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性與靈活性永遠是一對矛盾，但沒有絕對的對立，只有統一起來才能和諧。這個道理似乎大家都明白，但往往一到工作之中就不那么明白了。
做事情講原則應該是件好事，比如在企業有制度就應該按照制度去執行，這也是培養企業執行力。但執行力與絕對的制度、原則性還不完全一樣，因為時時處處搬用制度，會變得很教條，最重要的是執行力是指執行一個制度、或者一個原則、或者一個方案的時候，把事情做正確，絕不是因錯而錯、一錯再錯。過分強調或依賴原則性或者制度性，是不能有效地培養出執行力的。
有人說看一個企業的運作是不是流暢，一看行政管理制度，二看財務報銷制度。這話有點道理。廣州有一間我曾經輔導的企業，有一項運行了若干年的不合時宜的行政制度，即任何人都不得享有接送機場的待遇，即使是早晨5點出發，即使是晚上2點到達，除非有尊貴客人隨行或者有非常笨重而昂貴的隨身物品。多么荒唐，因為該公司不僅地處偏僻、公交體系匱乏，而且距離遙遠達35公里。新來的行政經理根據實際情況做了調整，在車輛允許的前提下，對于不滿足上述條件的特殊時段的人給予接送，如半夜1點至凌晨6點的出發或者到達。這樣做的問題來了：往返機場的高速路橋費被財務拒絕報銷。財務負責人說：一切按照制度辦事。同時告戒，如果想變，必須先做出制度、得到相關領導審批和公示后才能生效。這就是所謂的原則性和制度說了算的悲哀，直接結果是許多中高層表示，以后出差就直接從家里出發，不來公司了，若是從外回來，堅決不坐下午或者夜機，寧愿多住一天酒店也要確保不會半夜到達。這就是教條主義的成本與教訓。還有，這間企業還規定，任何人不得報銷的士車票，但可以派出車輛從廣州出發到珠三角地區的附近城市。就拿去深圳說吧，假設一個人出去辦事，派一個車的成本是過路過橋來回130元，燒油在150元，司機工資和汽車磨損在350元，加起來是630元，若是讓員工坐火車去，來回車票140元，在市內坐公交和打車至多100元，總和不過240元。熟多熟少一目了然，但因為不能報銷的士票，公司寧愿派車跟隨，員工就養成了不派車不出門的習慣，這也是教條的成本和浪費。再仔細想一想，除了教條，還隱藏了一個對原則的破壞：派車究竟誰說了算？誰最能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當下最合理的判斷？財務是不是管得過寬而忽視了其管理本質？財務是不是在“嚴格執法”的同時也剝奪別的部門的職能？值得深思！還好，經過一年左右的辯論和申討，相關制度做出了適當調整，企業開始彰顯人性的光輝，效率高多了，一心向著企的員工開始真正能夠以企業為家了， 企業開創了新的局面，新事業蒸蒸日上。
凡事都絕對依靠原則性和制度性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除了人們被壓抑和扭曲外，就是產生消極怠工、流程漫長、效率低下。事實上，這個企業就是這樣，這就驗證了看企業先看行政和財務的說法。其實，只要我們仔細想一想就知道制度不能幫我們解決所有的問題的，一是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時候會無制度可依照；二是人有主觀能動性具有靈活性因素。這就是為什么很多優秀的企業除了有非常完善的制度體系外，還需要非常高素質的人處在相關的崗位去做領導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據制度在靈活地解決問題。否則，任何企業都可以拿來哈佛、微軟、通用的制度體系，稍加改變，強制地放到各個部門運作，各領導崗位就是一味執行，小學畢業生就行了，這成本多低啊。但只有傻瓜會這么想，只有更大的傻瓜會這么做，企業不是原地踏步就是玩完，那是必然的，因為根據常識大家都想得到。
走極端、鉆牛角尖也是中國人的一個性格特征。原則性與制度性的極端被否定之后，靈活性就大行其道。比如，中國人在長期不能得到人人平等的環境時，天天叫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當下，這種平等的訴求往往不理性。當官的出事了，就一方面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方面說民憤極大應當從快從重判處，法律就是我們講的原則與制度，量刑是客觀公正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民憤不成因素，從重與從快也是多余的表白，甚至本身就是枉法。反過來，假設有一個遭受丈夫長年虐待的婦女在忍無可忍的時候把丈夫殺了，照理說只要不是出于正當防衛，就得殺人償命，但這時就會出現很多民眾主動為該婦女請愿、聯名簽字，最后的判決也就很輕了。這就是渴望原則性而用靈活性否掉原則性的感情用事的典型中國案例，是老百姓親自參與制造的，是當權者糊涂允許的。所以中國既濫用原則性和靈活性，又缺乏原則性和靈活性。當今社會的價值扭曲、道德淪喪就是這種原則性與靈活性混合澆鑄的混亂性。所以，幾乎同樣性質的案子在不同的省份甚至不同的城市都會有不同的判決。社會如此，企業是社會的一個小小的細胞，何嘗又不是這樣呢？
