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簡析的論文
《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是一篇重要的關于沈萬三及其家族的考證文章。說該文重要，是基于如下的原因：
一該文內容比較全面。從沈萬三致富到沈氏家族的“覆敗”，從沈萬三生卒至沈氏家族一些成員的行事等等，都有涉及。
二發表較早。該文發表于1999年，緊接在蘇州發起第一次沈萬三研究高潮，出版論文集《江南巨富沈萬三》之后。
三作者已故顧誠先生，是著名史學家、南明史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曾為該校歷史學科帶頭人。據他的一位朋友在悼念他的文章中介紹，顧先生治學、撰文十分嚴謹，文中曾用成語“竭澤而漁”形容顧先生搜羅資料范圍之廣、功夫之深。
四該文發表于著名的學術刊物《歷史研究》。該刊一度曾是晉升教授的“門檻”之一——有高校在評審史學教授職稱時，曾規定必須有若干論文發表于該刊——可見該刊學術地位之崇高。顧先生關于沈萬三的文章在該刊刊出，就是該文重要性、權威性的一種體現。
《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一文較長。全文分四大部分：一為《前言》；二是《沈萬三是元朝人，有關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跡”純屬訛傳》，其中又有“沈萬三家族的基本情況”、“從相關人士的著作來考察”、“沈萬三生卒年均在元代的依據”等三個小標題；三是《沈萬三家族的覆敗》；四為《余論》，又分成“沈萬山家致富的原因”、“有待于繼續探討的問題”兩部分。
筆者初讀該文印象較深的是《前言》中開頭就說“沈萬三確實是個值得研究的人物�！陙�，更掀起了一股沈萬三熱，他住家的地方周莊——今屬太倉市，成了旅游勝地。沈萬三故居——沈廳（據說是清朝乾隆年間整修過的）吸引了眾多參觀者。鎮上小店里賣的‘萬三蹄子’、‘萬三餅’，更使旅游者于大飽眼福之余增添了口福�！�
很明顯，熟悉周莊旅游文化的人一看就知道，顧先生這三四句話里就有兩個錯：沈萬三家所在的周莊，在昆山市，并不是“今屬太倉市”，太倉與昆山并級，都是蘇州市管轄下的縣級市；說“沈萬三故居——沈廳”也是一錯。顧先生的這個錯，與文化學者余秋雨的完全一樣，有人因余秋雨的這個錯，特地作文批評。沈廳的確不是沈萬三故居，而是沈氏后裔在清乾隆間建造的。筆者曾在沈萬三研究札記之八《沈萬三居所是沈廳》文中稱，這樣的小錯，不值得特別作文批評，因為這只是一翻書就能解決的事。筆者現今仍持類似看法——顧先生這倆錯只是無傷大雅的瑕疵，絲毫不會降低其《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一文的學術價值。這里僅順帶指出而已。
令筆者印象真正深刻，并引起重視的是該文中關于“史學界連沈萬三及其家族的基本情況都不甚了了”，“沈萬三是元朝人，有關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跡’純屬訛傳”的觀點。顧先生這一結論是那么地斬釘截鐵、居高臨下，讓人領略到了顧先生生前那種很有些俯瞰下界、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學界泰斗風度。因而對顧先生該文再三認真閱讀，他文中的主要相關證據是：
1、清《乾隆吳江縣志》卷五十六《舊事》有“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的記載，而此記載又來自明莫旦撰于弘治元年的《吳江志》；
2、元末明初人王行撰《沈榮甫墓志銘》有“榮父，姓沈氏，諱榮，世為蘇之長洲人，考富（即萬三——顧注），妣曾。生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顧注）春正月閏之甲申，卒于國朝洪武九年（1376年——顧注）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的記載；
3、沈達卿是沈萬三的兒子。等等。
