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拓跋史探》

時間：2023-01-07 22:57:04 文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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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拓跋史探》

　　田余慶先生新作《拓跋史探》已于2003年3月由三聯書店出版。全書24萬字，主要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北魏子貴母死制度與離散部落的關系。第二，拓跋與烏桓共生的問題。第三，《代歌》、《代記》與《魏書》序紀的關系。我認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書最為重要、最為精彩的部分。以下的討論主要圍繞這部分展開。
　　關于北魏子貴母死這一現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趙翼說：“立太子先殺其母之例，實自道武始也�！保ā敦ザ�札記》卷一三“《魏書》紀傳互異處”。）周一良先生說：“拓跋氏入中原前之舊制，凡其子立為太子者，母妃先賜死，至孝文帝母猶因此而被殺。但北方其他少數未聞有此風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發生母后專權之例，其來源尚待研究�！保ā段簳x南北朝史札記》）韓者樸漢濟對此提出過一個解釋。他認為，子貴母死既非拓跋舊法，也非漢制，而是北魏胡漢體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為了加強皇權。（樸說見田書所引）這個解釋是不錯的。
　　關于北魏離散部落，《魏書》中一共有三條記載�！段簳肪硪灰蝗豆偈现尽罚骸暗菄酰嫔⒅T部落，始同為編民�！薄段簳肪硪弧鹑陡哕噦鳌罚骸疤鏁r，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魏書》卷八三上《賀訥傳》：“其后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對于道武帝離散部落，分土定居之舉，研究者多從拓跋由部落聯盟向國家轉變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求得解釋。這個解釋也是不錯的。
　　總之，不論是子貴母死，還是離散部落，都是老問題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錯的解釋。不過事情常常是這樣的，不錯的解釋往往對我們妨礙最大，因為它使得我們有理由停下來，不再進一步思考。田余慶先生的可貴之處卻恰恰是不滿足于此，而是按他慣常的思考習慣，在一般人停下來的地方繼續窮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鮮卑，相對于先后興起的其他胡族說來，是一個發展緩慢的部族。東漢桓帝時拓跋南遷，‘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體龐大松散。漢末建安年間拓跋詰汾再次南遷，部落聯盟更擴大了�！段簳す偈现尽匪^‘七族’、‘十姓’，是拓跋部落聯盟新形成的核心，血統親近，‘百世不婚’。拓跋部作為聯盟領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擇偶。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可能出現一些與拓跋部世代為婚的部族，形成于拓跋部的特殊關系；由于君權不張，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間起著聯絡作用，甚至有可能成為維系拓跋部落聯盟的關鍵人物�！保�24-25頁）在本書的另一處，作者明確寫道：“道武帝建國，并沒有強大的外界敵人要去認真對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還有他自己的母、妻。這一現象令我恍然大悟，原來道武帝用戰爭手段”離散部落“，首當其沖的竟是母族賀蘭和妻族獨孤，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打破部落聯盟的束縛，建立帝國，是此舉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為根本的社會原因，如部落役使之類，在當時似乎是第二位的。……離散部落之舉和子貴母死制度看似無涉，卻是內蘊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續措施。”（3頁）至此我們看到，作者從他獨特的思考角度出發，終于把本來屬于皇室內部的子貴母死制度與看似毫不相干的離散部落問題結合了起來。兩個問題的結合真可謂互相發明，相得益彰。如果沒有聯系到離散部落，關于子貴母死的問題實際上已經無話可說；如果沒有聯系到子貴母死，離散部落的問題就難以落到實處，而只能是國家形成理論的一個具體例證而已。
　　詩歌中有所謂“陌生化”之說。一位詩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釋說，“形式主義”批評家們提出過一個概念。他們認為，這里主要指詩歌，目的就是要把語言“陌生化”，也就是說，讓語言能夠給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這樣一個概念，我們不妨說，田余慶先生也是把我們熟悉的問題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經題無剩義之處開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動力。不過我這里要強調的是，詩歌語言的“陌生化”是詩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慶先生的“陌生化”卻并非刻意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觀結果而已。
　　與陌生化的結果相反，對于熟悉他研究特點的人來說，作者在書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點也不陌生的。這個方法是什么呢？其實就是史的方法。我們知道，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幾大家族的政治關系，而在《拓跋史探》一書中，作者研究的則是北方幾大部族的政治關系。這本書的各個部分總括起來說，實際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眾所周知，年鑒學派重視長時段，而對于屬于短時段的政治史則比較輕視，認為是“轉瞬即逝的塵�！薄＿@個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所以在以前寫的《讀<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較多地指出單純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讀了《拓跋史探》，我卻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視的長處。政治史雖然不能解釋一切，但從此入手，卻也可以發現并解釋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問題。具體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顯得尤其必要。如果從傳統的民族學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發現，否則已經沒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資料了，而一旦從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會發現還有不少值得我們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繪出了一個早期拓跋族的隱約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不再只是一種部落→國家的理論概念的演進，而是變得具體了、生動了、活潑了。
