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傳統文化教學反思
對中國傳統文化應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限可歸納為：重門第等級缺乏民主意識、崇古法古缺乏開拓意識、重感悟經驗缺乏科學意識、重義輕利貶抑物質需求缺乏追求意識。以下關于小學傳統文化教學反思是小編為各位讀者們整理收集的，希望能給大家一個參考，歡迎閱讀與借鑒。
小學傳統文化教學反思篇一
本次習作總體來說我不夠滿意。雖然就習作本身而言，學生基本上達到了習作要求，但是我總覺得學生對傳統文化---一些重要的傳統節日的了解還遠遠不夠。雖然，本單元的“綜合性學習”活動要求學生分小組開展調查傳統文化，但囿于學生生活實際，孩子們感受不到精美的剪紙藝術有多么神奇，戲劇、國畫有多么博大精深，也感受不到端午節除了吃粽子外，還有熱鬧的賽龍舟活動......古老的民族藝術、精美的民間工藝、獨特的風俗習慣，在我們這個雖離縣城不遠，卻異常偏辟的農村小學來說，顯得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遙遠，再者，學校沒有開通網絡，想進行那樣的調查活動，純粹是瞎忙活。因此，我在家里上網搜集了一些有關端午節、春節、重陽節等主要節日的詳細資料，利用課余時間或讓孩子們自己讀，或老師給他們讀，來了解節日的一些知識。
在指導本次習作之前，我又找了大量的影視資料和孩子們一起觀看，邊看邊指導孩子記上筆記，然后讓孩子們自己先根據聽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來寫一寫他們眼中、心中的傳統節日，寫作結果不出我所料——個別孩子寫了，大部分孩子無從下筆。于是，我只好進行“填空式”習作指導，以端午節為例，第一段介紹中國的傳統節日有哪些，第二段介紹自己最感興趣的節日，主要介紹節日里開展哪些活動，是怎么開展的。第三段介紹節日的來由。第四段可以寫自己的感受，也可以寫祝福的話。之所以選擇端午節是因為在農村端午還是比較隆重的節日，雖沒有賽龍舟那樣的活動，但吃粽子同樣也很誘惑孩子們。
指導習作時，我沒有讓孩子都選擇同一個節日來寫，而是鼓勵他們寫自己最感興趣的，爭取跟別人寫得不一樣，但結構上要和我指導的相似。孩子們沒令我失望，涌現出了沙佳龍——快樂的元宵節，文中寫了元宵節時和家人一起到利民廣場觀賞花燈的情景，雖然文中有一些“編”的痕跡，但孩子畢竟朝著“爭取跟別人寫得不一樣”這個方向在努力，的確不容易!喬悅——有趣的春節，講述了春節時人們的活動，既有大人的悠閑，也有孩子的快樂，中間還介紹了春節前所做的準備，過節時特有的“吃文化”——年夜飯豐盛極了，從字里行間感受到的是孩子對傳統節日的無比喜愛。我想，這也正是本次習作的根本目的——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不忘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理所應當過中國人自己的節日。本次習作還涌現出了沙敏、沈佳豪、沙玉婷、陶霞等十幾名同學的優秀習作，算是對我所做的準備活動的一點“回報”吧。評講作文時，這些優秀習作贏得了同學們一次又一次的掌聲;張芳、沙艷茹抄寫工整，也成為同學們學習的典范。
為了鞏固本次習作成果，評講習作后，我又布置了寫其他節日的小作文，作為對大作文的補充練習。但是，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對于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活動的開展，我想在今后的教學中逐步開展一些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綜合性學習”活動，如一年一度的.春節要到了，布置寒假作業，讓孩子們調查一下為過好這個春節，家人從什么時候開始準備年貨，準備了哪些年貨(包括吃、穿、用)，春節里開展了哪些活動(家人、村上永寧街上等等，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全都記下來，開學后老師和同學們一起來交流。通過這樣的“實地”考察，我相信孩子們更能體會到真正意義上的傳統文化，而不是讓“傳統”只是給他們留下一個大致的印象。明年還有“學雷鋒”活動，端午節等等一些經常開展的、傳統的活動，等著孩子們去發現、去品味……
小學傳統文化教學反思篇二
冥冥中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引導著我們在向一個方向靠近，又仿佛所有積累下的困惑、憂慮、不解在剎那間得以理解和融通，當我們在現今快節奏的生活工作中拼搏人生時，當我們時時驚詫于人世社會中種種有悖常理之現象時，一絲隱約的不安抑或是顧慮涌上心頭，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這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人們到底缺失了什么?到底是趨于一個什么樣的價值取向?
