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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雙重屬性”的內在關系及其啟示
�。壅菪鹿诺洹⒔灰踪M用企業理論和企業的能力理論都無法完美解釋企業長期存在的持續動態優勢和對剩余的獲取。在科斯將企業生產函數展開為帶有制度結構的生產過程的基礎上，納入制度的激勵功能，可在企業雙重屬性——生產性和交易性統一的角度較好地對此作出解釋。
�。坳P鍵詞］雙重屬性統一制度結構激勵功能動態優勢
現實企業普遍存在著組織生產的持續動態優勢和對超額利潤或企業剩余的獲取。新古典企業理論忽視了企業的交易屬性，交易費用企業理論忽視了企業的生產屬性，都無法對此作出完美解釋；企業的能力理論混淆了企業的生產屬性和交易屬性，也未能真正使得到澄清。深入思考發現：企業是生產性與交易性的統一；企業的生產性和交易性統一于企業剩余的生產和分享；關于剩余權利配置的企業制度安排不僅具有節約交易成本的規制功能，而且還具有培育和塑造企業異質性核心競爭力的激勵功能。
一、一個理論回顧：企業具有雙重屬性
�。ㄒ唬┬鹿诺淦髽I理論對企業生產屬性的考察
企業的生產性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市場之上，企業總是按照一定的生產函數，將兩種以上的特定生產要素組織于統一的生產過程之中，生產然后銷售產品。在這樣一個生產過程當中，生產本身表現出系統的特點，生產要素之間表現出相互依賴的性質，而生產的組織者——企業家則以成本——收益的比較為基本邏輯、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的追求、以確定最優的生產要素組合和最佳的生產規模為自己的主要任務。
新古典學對于企業理論的主要貢獻即在于此。顯然，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性質的認知，停留于一般“經濟人”的層次，企業仍然是一個“黑箱”。嚴格說來，新古典經濟學不過是市場配置資源理論的進一步延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當中，還沒有意義上企業理論的容身之處。
這種情況的產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基本假定直接相關。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典范，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以如下假定作為的前提：第一，理性經濟人假定。經濟人總能夠按照成本——收益比較的邏輯作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第二，完全信息假定。不存在信息搜尋成本、信息獲取障礙和信息處理能力等的約束，因而不存在交易對象搜尋、交易條件談判和防止機會主義行為的交易成本。第三，完全競爭假定。存在極大量的交易者（廠商），每個交易者都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交易者進出自由。阿羅——德布魯模型在如上的假定前提下較好地完成了對“斯密定理”的形式化，即以模型的形式嚴格證明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但是模型邏輯的嚴密畢竟建立在上述三種假定前提之上，而假定前提本身就已經使對企業的內部考察成為不可能，因此阿羅——德布魯模型當中進而新古典經濟理論當中企業僅僅意味著一個可行的生產計劃集，僅僅強調了企業的生產性特征。
這種情況的產生，也與當時企業組織的自身狀態密切相關。企業理論的對應著企業組織的演化，企業組織演化隨生產力水平的不同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從組織形式上講，按照先后次序的不同，迄今為止上主要出現了三種不同的企業類型，即：獨資、合伙和公司，其中獨資與合伙特別是獨資是當時企業的主要類型。與現代公司相比，獨資與合伙制的突出特點是：在一個企業內部，創業者、經營管理者、監督者、股東、債權人、董事等利益相關者角色或者還沒有出現或者就是集于一身，企業權力分布呈現高度集中的狀態：業主或企業家作出所有的決策，工人忠實并準確地完成企業家的決策。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構下，雖然工人由于談判力量的絕對劣勢自身權利得不到保證因而經常表現出種種消極的行為傾向，但總體而言，如現代公司制企業內部復雜的交易關系還不明顯，對由此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克服和節約還沒有達到自覺的程度，因而企業內部的交易性關系和結構性框架還沒有在理論上得到反映。
�。ǘ┙灰踪M用企業理論對企業交易屬性的考察