　　研究政治史，不只田余慶先生一人。但他的政治史研究卻別具一格，頗有值得論說之處。我們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據政治學的某種理論框架展開，也可以不要這些框架。在我看來，田余慶先生屬于后者。我們看作者在本書前言中的一段話：“五胡十六國這一破壞性特別突出的時代得以結束，歸根結柢是五胡日趨融合，其主要部分終于陸續積淀在地區而被漢族文明逐漸同化之故，這可說是今天史界共識。但是，在這漫長過程行將結束而又尚未結束的時候，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別的部族擔當了促死催生的任務呢？”（1-2頁）我們再看作者在《東晉門閥政治》中就“王與馬共天下”說的一段話：“為什么江左會出現這種政治局面呢？總的說來，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于士族，則是門閥制度發展的結果。士族高門與晉元帝‘共天下’，歸根到底可以從這里得到解釋。但是這還不能說明為什么是瑯邪王氏而不是別的高門士族與晉元帝‘共天下’的問題�！保�3頁）這兩段話充分反映了他對歷史的認識。這個認識簡單地說就是：當時的事情必有當時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會滿足于理論框架給出的解釋，也不會滿足于一般性的說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個具體的歷史原因。受這種認識的引導，他在本書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話：“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個時候發布過離散部落號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條件的部落俯首接受號令的可能，但不認為所謂離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無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體的過程�！保�62頁）把問題具體化的思路會很自然地誘導出新的疑問：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時間？在什么地點？離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來自于哪些部落？回答了這幾個問題，離散部落與子貴母死之間的關系就自然地呈現了出來。在解釋歷史現象時，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規律”、“趨勢”來加以說明，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體”索要答案。與眾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曠野中的孤獨旅行者。在他不斷的追問中，泛泛的解釋愈來愈顯得蒼白無力，而我們原本熟悉的問題也終于變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料太少。作者雖然竭盡全力鉤沉索隱，但很多地方還是不得不以推測來彌補資料的不足。這之中有的推測極有道理，給人以啟發，但也有的推測難免令人生疑。
　　在《<代歌><代記>與北魏國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書·樂志》中《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應該就是拓跋史詩。根據有限的記載，作者進而推測，在當時替道武帝整理、輯集代歌者只能是漢族士人鄧淵。以后鄧淵又奉命修《代記》，《代歌》中的內容應是《代記》的主要資料依據。因此《代歌》、《代記》同源。鄧淵之后，又有崔浩修國史。記錄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記》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國史之中。這些資料以后又成為魏收《魏書·序紀》的藍本。因此輯集《代歌》、撰成《代記》的鄧淵應是《魏書·序紀》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了《代歌》→《代記》→崔浩國史→《魏書·序紀》這樣一條史學發展線索。我認為這條線索不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為可貴的是作者意識到《代歌》與《代記》之間可能的聯系�！洞琛吩缫巡淮�，根據有關的只言片語而注意到它的價值，并將其納入史學史的發展線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與上述合理的推測相比，接下來的推測就不那么合理了。關于鄧淵之死，史書中是有明確記載的�！段簳む嚋Y傳》載，淵從父弟暉坐和跋案，“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但作者不相信這條，反而認定鄧淵與以后的崔浩一樣，也是死于國史之獄。在毫無材料依據的情況下，作者為什么一定要做出這樣的推測呢？我想，這或許是因為作者不自覺中已經被前面自己發現的《代歌》、《代記》的線索束縛住了。我們先來看崔浩國史之獄。崔浩因修史“備而不典”、“暴揚國惡”而遭禍�！锻ㄨb》也說崔浩國史“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北人無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國史當是記錄了一些有悖人倫、有傷風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來殺身之禍。但是，崔浩所記拓跋早期是從哪里來的呢？根據《代歌》、《代記》線索，這些內容應該都是從鄧淵所撰《代記》那里來的。既然如此，既然崔浩已經死于國史之獄，那么更早的鄧淵能不死于國史之獄嗎？看來，為了符合這個，作者只能讓鄧淵死于國史之獄了。
　　更為值得商討的問題還不是鄧淵之死，而是關于離散部落的史料依據。根據作者的，賀蘭部被離散的經過是這樣的：
　　第一次：據《資治通鑒》記載，北魏登國三年（388年）三月，“燕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于龍城。”作者指出：“顯然，慕容麟盡徙代郡民于龍城，當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時期由賀賴頭率領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數萬賀蘭部民在內�！保�67頁）
　　第二次：登國五年，道武帝與慕容麟合擊賀蘭、高車諸部于意幸山。稍后，鐵弗劉衛辰又襲賀蘭，賀蘭部請降于拓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保�70頁）
　　第三次：登國六年，賀訥兄弟內訌，后燕“蘭汗破賀染干于牛都”，慕容麟“破賀訥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于中山。”（70頁）