通過學習傳統文化課程——《弟子規》，頓悟間，忽然悵然若釋，一切的不解和疑惑都好像有了方向和答案，“人生難得頓悟之時啊!”，通過對于傳統文化的學習、體會、分享，我深入并充分感受到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凝結的精華，感受到了先師孔子總結的《弟子規》中其包羅萬象的為人之道、處事哲學、行為準則之魅力，恍然明白：這才是做人之根本啊!
“弟子規，圣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多么經典、深刻而又質樸的內涵啊，縱觀世界，哪個國家有我們這個民族積累了五千年的文明史，為后世留下了諸如《弟子規》這樣的傳統文化精髓瑰寶呢!但非常現實的客觀問題是，一方面，我們有著寶貴的傳統文化精神遺產，另一方面，國人卻多數無從得知甚至是排斥誤解，舍本逐末地在世俗名利場上竭澤而漁，一代又一代丟失著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做人處事之根本，以致于社會上才有了如此之多的冷漠、無情、虛偽、失責甚至是道德淪喪，君不見，從 “我爸是李剛”到“官員醉駕公車撞人事件”，從“復旦學子冷視黃山救命犧牲警察”到“云南中學宿舍再現學生自毆致亡事件”，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在網絡或新聞上看到一幕又一幕的令人驚嘆之舉，太多太多無法理喻、違背常規的事件一次次肆無忌憚的沖擊著國人的道德神經，痛定思痛，從深層次剖析，這難道不正是一種道德行為準則和人生價值觀的缺失嗎!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幸得以有機會了解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弟子規》，探求到了人生最重要的精神支撐力量，才不枉對于生命旅程的價值，一份厚重的歷史責任使命感頓時激情澎湃于心頭，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身為華夏五千年文明繼承的炎黃子孫，我們有責任，更有義務從自我做起，身體力行的學習和踐行《弟子規》，同時帶動身邊更多的群體去逐步了解、學習、接受和行動起來。
“傳承文明、繼承祖訓”，讓我們慷慨立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踐行優秀道德品行，共同開啟一份“責任、使命、行動”的規劃吧!
小學傳統文化教學反思篇三
我們還是先從蘇東坡的詩說起吧：“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币驗槿嗽谏街校囊曇笆怯邢薜�，而且由于所處地位和觀察角度的不同，得到的印象也會不同，而且只能是一個局部，難免片面。所以觀察一個大的事物，眼光不能只局限于小范圍內，需要有更加廣闊的視野，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離。理論上說距離越遠，視野就越廣。站在紫禁城里看見的只能是目力所及的一個宮殿，跑到外面，則至少可以看見它的概貌，站在景山頂上就可以看到全貌。對歷史也是一樣的道理。保持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上的距離就可以擺脫功利的羈絆。政治的束縛和視野的局限，從更廣闊、深入、超脫的角度來觀察和評價歷史。
以前我們總是說，自然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而人文社會科學有鮮明的階級性。我認為這毫無道理。人文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它們本身所揭示的規律、反映的事實，是客觀的、中性的，沒有所謂的“階級性”，這與自然科學并無二致。但對研究的結果如何評價、如何運用就免不了包含價值判斷、政治色彩和個人功利了。所以說，歷史研究完全可以沒有階級性，而歷史運用則必然離不開使用者的立場和利益。如果這些就是階級性的話，歷史運用當然是有階級性的。正因為這樣，對于以探求歷史真相為己任的歷史研究者而言，就不應該站在一個狹隘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以前的愛國主義教育總是說我們中國人了解中國史、研究中國史，首先要明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自己偉大祖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而倍感自豪，如果只是運用歷史，用歷史為現實服務，這當然沒有錯。但如果要做一個歷史研究者，最關心的應當是歷史事實的真相，而與研究者的國籍無關。否則，如果涉及國家的恥辱、民族的陋習，文化的劣性等，就不必研究、甚至一筆抹殺嗎?即使是最敏感的問題，例如國家之間有爭議的領土歸屬，歷史事實也是客觀存在、無法改變的，無論哪一國的歷史學家，研究出來的結論應該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如何運用這一事實，如故意忽略或隱瞞某些事實，強調或夸大某些事實，以使自己一方在領土爭端中處于有利地位，贏得外界道義上的支持等，但這早已不是歷史研究，也不是歷史學家的事了。