過分強調原則性或者過分強調靈活性的人，都是因為自我中心的需要，最終結果都是走向其對立的反面。
為什么有人總要強調原則性？為什么有人總要強調靈活性？為什么有的人一會兒強調原則性一會兒又強調靈活性呢？都是基于自身的需要。剛才案例中財務強調的原則性本身也沒有多少錯誤，但若別人有其他的事情用制度跟他較真的時候，他會說制度不正確或者制度不合理難道還要按照制度執行嗎？他會主動阻止，本身也沒有錯誤，甚至我們講他很負責任。但這就恰恰就是問題點，因為他就是原則，他說了算。從這個角度講，堅持原則性或者制度性的同時，就是堅持他的利益，因為制度是他等代表所制訂的，說白了，就是由他來靈活掌握，結果失去了公平性也就失去了原則性，自己因此走到了靈活性的反面。過分講究靈活性的人也有一個原則，那就是他說了算，這是根本。其實這就是原則性，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則。一不小心，自己也把自己從靈活性推向了原則性的立場，只是比較隱含，不仔細分析是不容易被外人發現。
強調原則性或者靈活性而能夠強迫執行并暢行其道的人，代表的往往不是自己，而是幕后另有其人，原因可能是企業管控的需要。
原則性也好靈活性也罷，都是基于某種利益的需要，是看上去有話事權者代表組織在做事的需要，這個組織往往就是企業所有者（不是真正的組織，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而已）。這一點可能是很多人不深思而看不到的。所以很多企業在處理問題的時候，財務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會招致怨恨甚至唾罵，盡管他們也是為了企業好，堅持以企業為家，不得不“多管閑事”，但他們內心的痛楚又有幾個人理解呢？這不，關于派車的問題、關于可以報銷的士票的問題等，當時相關人員都做出了新的制度，但相當長的時間都沒有得到審批通過，老的制度就不得不繼續運行，你能說是財務管理者的錯誤嗎？但無論如何，這樣做也有相關管理者的某些無奈，比如事務太多人手不足，相關管理者意識和覺悟不高等原因，至少“一刀切”能夠達到企業管控的直接效果，只是 “簡單粗暴”了一些。從這個角度講，員工消極、抱怨、抗爭都是不明智的。既然在一個大家庭之中，相互理解，創造條件，才會改善，才會和諧。過分糾纏于企業存在問題的細枝末節的人，也不是能夠推動企業變革的主人。
大家多思考一個課題“以時間換空間”，會有好的收獲。
社會上民眾與組織之間會因為利益而存在沖突，企業里員工與老板之間也會因為利益（勞資）而產生沖突（矛盾），這是永遠都會客觀存在的，這些沖突的訴求表現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和諧，也就是民眾與組織的共生、員工與企業的共存。要使得這種沖突盡量地減少或者減小，于社會，要有憲法，于企業，要有價值觀。憲法或價值觀下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才會有一個平衡，否則，社會會跑偏，企業也會跑偏。
在企業管理中，究竟該如何做，才能夠不至于讓原則性或者靈活性跑偏，并且還能夠朝有利于解決問題、改善績效、提升效益的方向和諧發展和運用、相得益彰呢？企業文化非常重要，其中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企業的一個憲法和尺度，任何偏離價值觀的做法，無論你是在堅持原則堅持制度，還是堅持靈活性，都是錯誤的。
無論什么價值體系，堅持以大家的意志為意志，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集中制，就會有利于被大家擁護，獲得廣泛的群眾基礎，從而可以靈活地運用原則性和制度，也可以原則性地使用靈活性等解決問題的手段，達到真正解決問題的目的，有利于企業的發展與進步。
對運用靈活性或者原則性的結果判斷，就象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法寶一樣，我們要看結果，要遇見性地判斷結果。一個主管，不管他的本意和出發點是什么，只要客觀上造成了不好的結果，就是對企業的傷害，不管他是堅持原則性還是堅持靈活性，都應當做出適當的調整，才是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