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是公務員也沒有事業編制，不少大學生村官感覺身份尷尬。為何這么說呢?下面，yjbys小編為您帶來相關內容，歡迎瀏覽!
因不是村民選舉產生的，也不是由村組織請來的，大學生村官在村民眼里是一個外人。
受財力、編制等條件限制，當初政府的安置承諾無法兌現。在農村扎根了六七年的大學生村官們面臨著被解聘的風險。
為了得到一個體制內的正式編制，34歲的大學生村官楊笑天又白等了一年。
這一等就是8年。2008年8月，他通過考試，成為河南省新鄭市梨河鎮的首批大學生村官。
自大學生村官政策實施以來，截至2014年底，全國共選聘了44.5萬多名大學生村官，其中聘期滿后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只有9.2萬人。
記者梳理調查發現，隨著大學生人數的不斷膨脹，大學生村官制度實施八年來在多地陷入困境。受財力、編制等條件限制，當初政府的安置承諾多無法兌現。在農村扎根了六七年的大學生村官們不得不面臨著被解聘的風險。
“只能等著被解聘”
在成為大學生村官之前，楊笑天是鎮政府的“臨時工”，每月工資800元。
因為是臨時工，這份工作為他帶來諸多不安定感：沒有具體的工作事務，沒有社保，更沒有晉升的可能。
彼時，大學生村官政策吸引他的是“大學生村官參照公務員的制度進行管理，還可以享受一些優先進入體制內的條件”，這讓他看到了穩定的希望。于是，他就提交了報考申請。
2008年，包括楊笑天在內的23名大學生被同批分配到梨河鎮當村官。按照當時的聘用合同，到2014年，他們第二個三年合同到期，但此后村里并沒有繼續聘用他們。如今，他們大部分仍在崗。
“雖然沒有合同保障，但我們一直在等待機會。”楊笑天說，希望六年的村官經歷，可以為自己換取一個鐵飯碗。
2015年河南省公務員的相關考試制度出來，這些“村官們”才感覺無力，“六七年的盼頭，我們等來了一場空”。
走向體制內的機會直接將他們排除在外。
2015年3月24日，河南省委組織部、編辦和公務員局等聯合發布了《關于河南省2015年從大學生村干部中考錄鄉鎮機關公務員、省選調生的通知》。
通知說，當年河南省將要從大學生村干部中考錄1900名鄉鎮機關公務員和420名省選調生。招考的對象為，“目前在崗、截至2015年3月28日連續任職5年以上、近五年年度考核均為稱職以上的大學生村干部”。
“這是這些年以來，河南第一次大規模地面向大學生村官招錄公職人員。”同樣等待了6年、想換取鐵飯碗的河南省靈寶市的大學生村官吳帆說。
2008年初，經過四天的崗前培訓后，吳帆被借調到靈寶市某鎮工作。幾年以來，該鎮的信訪、計生、稅務、拆遷工作，他都干過。吳帆所在鄉鎮的二十多名村官，也均被截留在鎮政府機關的各個部門里。
然而通告發布的3個月前，吳帆已經被解聘，理由是“換屆未選上副職級以上的村干部”。這意味著，他無緣那次招錄考試，“有些人雖然在2015年1月已經與政府簽訂了第三批聘用合同，也被撕毀。”他有些氣憤。
吳帆告訴記者，靈寶市和其他中部城市的農村一樣，經濟勢力、家族勢力都可能直接影響到村干部的選舉。他說，沒能競選上的根本原因是“長期被截留在鄉鎮里，沒有任何群眾基礎，多數村民們不認識，我們是不可能被選上的，只能等著被解聘”
這已經不是靈寶市的大學生村官第一次被解聘。吳帆的幾位伙伴說，2014年夏天，靈寶市委組織部曾限期各鄉鎮解聘百余人;當年10月，因為各村換屆，未選上副職級以上再次解聘九十余人。
“組織部門也很無奈”
“最苦最累的活都被我們干了，到頭來還是被解聘。”河南省新鄉市一名大學生村官告訴記者，他也是河南首批大學生村官，他說，當村官的6年時間里，自己幾乎都是鄉政府哪里需要到哪里，“信訪、計生、秸稈禁燒……”
事實上，靈寶市的解聘也并非沒有依據。該市市委組織部有關人士告訴記者，上述做法均是符合要求的。
依據是2011年河南省出臺的《大學生村官續聘、解聘工作辦法》。該辦法規定：省委組織部選聘且在村工作三年期滿;年度考核、聘期考核稱職以上等次;身體健康、自愿繼續在村工作的大學生村官才可以續聘。
續聘的方式為，“續聘次數為1次，續聘后在村工作期限為3年，續聘期滿終止續聘協議，另行擇業”。這就意味著，大學生村官最多可以干滿6年，6年后如果未競選進入村委班子的則會被解聘，這就需要“另行擇業”。