因此，研究歷史，必須要有大眼光：從縱向看，應該有一個歷史發展的觀念;從橫向看，應該把小范圍的歷史放在大范圍中考察，將中國的歷史放在世界的范圍內來考察。我們以前在研究中往往過分強調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強調中 國歷史的特殊性，就沒有把中國歷史放在整個歷史時代、整個世界體系中，缺乏全球性的視野，缺乏融會貫通的氣勢，甚至沒有把中國納入亞洲范圍來考察。研究中國史的不知世界史，研究世界史的又不知中國史，研究明清史的不知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又不知明清史，這樣就無法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國歷史。
正因為以前我們很少把中國歷史放在整個世界范圍來考察，到底歷史上的中國在當時的世界處于什么地位，到現在為止很多人、包括不少歷史研究者在內其實并不清楚。這樣就逐
漸滋長了一種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態，認為歷史上的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只是到了近代遭受西方列強入侵才落后于世界，實際上并非如此。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也由于發展水平的時空差距，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沒有受到過外界強有力的挑戰。另一方面，在東亞大陸和中國文化圈的范圍之內，的確不存在整體上更先進的文化。這就使中國人一直認為惟有中國的帝王才是天下的主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經·小雅·北山》)其他一切國家和民族都應該毫不例外地服從，只能稱臣納貢。至于一些過于遙遠或野蠻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由中國來統治，而是那些地方沒有資格，是那里的人沒有做天朝臣民的福氣。而任何外國或外族，只要沒有與中國的行政制度和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就必定是落后的蠻夷之地。就連中國歷史上最稱開放、氣度恢宏的漢朝和唐朝，我們翻遍史籍，看到的也只是天朝大國的慷慨大度和異族外國的仰慕歸化。
西漢的通西域其實只是軍事外交的副產品，也是與軍事實力的消長相始終的，所以到了東漢就會三通三絕，時斷時通。漢武帝曾經傾其所有款待“外國客”，漢朝的法律卻禁止本國的臣民走出國門。西域的作物、器具、服飾、音樂、舞蹈等傳播到中原，為華夏文化所吸收。西域和匈奴的人口也遷入中原，以后成了華夏族的一分子。但在整個漢代，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傳統思想從來沒有受到外來的挑戰，也從來沒有學習外來文明的思想準備。自東漢初(可能更早些)傳入中原的佛教影響還很有限，并且從一開始就有了“中國化”的特點。與西方對漢朝的神奇傳聞相反，我們在漢人的著作中根本看不到對境外世界的向往。除了政治、軍事使者以外，漢朝沒有向外國派遣過其他人員，也沒有派學者和商人出國。所以在境外傳播中原文明的只是降官、俘虜、難民和逃亡者，能夠從對外貿易中獲得利益的至多只有少數商人。
唐朝文化的輻射面和接納面都比漢朝廣得多，但在本質上與漢朝并 無差異。盡管唐朝文明在實際上吸收了不少外來成分，但從未有過自覺的學習意識，尤其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樣，唐朝也沒有產生過要把自己的文化傳播或推廣到外國去的打算，而只是容許外國人來學習。值得注意的是，僅有的幾個例外都是充滿宗教熱情的僧人：歷盡艱險而從印度取回真經的玄奘，以及七次東渡得以在日本弘揚佛法的鑒真。這與同時代日本學者不惜葬身波濤，一次次加入遣唐使團留學唐朝，恰成鮮明的對比。作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在阿拉伯世界的傳播，靠的是怛羅斯戰役的唐軍俘虜，而意外地親身游歷了中亞、西亞并留下紀錄的，竟也是俘虜之一的杜環。在大批西域“商胡”、阿拉伯“蕃客”來中原經商致富、定居繁衍的同時，唐朝人在境外的發展幾乎是一片空白。
