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重慶市教育系統開始發放績效工資。教師的收入構成變成兩塊，即基本工資與績效工資。根據重慶市要求，各學校將每位教師70%的績效工資直接發放到教師工資卡上，剩下30%的績效工資由各學校統籌。
然而，這項意在提高教師積極性的薪酬政策，卻一直在教育系統爭議不斷，考核透明性，成為焦點問題。
績效成“敏感”話題
“大家都以為我們老師收入多，工作又穩定，是個好差事，可我每月到手的錢還不到4000元。”3月14日，重慶市主城區某中學的教師李明(化名)說完這些話，剛剛臉上還帶著的笑意已經不見蹤影。
李老師的教齡超過25年，每月基本工資為1900元左右，扣除保險以及公積金約700元，到手資金為1200元左右，而每月的績效工資則為3600元左右，其中的30%，約1080元則由學校再分配，這部分便是獎勵性績效工資。
李老師稱，自己如無特殊情況從不遲到早退，工作盡職盡責完成，但是30%的績效工資總是無法拿完全，每學期都會少1300元以上。“我教英語課，也當過班主任，所有工作量都完成了，但是到手的工資也只是接近那個30%。”
與此同時，李老師的同事多數都無法拿到完整的30%績效工資，其中也包括部分班主任教師，更有甚者被扣績效工資高達2000元以上。
他所在學校共有超過110名教師，除去校領導、干部，普通一線教師也近百人，而若幾十近百名教師都存在1000元以上的收入缺口，那這筆數目也不可小覷。
每人每月數百元的績效工資是學校來分配，然而平均數卻讓人大跌眼鏡。李老師稱，達到這個平均數的人占少數，大部分教師根本就是低于平均線。
甚至是工作量龐大的班主任的收入也是剛剛達到平均線，而學校約有30名班主任。
考核標準難言明晰
事實上，記者采訪發現，此類聲音在教師當中廣泛出現。然而，包括求精中學在內的多所學校均拒絕提供相關明細考核標準以及教師具體考核方案，包括學校教師也無法了解詳細內容。
來自重慶市某重點中學的齊浩展(化名)老師回憶說：“老師的績效工資分成兩部分，70%是該拿的，而另外30%，用我們領導的話來說，‘大家把錢集合到一起’，這些錢都由學校支配。”
而這怎么支配就是所謂的考核標準，齊老師稱：“有班主任補貼;我們學校分走讀、住讀，有的住讀班老師還需要上晚自習，這也有補貼。”
齊老師補充道：“我們學校的畢業年級初三、高三，這些班級的任課老師也有補貼獎勵。”學生評價、出勤率也是考核指標的一部分，但是學校領導干部的補貼、行政補貼占很大一塊，而普通老師“根本沒份兒”。
績效工資這部分的資金都是來自政府的撥款，但是具體多少，都不會公開。齊老師的學校是在寒暑假等節點統一發放這部分績效工資。
至于最后是誰來決定每個老師的浮動績效數額，齊老師告訴記者：“我只知道學生有個不記名的投票，權重多大我也不清楚。統計的時候，肯定是行政、財務那塊來算，最后校長簽個字什么的，我們的工資就定了。”與此同時，如何平衡一線教師工資和管理層補貼，成為爭議的焦點。
根據記者在某中學教務處拿到的一份有關績效工資的資料顯示，學校校長19000多元，副校級13000多元，中干8000元左右，班主任8000元左右，科任教師只有4000多元。
考核公平性遭質疑
然而，這一項涉及成百上千教師收入的績效考核，其考核機制，似乎陷入了監督機制完全缺位的境地。
就教師收入水平、獎勵性績效工資等問題，重慶青年報記者致電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委”)，對方回應稱，重慶市各個區縣水平均有差異，該問題并不好講清楚。
“重慶市并沒有就這部分獎勵性績效工資制定統一的考核標準”，教委稱，各個區縣、各個學校的情況不同，收入水平也有不同，考核方案必然也會有相應的調整。
只是，各個學校管理層作為方案調整者，更是對相關問題諱莫如深。
帶著問題，記者向重慶市九龍坡區兩所中學就教師工資問題提出采訪請求，其中一所學校的工作人員表示，會請示校領導，便不再回復。另一所學校楊家坪中學則兩次回絕了記者，稱不會接受采訪。
3月24日，記者帶著錄音筆來到重慶市求精中學，來到該校行政樓時，校長龐靜正在會議室開會，行政人員表示，校長將開一整天的會議，拒絕接受相關問題采訪。
當被問及學校如何制定浮動性績效工資考核標準的時候，一名老師說，“全校先要征求意見”，包括全體老師，“決定的時候就由教代會來定”。剛剛回到辦公室的那名行政人員則稱，“教代會包括各個層面的老師，大多數是一線老師，班主任什么的都有”。
大學城一中黨委書記余元明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也以教代會一筆帶過，并未說明具體考核標準。然而，這種說法并未受到一線教師的認可。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表示，學校在制定浮動績效工資方案時是通過教代會，“只有部分老師”參與，“肯定有很多都是學校的中高層”，大多數不是一線老師，普通老師的發言權存在很大的問題。
在學校管理層集體沉默背后，考核標準不明晰和不透明，部分學校這份事關教師利益的考核文件，從未在普通教師手中保存。
透明、民主或破題
早在績效工資政策開始實施初期，便有許多學者、專家對此發表看法評論。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曾著文稱，“由誰來評定績效，這就是績效工資制能否得到有效實施的關鍵所在”。
相比于績效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熊丙奇更看重中小學中有無民主管理、決策的制度與程序，即是說在績效工資的評價中，應在標準的制定、標準的執行、評價的周期上，建立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充分聽取意見，民主決策。
熊丙奇指出，實施績效工作出現的問題，也是一直困惑我國中小學發展的基本問題。學校沒有實行校本管理，教師和學生的權益，在行政力量的擠壓下，難以得到保障。
曾有人指出，30%的獎勵性績效工資分配方案由學校制定。結果是，誰有權，誰說了算，誰就在獎勵性績效工資的分配中占了優勢。為了通過績效考核方案，校方召開的教代會參加的除了校領導和中層，還有年級組長、教研組長等，其他的普通教師并沒有參加。
其中的啟示是，“增加教育投入，只是解決教育問題的一方面，如果教育制度不進行改革，增加的教育投入，可能被教育中的權勢階層瓜分或者亂用。”熊丙奇表示。
西南大學教育學部的王德清教授在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稱，績效工資政策實施以來，對于如何分配一直存在爭議，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70%的固定績效所占比重太大，因此靈活性較差;而剩下浮動的30%部分又存在考核標準的問題，一些領導干部在制定方案的過程中，“難免就會把與其工作相關的考核權重加大，最后分到普通教師身上的錢就比較少”。
王德清還進一步指出，學校在制定獎勵性績效考核方案時，民主性不夠，“領導干部工作所占權重大，一線教師付出很多勞動，卻感覺得不到相應的報酬”。
在解決績效工資分配問題上，王德清認為，固定績效和浮動績效的比例不合理，或還有待調整;其次，制定浮動績效考核標準時，學校應該發揚民主，并公開、明晰說明如何考核，也是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