不止河南省，安徽、河北等多個省份都出臺了類似的文件。雖然各地黨委組織部是大學生村官的管理者，但他們也很無奈。
2006年，也就是海南省“大學生村官”計劃推行的第7年，當地的大學生村官身份不被承認的情況也出現過。當時儋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鄧玉妹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大學生村官”要轉為鄉鎮機關工作人員或進入鄉鎮領導班子，就等于成為公務員或納入事業編制。但儋州無權單獨增加公務員編制，各鄉鎮事業編制也已滿員，組織部門對他們的問題無能為力。
早在2010年7月，十多名遼寧省的大學生村官為了自身編制問題，曾到國家信訪局上訪。2015年，河南滑縣、浙江溫州等地的大學生村官則開始集體維權。
對于大學生村官的出路問題，記者致電河南、江蘇等地的組織部門采訪均被婉拒。
2014年湖南等地出現解聘村官的現象后，湖南省委組織部曾接受當地媒體采訪解釋此事。湖南省委組織部基層黨建辦劉凱敏說，根據勞動合同，村官的任期已經結束，而且中央財政已經停止撥款，村官的工資也就無從發放。“某些地方可能會采用直接解聘這種方式，我們已經跟各地組織部門說過不允許這樣做。”
劉凱敏介紹，“現在我國事業編的趨勢是凡進必考，但我們還是為大學生村官開了一個小口子，希望能給在農村工作較長時間的部分大學生村官一些編制。但村官編制的名額不是由組織部門說了算，涉及多個部門的政策調和，政策不匹配我們也沒辦法。”
當初的承諾落空
我國大學生村官制度可以追溯到1995年江蘇省豐縣的“雛鷹工程”。在2000年之前，大學生村官政策在海南、浙江、河北等地摸索前行。
之后幾年，隨著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日益突出，大學生村官政策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河南鶴壁、平頂山，四川廣安、成都，以及陜西、上海等地都推出了規模較大的大學生村官政策。
大學生村官政策作為一項制度全國推廣是從2008年開始的。當年4月，中組部、教育部、財政部和人社部四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的意見(試行)》的通知，計劃每年選聘2萬名大學生村官，連續選聘5年。
不過，當年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總人數就嚴重超標，達到了13萬人。此后，這一數量還以每年五六萬的速度增長。
截至2013年年底，全國累計選聘了41萬名大學生村官。以致于2014年5月30日，在中組部召開的全國大學生村官座談會上，中組部部長趙樂際提出了要“優化整體結構，保持適度規模”的方針。
自此，中國大學生村官的人數增速放緩�！�2015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新聘大學生村官25399人，比前兩年減少一半以上。
不僅大學生村官選聘制度開始縮小規模，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對在職的大學生進行分流解聘。2015年11月3日，江蘇省委組織部下發了《關于明確大學生村官工作期限的通知》。
該通知要求江蘇各市委組織部：2016年及以后新選聘的大學生村官最長在村工作期限為兩個聘期(6年)。各地與新選聘大學生村官簽訂合同時要明確在村工作滿兩個聘期后不再續聘;2015年以前選聘的大學生村官，今后簽訂續聘合同時，要明確在村工作工作滿一個聘期后不再續聘。
記者查閱到了2009年江蘇省大學生村官招聘公告。當時江蘇省承諾，被選聘上的大學生村官享有以下待遇：使用專項全額撥款事業編制;享受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工資待遇，直接轉正定級，薪級工資高定一級;從2010年開始，每年拿出一定數量的公務員職位，專門定向招錄任職滿3年、考核合格的大學生村官;縣區、鄉鎮各類事業單位有空缺職位需補充人員的，也優先聘用大學生村官。
然而承諾落空。一些地方甚至克扣大學生村官的工資。至今在網絡上還可以看到云南、河南等省份大學生村官的大量投訴信。
大學生村官們原本應該享有的財政發放的專項工資到哪里去了?
