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規定的合理期限
合理期限一語在立法上概念模糊不清，司法適用存在分歧，在合同法中多次使用值得論證，建議就合理期限之規定進行立法完善。
在經歷了長期合同立法割據，造成或法規競合、或相互抵觸，立法資源浪費、成本增加，司法沖突不斷、執法困難交織的局面之后，一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頒行，無疑給法律界乃至整個社會帶來了一大喜訊，圈內圈外頌揚有加。但是，綜觀整個《合同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雖然統一合同法較之前三部合同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有了很大的立法進步，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完美無瑕，它在立法上依舊存在著不少問題和缺陷，諸如締約過失責任問題、債的保全措施問題、合理期限泛用問題、履行生效問題、合同類型缺漏問題等等。這些問題若得不到重視并及時解決，勢必造成司法實踐的困難，使這部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民商事法律的功能和效力的發揮受到沖擊。因此，法學界同仁都必定會對相關的問題進行積極探討。本文擬就該法眾多的問題之一──“合理期限”一語的`泛用問題闡發些許愚論，并借以就教于方家。[①]
“合理期限”，在《合同法》中前后使用共計六處之多，分別出現在第二章(合同的訂立)第23條;第四章(合同的履行)第69條;第六章(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第94、95條;第七章(違約責任)第110、118條。適用的條件和情況分別是：承諾到達要約人的期限;中止履行后對方未恢復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適當擔保，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期限;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仍未履行，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期限;法律沒有規定或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何時行使，經對方催告后仍不行使，該權利消滅的期限;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錢債務，債權人未要求履行而喪失請求權的期限;當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應當提供證明的期限。諸多條件下使用“合理期限”，在立法上是否妥當，筆者認為甚有論析之必要。
一、合理期限的法理透視
民法上的期限，即法律行為所附之期限，是指當事人以將來確定發生事實的到來，決定法律行為運轉效力的發生、或存續或了結的附款。
[1](P227)針對于合同法律行為，是指一方當事人要求對方履行義務的時間界限，也是確定合同是否按時履行義務的客觀標準。
[1](P687—688)合同的期限，是訂立合同的基本條款之一，在《合同法》第12條中有明確規定。但是，由于合同類型繁多，具體條件和情況殊異，有些合同是不宜或不可能訂出明確的履行期限的，這也是盡人皆知的客觀事實。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合同法》多處采用“合理期限”這一用語。法律明確定有期限的，自不待言，當事人約定期限的，交易雙方均認可，亦無須贅述。但是，在法律沒有規定，當事人亦無約定期限的情況下，一旦雙方對履行期限問題發生爭議，如何認定期限合理，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合同法》為制定法，列舉性很強，其一經施行，必然依法條之規定付諸司法實踐。遺憾的是，該法使用“合理期限”達六處之多，出現在從合同訂立到違約責任的不同階段，其含義必定有所差異。縱然立法技術難以達到對一切合同的期限作出精確界定，但根據不同的適用階段作出相對歸類和較為細化的概括性規定應不是十分困難的事，也能使得司法實踐操作的根據較為充分。除立法技術原因外，《合同法》在制定時恐怕對“合理期限”泛用所可能造成的消極后果亦考慮不夠。作為成文法之特別法，《合同法》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優先適用的地位。“然社會事物，變化萬端，法律之觀點，自難概括無遺”。
[2](P4)當成文法未能對具體事物給予明確解釋時，可適用習慣法，習慣法也無法解決，法院又不得以法律無規定或規定不明確而拒絕受理爭議案件時，大多數國家的民商法都認為，可依自然法則裁判。這在一些國家的民法中有明確規定。如《奧地利民法典》第7條規定：“無類推之法規時，應熟思慎慮，依自然法則斷之”;《瑞士民法典》第1條第2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審判官依習慣，無習慣者，依自居于立法者之地位所應制定之法規判斷之”;第3項規定：“于此情形，法院須恪守穩妥之學說與判例”。在“實體法不備或不明確時，法律人須返回此種事物之本質”。
[2](P4)這正是法理要義之所在。
從法理的角度考察《合同法》，當事人完全按照契約自由的原則，平等，自愿，公平，誠信地訂立合同，悉數遵從民法的基本原則。對法律不能精確規制的合同期限，各國立法均面臨同樣的課題，表述方式也不相同。《德國民法典》表述為“適當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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