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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圣賢的圍棋相對論
圍棋雖在孔孟時代沒有完全成型，但孔孟對棋的只言片語提及，卻對后來者判斷圣賢們對棋之喜惡產生深遠影響。
孔子在《論語·陽貨》中是這么說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與其無所事事，還不如玩玩六博，下下棋)”。
這番話，成為后人揣測孔子對圍棋看法的主要依據，一些人認為孔子反對下圍棋。其實這是不對的，孔子可能對圍棋和六博評價不高，把它們列入打發時間游戲的行列，但并沒有說反對。甚至換個角度來想，孔子能夠鼓勵那些無所事事的閑人去下圍棋，而不是去喝酒或者干別的，這已經顯示出老夫子對圍棋的偏愛了。
孔子是不反對娛樂的，不然他不會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他一生周游列國，逐乎宋衛，困于陳蔡，顛沛流離一世，卻始終保持樂觀進取精神，難以想象，如果他不懂得適時放松娛樂，下下棋，彈彈琴，繃著的弦恐怕早就斷了。
這種誤會也發生在孟子身上。孟子曾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中第二條是“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后人據此認為孟子也反對下圍棋。這也是不準確的，因為這一“不孝”是有若干條件的，不僅賭博喝酒而且不敬父母，這才是不孝。如果張弛有度，又或者正是陪父母下棋，哄他們開心，那算不算不孝呢?
孟子其實并不反對下圍棋，他把圍棋列入六藝之一的“數”，稱其為“小數”，也就是一門小技藝，并認為如果想學好，也得下工夫。他以當時的圍棋高手弈秋教學為題材，創作了一則寓言，說弈秋教兩個學生下棋，一個專心致志，一個心有旁騖，雖是同時學，聰明才智都一樣，但后者學習效果必不如前者。
這位弈秋，就是后人所稱的“棋道鼻祖”，古代第一位留下名字的圍棋高手。
班固扛起“拯救圍棋”大任。
不反對，并不代表圣賢就熱衷圍棋。從孔孟的言論也能看出，春秋戰國，圍棋雖然在上層社會流行，但地位不高。到了戰國及至秦與西漢，圍棋進入了低谷——完全被以賭賽運氣為主的六博搶去了風頭。
比如，戰國后期，洛陽人蘇秦跑到山東游說齊宣王時說：“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蘇秦把當時的娛樂花樣提了個遍，有六博，卻沒圍棋。
秦代，始皇焚書坑儒，下圍棋的主力軍損失慘重，圍棋進一步低迷。西漢時，雖然高祖劉邦曾陪戚夫人在宮中對弈，民間下棋的卻不多，并且，宮里的人們莫名其妙地把圍棋跟迷信勾連起來，認為圍棋是“仙家養性樂道之具”，一害病就拿下棋占卜，“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要“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才能免災，一項純智力游戲被弄得神神叨叨。
屋漏又逢連陰雨。西漢初年，劉安和洛陽才子賈誼也輪番給圍棋澆冷水。賈誼說，“失禮迷風，圍棋是也”，他認為人們一下棋就往往忘了尊卑，互相輕侮，失了“禮”，這大概是賈誼在首都長安的真實所見;劉安則認為，下圍棋太浪費時間，如果把時間用在讀書上，“聞者必廣矣”。
賈誼和劉安的話貌似有理，但正所謂玩物喪志還是陶冶情操，取決于下棋的人。而且，西漢時期經濟不發達，創業階段，娛樂活動相對低迷，不提倡也是自然。到了東漢初年，歌舞升平，一些大學問家已經對圍棋改變了看法，并且看到“博行于世而弈獨絕”。
首都洛陽，義不容辭地成為圍棋展開反擊的大本營。對圍棋頗有造詣的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在洛陽編撰《漢書》之余，寫出了中國第一部圍棋專著《奕旨》，旗幟鮮明地肯定了圍棋的文化內涵。
班固很清楚問題的關鍵在哪里，一方面，缺乏深厚底蘊、追求僥幸的六博棋是一定干不過圍棋的，后來六博果真在漢代以后就衰落了;另一方面，圍棋中蘊含著與儒學相通的元素，正所謂“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已，危之正也……”
當時儒學初興，班固這番話是相當時髦，又相當深邃，正中士大夫們心坎，誰說圍棋是失禮迷風、玩物喪志?
圍棋理論高手云集洛陽圈。
班固的《奕旨》成為給圍棋正名的一桿大旗，東漢儒生應者云集，出了一批圍棋理論家，用手中的筆給圍棋代言，包括在洛陽居官的大儒馬融和李尤，兩人分別寫了《圍棋賦》和《圍棋銘》;隱居慎陽(今河南正陽)的隱士黃憲，也寫下了《機論》，對圍棋無比推崇。
說班固于低迷之際拯救了圍棋，毫不夸張。從班固開始，圍棋的儒學意義逐漸為人們所看重，歷代學者、棋人均奉《弈旨》為圭臬，圍棋地位陡升，與琴、書、詩、畫比肩，成為雅文化中的奇葩。
宋人高似孫總結過往最權威的圍棋理論文章，概括為“五賦三論”——“棋有賦五，一曰漢馬融《圍棋賦》，二曰晉曹攄(shū)《圍棋賦》，三曰晉蔡洪《圍棋賦》，四曰梁武帝《圍棋賦》，五曰梁宣帝《圍棋賦》。棋有論三，一曰漢班固《弈旨》，二曰魏應玚《弈勢》，三曰梁沈約《棋品序》。有能悟其一，當所向無敵，況盡得其理乎?”
有意思的是，這八位圍棋理論界的明星作者，過半都與洛陽關系密切。班固和馬融不說，曹攄曾兩度擔任洛陽令;蔡洪是吳國人，吳國滅亡后入京城洛陽求官，有個典故就叫做“蔡洪入洛”;“建安七子”之一的應玚是河南項城人，曹植跟隨曹操西征馬超，路過洛陽時被故都的荒涼深深震撼，寫下兩首送別詩《送應氏》，正是給應玚、應璩(qú)倆兄弟寫的。
這些作者，多是一等一的圍棋高手，不然高似孫也不會感慨“能悟其一，當所向無敵”。東漢時期洛陽的圍棋氛圍，由此也可見一斑。到了東漢后期的亂世，戰爭頻仍，圍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擬軍事功能”更為人們所看重，正如馬融在《圍棋賦》中所說，“三尺之局兮，為戰斗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于是，大批軍事將領也都熱衷下圍棋，大江南北皆入黑白世界。
南方，吳國圍棋氛圍頗濃，出現了號稱“棋圣”、“弈圣”的嚴子卿、馬綏明，留下了現存最早的棋譜“孫策詔呂范弈棋圖”。而在中原地區，以曹操、曹丕父子以及建安七子為主力陣容的龐大圍棋愛好者團體，也在圍棋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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