　　第四次：作者在敘述皇始三年賀訥之弟賀盧逃奔南燕后說：“至此，道武帝舅賀訥、賀染干、賀盧三人，只剩下賀訥一人，據《賀訥傳》，此時賀訥已無所統領，而且后嗣無聞。道武舅氏中還有一個賀訥的從父兄賀悅，待道武‘誠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賀訥、賀悅的部民，自然也被強制離散，分土定居了。這是第四次離散賀蘭部落，也就是現知的最后一次�！保�70-71頁）
　　以上離散賀蘭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離散的，真正被拓跋部離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我們再看獨孤部被離散的情況。
　　第一次：《資治通鑒》登國二年記“燕王（慕容）垂立劉顯弟可泥（亢泥）為烏桓王，以撫其眾，徙八千余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劉顯八千余落徙中山，這是獨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強徙，是孤獨部落離散之始。”（80頁）
　　第二次：劉亢泥降于慕容氏，《太祖紀》皇始元年（396年）六月“遣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弊髡咧赋觯骸斑@是《魏書》所見獨孤部民第二次被強制遷徙。”（83頁）
　　獨孤部被離散兩次，一次是慕容氏所為，一次是拓跋氏所為，這與賀蘭部被離散的情況類似。作者在59頁曾分析說：“部落離散，就其實質說來，本來是部落發育的自然過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時比較集中地出現，卻也是由于道武帝創建帝業的特別需要。這可以解釋為什么離散部落只留下這幾家外戚部落的個案，而大量的對道武帝帝業無害的部落卻得以保存下來�！憋@然，作者十分關注、十分強調的是道武帝拓跋珪離散賀蘭、獨孤部落，而不是別人的離散行動。但是，根據他提供的事實，不論是對賀蘭部還是對獨孤部，離散部落的發動者都是不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兩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離散部落很特殊地僅僅看成是道武帝為打擊外戚部落，“創建帝業的特別需要了”。應該說，作者也意識到了慕容氏在離散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35頁又補充說：“看來，賀蘭部破敗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這個補充其實沒有太大用處。這里所謂“借慕容部之力”一說，給人的感覺似乎慕容氏只是前臺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縱者。如果真是這樣，那么上述由慕容部發動的離散事例就不構成對本書觀點的反證了，但遺憾的是，實際上并沒有這樣的材料可以證明。所謂“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實只是一種客觀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離散賀蘭、獨孤部歸結為拓跋氏操縱的、有預謀的行動。

　　這里還涉及到一個概念問題。究竟什么是離散部落？按書中多數場合的表述，所謂“離散部落”就是指強制遷徙部落。但十六國時期某個部族強制遷徙另一個部族從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僅在此意義上來理解離散問題，那道武帝離散部落還有什么特殊意義好說呢？作者似乎也認識到這個問題需要解釋，所以在75頁又說：“強徙部落自十六國以來就是常有的事，包含離散部落，但并非都離散。道武帝在完成帝業的過程中，從總體上意識到離散部落的深層意義，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動更連續更強烈的措施，不只是遷徙部落，而且還要離散部落。這是他與十六國君主的不同之處�！卑催@個表述，似乎強制遷徙部落又不等同于離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強制遷徙部落不等于離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說：“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為編民�！薄顿R訥傳》說：“其后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卑措x散的結果既然是“同為編民”、“君長大人皆同編戶”，因此所謂“離散”應該是指打破部落內部舊有等級結構而言的，唐長孺先生也是這樣理解離散部落的，他說“部落的解散使貴族、人民都成為單獨的編戶。”（唐長孺：《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205頁。）而所謂強制遷徙部落，即只是把某部落從甲地強制遷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這種作用的。按作者上面的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遷徙部落，而且還離散了部落，但根據前面提到的有關賀蘭、獨孤部的史料，我們見到的還只是遷徙而不是離散�？傊绻业睦斫獠诲e，如果強制遷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國年間的離散部落，那么本書所有有關于此的討論就值得重新考慮了。
　　寫到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種種可疑推測說更多的話了，因為作者本人早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前言中說：“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題，頗感力不從心、步履維艱，更感到資料不足，結論難下�！彼€說：“基于以上認識，我把本書所見主要作為窺探拓跋史的一種思路，而不一定是作為確切結論，奉獻給讀者，希望起到促進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盡可能把古史的這一模糊區域一點一點加以辨識。”憑借著幾十年的研究經驗，田先生當然知道要盡量避免過多推測，本書諸多推測實再是出于無奈，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史料的極度缺乏制約著每一個研究者。他已經竭盡全力了，盡管有些推測還需要再斟酌，但他畢竟已經給我們描述出了一個以前未曾見過的、精細的過程。這是我們要十分感謝他的。
　　《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載，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北緜饔州d司馬遷語：“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薄皩嶄洝敝f、“文采”之說，正反映了史學的兩個特點，一方面，史學是求真的學問，另一方面，史學也是展現史家思想、才華與魅力的手段。換言之，史學不僅是科學的，而且也是的。從求真的角度看，我對《拓跋史探》多有疑惑；從展現史家個人才華與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認為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這種矛盾的態度或許就說明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真與美有的時候并不能完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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