在這樣長期自我封閉的情況下，中國歷史就獨立發展并數千年一貫地延續下來。幸運的是，高山、大海、沙漠、草原將中國與其他文明中心隔開了，使它成了東亞大陸最強大的也是惟一的文明中心。而在工業化以前，地理上的間隔使中國幾乎沒有受到過外來文明的強有力挑戰，如東征的十字軍、阿拉伯帝國(黑衣大食)的軍隊，沒有一次能進入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原皇朝惟一存在的挑戰，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等，長城就是為了阻止這些民族的南下而修建并被后代不斷增筑的。盡管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征服過中原，但由于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西方歷史上歷經1800多年流散生涯，以強大的凝聚力固守本民族宗教文化傳統而著稱的猶太民族，其中的一支于北宋中葉進入開封定居，長期過著和平生活，得到漢族的平等對待，也逐漸放棄本民族的語言，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參加科舉考試，娶漢族女子為妻，最終失去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態，融合到了漢族之中。在19世紀初，開封猶太人中就已經沒有專門的神職人員，無人能夠閱讀希伯萊文經典了。這是猶太民族被族同化的惟一例子。我認識的一位大學教師，曾告訴我他是開封猶太人的后裔。在我得知他這一民族背景后，再仔細端詳，似乎看出他的相貌有點異樣，但其他方面實在找不出與我們有什么不同。
盡管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無數的輝煌，卻是建立在華夏文化絕對優越的前提下的，華夏(漢族)只是居高臨下地接納異族文化，只是容許異族、異國人學習歸化，而不是鼓勵本族、本國人向別人學習，或者積極傳播自己的文化 。當沙皇俄國的勢力已經擴展到西伯利亞以東，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的艦隊已經航行在臺灣海峽和南海，英國已經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統治并通過東印度公司向東南亞和中國推進時，天朝的皇帝和絕大多數臣民卻毫無知覺，在自己緊閉的大門內繼續做著天下之中的美夢。甚至像林則徐這樣的偉大人物，也相信洋人的腿關節不能彎曲，因此一度以為，清朝軍隊只要以長竹竿為武器將他們撥翻在地，他們就會束手就擒了。
我們研究歷史，當然承認歷史完全可以單獨發展，像美洲的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迄今尚未發現它們與外界有什么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但這些文明現在卻早已銷聲匿跡，其消亡的原因至今還不清楚。相反，在全世界范圍擴張的文明，哪怕曾經引起激烈的沖突，影響就非常之大，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國文化只是在朝鮮、越南、日本和東南亞地區有較大影響，而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影響則遍及整個歐洲、北非、西亞。它們的影響之所以這么大，和它們本身存在的時間、范圍、作用都有著很密切的關系。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只局限于中國本身，更加不能只局限于中原地區，要把中國放在當時的大時代里，要把它與同時或前后存在的其他文明作比較。這樣才能對歷史有更加全面的認識，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由于在19世紀以前中國文化從來沒有受到過外來文明的挑戰，這種心態的負面影響還沒有表現出來。但在中國已經明顯落后，世界已進入多元競爭的時代，還要以這樣的開放觀來應萬變，結果就只能是更加落后。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和百余年來的曲折，這種“天朝大國”、“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態難辭其咎。對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和影響的過高估計，對中國傳統文化可能發揮的作用的片面夸大，對21世紀和未來的過高期望，時下依然頗有市場，實際上仍然不過是“天朝大國無所不有”式的虛幻而已。數年前還常在報刊上見到國人津津樂道于百余年前某位西方偉人將中國比喻為一頭睡獅，以為他預見到了中國終將崛起于世界。其實，民國年間的汪康年就已經指出，西洋馴獅者用摻的牛肉喂食獅子，“獅則終日昏昏在睡夢中，盡人調戲”(《汪穰卿筆記》卷八，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于是永遠沒有醒來的時候，這正是當年苦難深重的中國的象征，又有什么可值得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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