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企業文化就像一首歌
企業文化怎么創建和提高?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兩種極端的表現,一種是不知道如何著手,另一種是根據理想模式削足適履。如果說在實踐中效果不盡理想,那么我們從《呂氏春秋》對音樂來源及其規律的獨特論述中,可以受到一些有益地啟示。
生成于“化”:超脫于管理沖突
《呂氏春秋》認為音樂是人對實踐生活的能動反映:“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比诵闹傅檬菍ΜF實的感受。例如:大禹在帶領人們治水的時候,在途中認識了涂山氏之女,兩個人情投意合,大禹的家人也在安排迎娶涂山氏之女。但是大禹突然接到水災險情報告,在準備舉行結婚典禮的那一天,來不及與涂山氏之女告別,就趕到南方巡視去了。涂山氏之女并沒有責怪大禹,日夜等著他平安歸來。涂山氏之女生了病,掙扎著也出不了門,就叫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等候大禹的消息。她自己作了一首歌,歌曰:“候人兮猗”,感人至深。相傳,這就是我國最早的南方音樂。周公和召公的時候,曾派人采風,收集到了涂山氏之女的這首歌,稱之為南風。后人把它編入《詩經》,叫做“周南”、“召南”。
這個故事講的雖然是音樂的起源,實際上也反映了文化起源的一般規律,企業文化也是一樣。所謂“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即為文化。這種“化”有三層意思:一是心中有“化”的需要,二是要外“化”為包括音樂在內的表達形式,三是可以內化于心靈。說白了,就是要“化”解現實沖突,或者促進現實沖突在心靈里得到解決。企業管理難免會碰到這樣那樣的沖突,管理者受到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有諸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團隊、員工及其親友往往要在兩難中做出選擇。作為現實選擇的平衡和補救,用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是企業文化的雛形,就像涂山氏之女的吟唱一樣。
一般說來,下述三種功能的表現形式就是企業文化。第一,工間娛樂。在緊張的勞作之余,使人們的心身得到相當程度的放松。《呂氏春秋》中舉的例子是,人們在勞作之余,拿著牛尾巴,邊歌邊舞,叫“牛尾巴”舞。雖然有消遣的意思,但和媚俗和單純的尋歡作樂不同。第二、訴求溝通,類似于老板、員工、親友之間的聯誼活動!秴问洗呵铩防镏v,炎帝生活的年代,天下多風而熱,往往收不到果實,炎帝就指定一個叫士達的大臣制作出五弦瑟,祈求陰氣。這實際上是向當時的人們做出一種姿態,希望人們能夠相互體諒。第三、自覺敬畏!秴问洗呵铩防锍3L岬降募漓胍魳罚秃腿藗兊男叛雒芮邢嚓P。
當然,企業文化有助于管理沖突的解決,以相對“超脫”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一般是“土生土長”的。如果管理者不知道怎樣創建企業文化,說他不知道內部沖突是不可能的,那只是說他無暇顧及解決沖突的“超脫”形式,沒有去“采風”,更沒有將其推廣開來!翱寺 蓖鈦淼钠髽I文化并非沒有可能,只不過其成敗取決于能否發揮上面提到的功能。如果“克隆”是在強化管理沖突,直接作為管理的手段,那就不僅難以在本企業扎根,而且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南轅北轍。
規劃于“律”:愉悅中蔚然成風
企業文化的“土生土長”,并非自流放任;《呂氏春秋》所提到的采風,是一個加工提高的過程,比如葛天氏之樂中的“八闋”,就囊括了農業社會的基本特征:“載民”是指對民眾的愛戴,表現重民思想!靶B”中的玄鳥就是燕子,是那個時代的母系圖騰,該樂章是對祖先的歌頌!八觳菽尽敝,在古漢語中是順從、成功的意思!八觳菽尽本褪亲尣菽镜靡苑睒s茂盛的生長,反映了古人的環保意識。“奮五谷”即奮力地去爭取五谷的豐收!熬刺斐!本褪窍M咸彀凑粘R庍M行,不要出現災變!斑_帝功”是向祖先宣誓,要達到祖先那樣的成就。“依地德”表現的是對土地的崇拜和歌頌。最后一個樂章“總萬物之極”,表現了對“大同”的憧憬。從八個樂章的篇名可以看出,那時的“牛尾巴”舞絕非率意而為,反映了葛天氏為帝那個時代政治的謀篇布局。
在《呂氏春秋》對樂律內在結構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樂律與社會生活節奏的共振。也許我們很難理解那種將十二個音律與十二個月的節氣、政事對應起來的做法,但是可以受到的啟示是,企業文化必須和經營規律合拍,否則就不能叫企業的文化。企業家不是音樂家,即使是儒商也不能僅僅以文化大師自居,企業文化往往需要作為經營活動的一種精神支撐。因此企業文化的開展要有整體規劃,規劃于“律”,即根據創業周期、產品周期、產業周期統籌安排,提供備份,到什么節律點就唱什么“歌”,實現文化與經營規律的共振。
