作對個人的作用來說,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論·論文》所引相關文字之外,《與王朗書》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
他編撰自己的《典論》和詩賦,并且抄寫贈與孫權、張昭。春秋時即有立言不朽之說。自揚雄以后,著書以求不朽的風氣相當普遍,只不過大多數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書以求不朽。曹丕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為了表現自己的文才,也欲通過著書以求不朽,這是相當可貴的。他創作了表現真情實感的賦作如《離居》、《感離》、《永思》、《出婦》、《悼夭》、《寡婦》、《感物》、《哀己》,詠物者如《彈棋》、《迷迭》、《瑪瑙勒》、《車渠》、《槐》、《柳》、《蔦》,共占一半以上,另有一些敘行旅或者賦登臨的賦大多屬于抒情小賦,較少政治意義,更多的是抒發自己心中的真實情感,寫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綜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壇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視樂府詩歌的創作,他在樂府詩中抒發自己的真實情感,這與他的宮庭生活有關。當時的社會現實,促使他關注社會民生,寫出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開創性的文學思想觀點,如“文氣說”的提出和對文章作用的高度評價,表現出他卓越的文學創作才能和獨特的文學思想,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寫上了重重的一筆,對后世作家的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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