然而，顧先生卻在《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文中開始就花費了相當多的筆墨論證明王行所撰《沈榮甫墓志銘》提到的“考富”——沈榮之父沈富，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前，即在他兒子沈榮去世之前即已亡故。其實在這個已經十分清楚、明顯的問題上是不值得旁征博引的——該墓志銘中的文字已經明白解決了這個問題，它提到這位沈榮之父時，一稱“考富”，二稱“先君子”。古時“考妣”一詞，可稱在世的父母，《爾雅·釋親》：“父曰考，母曰妣�！惫弊⒁渡n頡篇》：“考妣延年”，也可稱去世的父母，《禮記·曲禮下》：“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而“先君子”一詞則專指已去世的父或祖父�，F這兩個詞同時用于文中稱呼沈榮之父，不就明白表示沈富死于他兒子沈榮之前？
顧先生的.核心觀點是“沈萬三是元朝人，有關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跡’純屬訛傳”。所以，筆者認為，判斷顧先生運用他提出的那么多證據進行的考證是否正確的最重要的“關節點”，是《沈榮甫墓志銘》中所說沈榮之父沈富是否就是周莊的那位字仲榮，號萬三公的沈富，也就是筆者曾在沈萬三研究札記之一《兩個沈富值得關注》中提出的“尹山沈富”與“周莊沈富”是否是同一個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許多相關問題將會迎刃而解，他的核心觀點也就成立了，也就令人信服了。
可是，在論證關鍵的“尹山沈富”與“周莊沈富”是否是同一個人時，顧先生卻是相當乏力。一開頭，在引王行《沈榮甫墓志銘》時顧先生就已經先入為主，將“尹山沈富”直接視為“沈萬三”說：“考富（即萬三）……”。其實原文中并無“即萬三”的注解，這是顧先生自己加的注。所以，現今筆者在引用顧文時，只好添上“顧注”二字加以說明——“即萬三——顧注”（下文凡見“顧注”的，都一樣），以免讀者誤認為該注是墓志銘作者王行的原注。
其實，正如筆者在沈萬三研究札記之一《兩個沈富值得關注》文中所指出的那樣，王行本人在他有關沈氏諸文中始終未提到或說明“尹山沈富”就是“周莊沈富”。說“尹山沈富”就是沈萬三的，也不是王行本人，而是為王行寫傳的明正統年間（1436-1449年）蘇州畫家杜瓊，他在《王半軒傳》稱“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貲雄當世，為禮聘于家塾……”所以，這已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離沈萬三之后50年左右的觀點了。
由于杜瓊《王半軒傳》文中說了“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顧先生就“趁熱打鐵”地提出：“目前我們能確定沈萬三至少有三個兒子，即沈榮、沈旺、沈達卿（正名不詳）……”
作為一位對資料有“竭澤而漁”好習慣的史學家，顧先生在考證時，當然也運用了現今人們研究沈萬三時常用的《故沈伯熙墓志銘》、《故吳興處士沈漢杰墓志銘》。按顧先生自己說，這兩篇墓志銘，前者是“可靠史料”，后者“撰寫時間當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主要材料又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狀，應當說是相當可靠的”，且前者“印證并且補充了沈玠提供的沈漢杰行狀中關于沈家的基本情況”。
于是，在上述分析基礎上，顧先生結論說：“沈富（萬三——顧注）的兒子有沈榮、沈旺，但是沈萬三的兒子不止兩個，他的后裔情況仍然不大清楚。上引乾隆十二年《吳江縣志》記載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到明朝洪武年間，‘時方征用人才，茂為廣積庫提舉……’（注：乾隆十二年《吳江縣志》卷五六《舊事》）。這里提到的沈茂看來并不是沈榮，因為王行撰《沈榮甫墓志銘》中沒有提到他出仕于明，任廣積庫提舉，而且早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那么，沈茂是不是下面說的沈達卿抑或是誤傳呢？現在還說不準�！� 至此，人們有點給顧先生弄迷茫了，沈富究竟有三個還是兩個抑或四個兒子？前面說“目前我們能確定沈萬三至少有三個兒子，即沈榮、沈旺、沈達卿”，后還強調說“但是沈萬三的兒子不止兩個”，但緊接著卻又聲明：“他的后裔情況仍然不大清楚�！@里提到的沈茂看來并不是沈榮，……沈茂是不是下面說的沈達卿抑或是誤傳呢？現在還說不準”。顧先生作為作者自己都“說不準”的事，讀者難道反而倒能說準嗎？
