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食物偏好與社會身份聯系起來
你會把食物偏好與社會身份聯系起來嗎?那么你知道把食物偏好與社會身份有什么關系嗎?下面就隨小編一起去閱讀把食物偏好與社會身份聯系起來，相信能帶給大家啟發。
人類飲食選擇取決于諸如安全、營養、熱量攝入以及健康等因素。盡管進食的動力是普遍存在的，個體嗜好可能取決于個人經歷和文化規范。Zoe Liberman及其同事注意到過去的研究提示嬰兒常常在推斷食物的營養價值方面缺乏技能，他們評估了嬰兒是否相信人們對食物的選擇反映了社會關系的模式。在至多48名嬰兒以及表現了對食物的正面或負面偏好的感情的演員參與的試驗中，這組作者發現，大約1歲的嬰兒開始預計同一群體內的人們喜歡同樣的食物，因此表明了食物偏好的固有的社會基礎。然而，厭惡引出了這些嬰兒的一個不同的假定，他們預計這種反應將會被所有的人們共有，而不論社會身份如何。
總之，這些發現指出了一個早期發育的框架，嬰兒用這種框架解釋食物選擇的社會相關性。這組作者說，此外，描述這個框架的特征可能有潛力幫助重新定義瞄準肥胖等健康相關問題的公共政策。
食物的政治
與快意地大啖美食相比，文學作品中的食物書寫不僅能刺激我們的味蕾，更能激發我們無限的精神想象。
事實上，古今中外許多文人墨客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描寫食物的精彩段落，塑造過一個個經典的“食客”形象。這形形色色的食物書寫之所以耐人尋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各方話語權力激烈博弈的結果。與居所、衣著一樣，文學人物的飲食習慣、對飲食的選擇常常暗指他/她的身份、地位，形成一種獨特的食物政治。有趣的是，這種經由飲食確認的身份、地位又會反過來影響文學人物的飲食習慣，反映其微妙的飲食心理。具體來講，食物的政治基因主要體現在它對文學人物的族裔身份、性別身份、階級身份等方面的隱喻進程之中。
在呈現食物與族裔身份關系這一點，許多流散文學作品無疑有著最為直觀的表現。
在海外華裔作家的作品中，華裔群體矛盾的政治、文化訴求常常通過中西餐在餐桌上的角力痛快淋漓地展露出來。譬如，在伍慧明的小說《骨》中，離家的三女兒妮娜為了逃避原有的華人家庭，只身前往紐約。在那里，她從來不去任何華人餐館，刻意只吃西餐。在她心中，只有西餐才是真正美國人的標志，才是美國主流文化的象征。作為美國文化的“他者”，她需要也樂于通過大啖西餐的方式來強力去除自己東方文化的烙印，來無言地宣告自己新的身份認同�？梢哉f，對食物的選擇，是妮娜的一種生存策略。而這種新的飲食偏好，恰恰是她在與自身社會身份痛苦的博弈中策略性地形成的。然而，吊詭的是，妮娜在沙拉、牛排中生活了一段時間后，心里卻越來越惦念母親做的豆腐和煎魚。小時候，妮娜其實并不是特別喜歡這些東西。然而，此時，對它們的記憶卻讓身處異鄉的她喚起了強烈的食欲。可以說，家鄉的食物代表的是妮娜心中對舊有家庭與文化并未泯滅的渴望，成為強化她地域文化歸屬的符號性意象。這個頗富戲劇性的飲食轉變充分地表明，身為黃種人后裔的妮娜已經不再以刻意追求西餐的方式一味地認同白種人的社會價值體系。在對中餐食欲的恢復中，她被壓抑的族裔情感、被貶抑的族裔認同得到了真正的釋放與完成。
除了微妙地反映與建構族裔身份，食物與性別之間的辯證關系也出現在不少以女性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之中。
首先，在男性主導話語權的語境之下，作為食物提供者的女性對廚房空間場域的全新改造、對食物進行的個人化定義，往往成為她們實現群體或個人訴求的重要手段。譬如，在汪曾祺的小說《仁慧》中，仁慧尼姑是個振興觀音庵的能人，而她的能干便突出地體現在她為村鎮里的施主承辦素宴。一道香覃餃子吃得人人稱奇，紛紛來請她做菜，觀音庵于是興旺起來。陸文夫的小說《美食家》中，孔碧霞做得一手好堂子菜，這不僅給她帶來了極大的自信，更讓她以“美食家”的高級身份與朱自冶等人平起平坐。不論是仁慧尼姑還是孔碧霞，她們都在與傳統的父權社會不斷博弈的過程中成功地占據了廚房這一根據地，并以食物為手段在性別權利的天平上為自己增加了許多砝碼。廚房不再是將女性限制在室內的狹隘場域，而變成這些女性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空間。而掌勺的權力則成為部分恢復女性公共權力的重要一環，為女性獲得了一個主流社會不可忽視的特殊地位。