企業文化活動的開展規劃于“律”,是需要上升到制度層面的;但是企業文化的制度安排是為了讓人們樂于接受,理想的狀態是愉悅,而不是相反。一般的管理制度的執行,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而企業文化的制度安排應當弱化其強制性,使其更像一套默認、識別系統。就像看到紅燈要停,聽到起床號要離開床一樣;雖然依托的是制度的強制性,但是其直接的表現是提醒和鋪陳,不乏善意。值得警惕的是企業文化的'“硬化”傾向,比如將軍事化的管理搬到企業,使得制度的強制性更加突出,就很難說這是一種健康的企業文化。
員工的愉悅,同樣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有關。即產生“樂于”奉獻的動力,甚至“樂于”做出各種形式的犧牲;制度的強制性雖然可以獲得當下的執行,卻容易產生逆反心理,還會出現按倒葫蘆浮起瓢的尷尬情況。所以,讓員工愉悅的接受管理制度,使得愉悅的執行蔚然成風,就能充分體現一種管理的智慧。所謂蔚然成風,就是在管理者不在場或者無法現身的情況下,員工也會習慣性的按照制度的要求去做。當然,它是和管理者能夠獎勤罰懶、不分親疏、言而有信的作風密切相關的。
提升于“適”:律己的老板文化
《呂氏春秋》結構嚴謹,但是在談到最美的音樂——制樂(至樂)時,卻文不對題,講了一個“至治”的故事:宋景公上任不久,發現天上有代表災變的“熒惑”星出現在宋的分野,非?謶郑烟饭僮禹f叫來想一個避災的點子。子韋說:“可以設法將降臨于君的災禍轉移到宰相身上!本肮f:“宰相承擔著治國重任,我不能害他!弊禹f說:“可以把災禍轉移到老百姓身上!本肮f,沒有老百姓,我給誰當國君?這更不行。子韋說:“把災禍轉移到今年的收成上也可以!本肮唬骸澳遣坏扔谌ズ习傩諉?你別說了,還是讓我獨自承擔!弊禹f拜倒在地,說:君上有如此胸懷,上天有知,一定能逢兇化吉。這天晚上,熒惑災星果然遠遠離開了宋的分野。
這種“偏題”當然不是呂不韋及其門客的疏忽,其立意正在于此,叫做“欲觀至樂,必於至治”。放在企業建設的語境中,意思就是:最好的企業文化來之于最好的企業管理舉措,取決于老板和管理者的模范行為!秴问洗呵铩贩Q之為“適音”,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怎樣提高企業文化境界的思路。適音之“適”,在企業文化的語境中,一方面是說,企業文化本身的層次高低只要對企業合適就可以了。不必追求高、精、尖的包裝,也不要因為屬于“土鱉”之列而自卑。另一方面則要求管理者自覺接受企業文化的節制,積極適應健康的企業文化的約束,不能濫用指令性的管理制度以勢壓人。
后者的“適”,是管理者對管理中出現問題的反求諸己,是對“老板文化”的揚棄。創業初期,老板的言行對企業文化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文化的不少內容直接就是老板的創業“頌歌”,在形式上也留下了創業者個人秉賦的烙印。但是這只能說明過去;當企業文化的模式初定之后,無論是創業元勛還是“空降部隊”,必須適應現在,關注未來,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負責。這時候所說的老板文化,已不再是老板說了算,而是專指文化對老板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講,企業文化的完善,是否屬于“最美”,完全取決于它對老板和管理者能夠產生多大的約束力。
當然,企業文化的完善還要同時解決員工“其樂不樂”的問題。企業文化在形式上完美了,但是員工還是高興不起來,《呂氏春秋》把類似的現象叫做“其樂不樂”。企業文化難以產生凝聚力,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按照美國心理學家赫茨伯格的說法,錢只能使得員工“沒有不滿意”,而并非必然會給他們帶來快樂和愉悅。而后者取決于員工對自己社會地位的比較,包括尊嚴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等等。根子還是在管理者身上,需要管理者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公平、公正,是否對員工給予了應有的尊重。東西方文化在這里殊途而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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