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主要強調了企業的生產性，把企業看成是一種投入和產出的函數關系，那么現代企業理論則更多地把企業看作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系�，F代企業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就是將企業理解為一組合約關系的聯結，是人們之間產權交易關系的一種規制方式，而不是物質資產的簡單聚合。
如上述，為了生產產品，必須按照一定的生產函數將特定的生產要素統一于同一個生產過程當中。但這里問題在于，任一生產要素都有其特定的產權主體，任一產權主體總是要求其所擁有的產權能在經濟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那么，如何用一種“經濟”的從其產權主體那里得到該生產要素（或該要素的特定權利特別是使用權）呢？
任何一個命題甚至問題都有其特定的前提，如果要作所謂“澄清前提”的工作，事實上，上述問題背后隱藏著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交易成本”�！翱扑苟ɡ怼闭f明，如果交易成本為零，那么產權的界定對于事后的經濟績效無關緊要；如果交易成本為正，那么產權如何界定對于事后的經濟績效至關重要。由于產權主體要求其對要素的產權在經濟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企業創始的過程同時就是產權交易的過程，也就是說，必須在各產權主體之間達成契約，才能夠把相應的生產要素納入到一定的生產函數當中。交易費用企業理論的邏輯就是，用一個契約替代一系列契約可以大大節約組織生產的成本；企業的就是基于交易成本比較而產生出來的一種市場的替代形式。由此，交易成本也被理解為制度運行的費用。可見，現代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其實是將企業看成為一組合約關系的聯結，將企業的運作看成是要素產權交易合約的達成和履行過程。
交易費用企業理論所以能夠揭開傳統經濟學蒙在企業之上的“無知之幕”而發現企業的交易屬性，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突破是其邏輯起點。事實上，經濟人只具備有限理性，信息并不是完全的，市場也不可能臻至完全競爭的境界。傳統經濟學假定前提的逐步放松使經濟學從兩個方向上得到了拓展，一是由此引發了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另外就是對原來理解為“黑箱”的企業開始進行理論的解剖從而產生了現代企業理論。
交易費用企業理論的產生也同企業組織的演進演變息息相關。同古典企業相比，現代企業形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為突出的就是企業內部原來“三位一體”的企業家所承擔的出資、創業和經營管理等職能逐漸分化并由分別獨立的主體承擔。比如，在出資方面，至少存在股權資本和債權資本兩個來源，股東又有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的區別；創業伊始，至少需要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雙重投入，人力資本也存在異質性人力資本和同質性人力資本的區分；企業的經營管理，也日益分化為企業高層的經營和一般性的日常管理等多個層次，等等。與此適應，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角色越來越多，企業生產的內部結構越來越復雜，在給定經濟人“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的假定前提下，組織生產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企業治理結構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和解決就催發了現代企業理論的產生。
二、雙重屬性之間的內在關系
從上可知，新古典的企業僅僅關注企業的生產屬性，仍是傳統市場理論的附屬；科斯將企業生產函數展開為帶有制度結構的生產過程，可視為企業理論的發端。但是，觀察表明市場中普遍存在具有持續競爭優勢并因此長期獲得壟斷利潤的企業。顯然，這種“動態效率”并不能僅僅通過交易費用的節約而得到解釋，而只能求助于企業的生產屬性。但是，新古典企業理論認定，在長期均衡中行業內所有企業的利潤為零，也無法解釋現實當中企業利潤普遍存在的事實，我們也不能由此回歸到新古典的企業理論。
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和長期利潤從何而來？在這個上先后有風險報酬、不確定性、產業組織理論的SCP范式（解釋）以及波特的五種競爭力模型等理論提出，但是，這些理論都堅持企業利潤和競爭優勢的外生性尤其是外在市場結構的作用，在利潤或剩余創造過程中竟然尋找不到企業主體的身影。再以后，根據實證魯梅爾特（Rumelt）發現企業超額利潤的來源最主要的不是外在的市場結構特征，而是企業內部資源稟賦的差異；巴尼（Barney）、潘漢爾德和哈默（PrahaladandHamel）從企業內部出發探討企業長期利潤或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認為企業內部資源基礎的特異性和核心能力是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真正基礎。更進一步，潘羅斯（Penrose）、阿爾欽（Alchian）、納爾遜和溫特等人的研究證明，對企業的競爭行為和競爭優勢起關鍵作用的知識和能力構成了企業的核心能力或核心競爭力，而且由于這些“知識和能力”來自于企業在復雜環境下長期的積累并且往往帶有默示性，因而它們是獨一無二、難以模仿的。因此，企業是“異質性”的，在不同企業之間存在組織生產活動的不同的長期動態優勢。以此為基礎，產生了企業的“能力理論”。