記者了解到，有一部分被挪用，有的甚至被貪污。2015年7月6日，山東省冠縣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某因貪污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他利用管理大學生村官的職務之便，故意不向縣財政局通報9名大學生已調離崗位的事實，貪污大學生村官的工資逾10萬元，除了9700元用于公務支出外，剩下的被其據為己有。
管理混亂，“各自為政”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陳天祥曾以廣東省某縣級市為例進行調研。陳天祥認為，目前大學生村官的這種雇傭關系是一種非典型雇傭關系。
陳天祥認為，這種非典型雇傭關系的缺陷就在于：缺乏統一的政策和操作指南，各地對大學生村官的管理出現“各自為政”的混亂現象。這種混亂一方面體現在管理的主體不清，對大學生村官的管理涉及黨委組織部門、政府人事和民政部門等，存在多頭管理現象，容易造成相互推諉扯皮和職責不清等情況;另一方面是管理的隨意性，“涉及大學生的管理沒有經過論證，欠缺合理性和系統性，與農村的實際情況脫節”。 他解釋，組織關系上，大學生村官的黨團關系和干部人事關系檔案保留在所在縣區的組織人事部門，工作績效的考核也由相應的部門負責;勞動關系上，他們與所在鄉鎮簽訂勞動協議，并且由所在鄉鎮財政承擔其工資與福利發放;而工作關系上，他們作為村兩委工作人員參與村日常工作，直接領導是村兩委干部，而非雇用他們的鄉鎮政府。
這樣一來，大學生的“組織關系”“勞動關系”和“工作關系”是相互脫節的，尷尬也由此產生：大學生不是村民選舉的，“也不是由村組織請來的”。因此，他們在村民眼里就成為了一個外人。他們既不能以村組織成員的合法身份從事村務，也不是鄉鎮干部，沒有相應的職務影響力，也無法樹立起必要的權威，對村組織施加影響。
在陳天祥所調研的這一縣級市，大學生村官主要從事日常雜務工作，而對于調解糾紛之類需要有較強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和個人威望才能夠勝任的工作則很少參與。他認為，正是由于缺乏“合法性”的身份，大學生村官無法參與核心村務，角色被邊緣化，“大學生村官得不到表現的機會，也無法證明自己的能力，更無法在村兩委群體中找到歸屬感”。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肖唐鏢教授也表達了類似看法，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問題是各方面的保障不足，有些地方當初給大學生村官的承諾沒有兌現，“前幾年河南有大學生村官上訪和地方政府組織部門發生了沖突”。
而大學生村官自然也存在認識不足的問題。全國大學生村官工程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李義良說，目前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問題除了管理之外也在于村官對自身的定位不足。他告訴記者，有些村官總覺得自己身份尷尬，既不是公務員也沒有事業編制，“實際上真正想干事兒的人是不會考慮這個問題的”。
2014年9月4日，一名在河南農村做了6年的大學生村官在人民網上匿名為省領導留言，“2006年至2014年8年時間，鄉政府基本沒進人，平均工作年限30年，缺編四分之一。這么缺編的政府為啥不能給我們這些高素質，高學識，有經驗的大學生村官留個機會?”
不久河南省委組織部回復了這名大學生村官。
“堅定信心、放開視野、勤奮工作，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的貢獻。”這名大學生村官記得，在他申報大學生村官時，組織部也是這樣鼓勵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