除了作為食物的提供者，許多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常常以對食物欲望的消長來體現其對自身被客體化的拒絕與對抗。我們知道，在性別政治中，由于女性常常處于被動的地位，所以一些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瘦小、弱不禁風的，要根據男性審美的要求而被迫壓制自己的欲望(包括因減肥而控制食欲)。日積月累，她們在精神上就可能會抑郁，甚至會出現一些明顯的癥候(比如厭食癥、性冷淡等)，需要加以平衡才能獲得精神的解脫。相較而言，男性對自己的欲望則往往不加限制。事實上，男性的食欲往往與其性欲一樣旺盛，并且不害怕在人前顯露出來。譬如，在阿特伍德的小說《可吃的女人》中，女主角瑪麗安與男友彼得已經訂婚，生活看似波瀾不驚，徐徐漸進。然而，隨著婚期將近，男友卻開始變得霸道起來，不論是瑪麗安工作與否的選擇、性生活的時間和方式，抑或是她每天的飲食，都得由他來決定。最初，瑪麗安默默承受著彼得為她所做的各種安排，甚至順從男友在性方面的怪癖。然而，漸漸地，她的身體還是對這種病態的控制發生了強烈的反應——她有了嚴重的進食障礙。她無法正常吃下食物，精神越來越焦慮緊張。最后，她取消了與彼得的婚約，烤了一個女人形狀的蛋糕送給他，作為自己的替身。在分手之后，瑪麗安吃下了那個蛋糕，進食障礙竟然完全康復了。這個小說看似有些夸張離奇，卻異常明晰地證明了食物與性政治之間不爭的聯結，明顯隱喻了女主人公在重壓之下努力爭取獨立自我的欲望�，旣惏驳臄嗍承袨榭此剖撬眢w的病態表征，實際上是她在遭受父權社會話語暴力、飽受精神壓力之后的“正常”生理反應，體現了她想要掙脫固化的女性氣質模式的訴求。在男性要求女性接受自己一切決定的時候，女性其實已經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而存在，而只是一個被處理、被擺弄的物品�，旣惏矡o法進食，彼得卻不受影響，正是因為在這段關系中瑪麗安實際上是“被吃”的對象，彼得對她的制約在消費她的獨立性。對彼得來說，顯然最后那個面粉做成的蛋糕更符合瑪麗安在他心中的定位。只有“吃掉”這個作為女性物化象征的.蛋糕，瑪麗安受到創傷的自我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
族裔與性別之外，文學人物的階級身份屬性與變化也常常在食物書寫中有鮮明的體現。
在簡·里斯的小說《藻海無邊》中，外界謠傳男主人公羅切斯特一家破產的理由就是他們只吃咸魚(而不是鮮魚)。后來，羅切斯特娶了一位富家小姐。在新婚時，他打開家里的酒柜，竟然如小孩子看櫥窗玩具一般貪婪地看著里面成箱的好酒——朗姆、白蘭地、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在之后的日子里，羅切斯特時不時便縱情酗酒。在這里，勾起男主人公欲望并讓他沉浸其中的美酒，其實暗指的是上層階級更大的社會權力。就像與富家小姐結婚一樣，狂飲這些好酒讓他有一種無法言表的征服感與成就感——在他眼中，將這些酒倒入肚中就象征著他開始真正擺脫貧窮，脫胎換骨，成為富人階層的一員了。如果說羅切斯特的上位代表的是文學人物與自身原處階級博弈后并不光彩的成功的話，那么蘇童的小說《米》中的男主人公五龍與米始終千絲萬縷的聯系則暴露了一個人無法磨滅的階級印記。在這部小說里，五龍的故鄉楓楊樹是個盛產稻米的地方。五龍在進入城市時，用被卷包著的便是一把米。在他立足城市、擁有一定身份地位以后，他還是始終喜歡生嚼米粒，甚至喜歡在性事進行中將米粒塞入女性下體。吊詭的是，五龍死后失勢，載著他尸體回故鄉的，恰恰還是運米車。作為一種階級的符號，米可以說是完整地勾勒了五龍對自身既有階級屬性瘋狂對抗的一生。他身上打著屬于楓楊樹的烙印——米，一直在城市的暴發戶生活中努力去除自身的“糙米”之氣，卻又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喚起自己對這些承載著自己過去身份的糙米的欲望，并最終在“米葬”這一儀式中完成了自己生命的軌跡。五龍始終無法忘記米的味道和口感，清楚地表明了他無法擺脫，也無力去除的階級屬性。
可以看出，在多個層面上，文學作品中的食物都對林林總總的政治權力進行了或隱或顯的表達。不論是族裔身份與性別身份的角力，抑或是階級身份的嬗變，都在各種食物書寫中得到了動態的反映與體現。作為一個重要的角度，“食物政治”無疑可以幫助讀者深入探究文學作品中各種政治角力的潛文本，一窺其復雜而又微妙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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