盡管我們贊同企業的異質性假設以及不同企業之間存在組織生產活動的不同的長期動態優勢這一結論，我們卻并不認為把特定的“知識和能力”作為企業核心能力或核心競爭力而歸結為企業剩余源泉的說法可以真正澄清問題本身。事實上，作為核心競爭力的“知識和能力”這一雜揉著企業生產屬性和交易屬性的模糊概念讓問題更加復雜化了：企業為什么具有持續競爭優勢并長期獲得利潤？回答是因為企業擁有某種難以模仿的“知識和能力”；那么企業怎樣才能夠獲得這種核心競爭力？回答是企業必須長期在復雜的環境中摸索和積累。但問題在于，要素產權主體的理性是追求其產權的經濟價值實現的最大化，其進入企業的目的是為了剩余的分享，如果企業在這一長期摸索和積累過程中不能夠創造剩余并獲取利潤，企業就難以得到其生產函數所要求的生產要素，企業本身根本無法生存。正如威廉姆森的指責一樣，這時我們已經陷入了一個循環論證的怪圈。于是我們發現，原來所謂的“核心競爭力”并不是問題的答案，它就是問題本身。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首先應當從企業的生產屬性和生產函數當中尋求，因為企業剩余歸根結底是在企業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這至少要包括三個主要的方面：第一、企業技術的不斷創新；第二、企業管理制度的不斷創新；第三，企業經營戰略的不斷創新。這三個方面都可以歸結為企業生產函數的不斷優化，其既可能會更加節約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更可能會大大提升生產效率，又往往兼而有之�？梢�，這已經突破了生產函數既定和企業同質的新古典假定前提，這是因為企業并不是被動接受特定的生產函數，最顯著的一點是現實企業本身即是推動技術進步的核心力量。
但是，企業生產函數的不斷創新，并非都是“企業”這樣一個模糊主體本身的自動行為過程，而是具體對應著企業的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那么我們要繼續追問：企業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為什么要不斷地采取創新性行動？顯而易見，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它們之所以要進行技術、管理制度和經營戰略的持續創新，其前提必然是對事后獲利機會的理性預期，并且這一獲利機會還必須高于一般市場之上。也就是說，它們必須能夠在不斷的創新過程中分享動態增長著的企業剩余。那么誰能夠對其剩余分享的訴求作出確定和可信的承諾？顯而易見，答案只能是：企業治理制度的因素。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可以普遍地觀察到，作為異質性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企業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已經成為企業的“高度”利益相關者，包括期股期權等多種形式激勵性的薪酬制度安排已經在企業中得到普遍，有關的案例不勝枚舉。
于是我們最終發現，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長期動態競爭優勢，進而企業長期利潤的獲得，其根源都應當從企業的制度因素中說明。這是因為雖然企業剩余首先同其生產屬性直接對應，但企業生產卻是帶有制度結構的生產過程。也就是說廣義的生產函數本身不再是靜態的假定前提，而成為了依企業制度結構不同而不同的因變量。企業制度結構對于企業生產發揮著雙重的作用：企業制度作為企業內部交易關系的規制結構當然可以節約交易成本，這解釋了市場當中企業存在的合理性；但企業制度作為剩余分享格局的外在框架也具有巨大的激勵作用，這是企業形成異質性能力體系并逐漸擁有核心競爭力進而組織生產的長期動態優勢的根源。這兩者忽視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全面認清企業本身。