所以，盡管顧先生文中引述了相當多的資料，但要將這些資料作為考證“尹山沈富”與“周莊沈富”就是同一個人的證據，顯然還是不夠的，或稱尚有不足之嫌。顧先生勉為其難，雖然多方論證，做得很累，效果還是不理想，且論證過程中還出現了厚此薄彼，“不平等”對待古人的情況。
晚沈萬三50余年的明正統年間蘇州畫家杜瓊說“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符合顧先生論證需要，就毫不懷疑地被全盤引用。與沈萬三同時期的劉三吾關于沈萬三情況的介紹，是同代人說同代人的事，應是很可靠的，且他撰《故吳興處士沈漢杰墓志銘》，還有沈氏后裔提供的“行狀”作依據，就應更可靠了。但由于劉文中說了“周莊沈富”與沈貴兄弟倆的行事，不符合顧先生論證自己觀點的需要，就批評劉三吾這位翰林學士——“由于入朝較晚，他在侍從時固然可以聽到朱元璋夸獎‘吳中沈氏’，但對‘國初’（即洪武初年）的事情就未免隔膜，把沈萬三的兩個兒子向朱元璋獻上大批金銀誤認作沈萬三兄弟并不奇怪。”
在顧先生眼中明初的這位劉三吾先生確實老糊涂了。但據記載，劉三吾入朝雖晚，但入朝前也不是湖南鄉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三家村冬烘，而曾是信息靈通的官場中人、文化人，所以他入朝時雖已年過七旬，但對時事一點也不“隔膜”，很“拎得清”，因而得到朱元璋的賞識，被授以官職，且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發生的“南北榜”案中，這位著名的、時年85歲的“洪武老儒”作為主考官還成了案中主角，是明初有名的“老來青”。他在《故吳興處士沈漢杰墓志銘》中所說沈萬三內容的真實性、可靠性，根本不會比王行介紹“尹山沈富”遜色，而超過杜瓊“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顧先生因之認為沈達卿之父就是“周莊沈富”的說法是理所當然的。知道了這些情況后，很可能人們會問糊涂的究竟是哪位。
由于顧先生在文中一開頭就認為“尹山沈富”就是沈萬三，事實上已將之與“周莊沈富”等同起來，而認為這兩人就是同一個人無需證明了，因而對于王行所撰沈氏諸文中的一些“要緊言詞”也就統統視而不見了。如王行撰《清安堂記》，開篇就說：“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而撰《沈榮甫墓志銘》時，開頭則說：“榮父，姓沈氏，諱榮，世為蘇之長洲人，考富，妣曾”。沈達卿祖籍“東陽”，沈榮祖籍則為長洲，現顧先生將這兩位祖籍不同的人硬要結成親兄弟，都做“尹山沈富”的兒子，有點吃力、有點不妥，難道不是意料中事？
正如在沈萬三研究札記之一《兩個沈富值得關注》文中筆者指出的那樣——“如何正確判斷周莊沈富，字仲榮——沈萬三、周莊沈達卿、尹山沈富三者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這兩個沈富是否就是同一個人等問題，不僅引人感到興趣，而且必將成為今后沈萬三研究中的課題之一”。所以，在目前資料不足限制的情況下，不必強將“兩個沈富”當作一個人，至于“沈萬三是元朝人，有關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跡’純屬訛傳”的說法也可暫且緩行。
顧先生在《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文中，對“沈萬三家族的覆敗”、“沈萬山家致富的原因”等問題，也有不少精辟、精彩的闡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展開，留待以后另文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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