三、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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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制度作為游戲規則本來就具有約束和激勵的雙重作用：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制度安排是人與物發生了關系的中介，一旦人與人的交往方式是不經濟的，人對資源的利用就會加倍的不經濟（比如交易成本進而生產成本的付出）；反之，人際交易的優化同時也意味著倍加的的人物交換效率（比如形成異質性能力體系）。只是因為科斯以來的理論體系過分強調了企業與市場的區分，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企業本身賴以生存和演進的核心競爭力，才把制度的激勵作用排除在了我們的研究視野之外。事實上，制度具有培育和塑造企業異質性核心競爭力的激勵功能，那么，這一功能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
一般而言，企業本身即是一個立足于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框架。說其具有競爭性，是因為任一要素產權主體進入企業的基本動機都是尋求其產權在經濟上最大限度的實現，亦即追求剩余分享的最大化，為達此目的甚至不惜采取“機會主義行為”；說其具有合作性，是因為企業剩余的創造必須根據生產函數將各生產要素統一于同一個系統性的生產過程，這一過程中各生產要素之間具有相互依賴的性質。因此，企業作為一個動態的再談判機制，雖然始終在剩余分享問題上存在持續的緊張，卻很容易能在能夠增大企業剩余的制度安排上達成“一致性同意”。
企業制度最核心的是對如何配置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規定。這是因為，本質上企業契約是不完全契約，企業所有權具有“狀態依存性”，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配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各生產要素產權主體對其事后獲利機會的預期，決定著其創新性行為并進而動態地決定著企業的生產函數�？梢娺@里的生產函數已經不再是靜態的和封閉的，而是動態的和開放的，其優化的程度進而企業剩余的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企業兩大利益相關者即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在企業剩余權利配置格局中所占據的位置。這是因為物質資本帶有“消極貨幣”的性質，而人力資本特別是異質性人力資本對于優化企業生產函數具有重大的積極作用。所謂企業作為一種能力體系其核心競爭力也無非是企業生產函數的持續優化和在剩余創造過程中的報酬遞增效應。由于企業的“合作”性質，這一點比較容易在企業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過程中達成一致性同意。在現實的企業中，也可觀察到種種有關制度設置的普遍存在。
（二）人力資本已經成為企業的制度性要素
企業契約代表了多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均衡，企業治理主要是一個以剩余控制權、剩余索取權配置為主要內容的微觀制度安排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問題。其中，不同的制度安排對應著不同的企業利益相關者均衡格局，進而對應著不同的激勵效果，對應著不同的異質性核心競爭力。
在不同的階段，隨著要素相對稀缺性進而要素對于企業剩余創造重要性的變化，企業契約也會應當會表征出相應的特征。在企業發展早期，企業規模較小，對于經營管理企業所需要的企業家才能而言，冒險精神是最重要的，因而企業家才能作為一種人力資本要素而言相對豐富，而物質資本這種非人力資本要素卻非常短缺。因此，企業契約更多地帶有“資本雇傭勞動”的性質。但是，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隨著資本要素的逐漸豐裕，人力資本要素稀缺性卻來卻明顯，特別是異質性人力資本作為“積極貨幣”而言對企業剩余創造的重要性日漸突出。這就是說，人力資本正在逐漸成為賦予物質資本這種消極性貨幣以剩余創造能力的關鍵因素。觀察表明，隨著企業制度適應這一趨勢不斷對自身作出的邊際調整，人力資本如魏杰所言已經開始成為企業的制度性要素。在這個時候，人力資本要素的產權主體就應當在企業內部獲得更多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進而企業契約也應當更多地表征出凸現人力資本重要性的特點。這一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性含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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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業的產權》，費方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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