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修訂超出預期

公司法修訂超出預期

10月27日下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公司法》修訂草案。修改專家小組成員、中國法學會商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旭東認為，此次修訂最后的成果超出了各方面當初的預期，修訂后的《公司法》在某些制度方面的創新，甚至走在一些法律發達國家立法的前面，是我國立法實踐中一個不可多得的成功范例。

    《21世紀》：相比于現行《公司法》，修訂后的新法最重要的創新和突破有哪些？

    趙旭東：此次修訂中最值得關注的首先是在《公司法》兩大基本制度，即資本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上的創新和突破。

    資本制度方面，首先就是公司設立最低資本額的調整，也就是所謂的公司設立門檻降低。

    其次就是股東出資方式和結構的變化。以是否具有貨幣價值和財產價值、是否可以轉讓作為出資形式的認定標準，本質上是擴大了出資形式的范圍，不再限于某種或幾種具體形式。

    而無形資產出資比例的重新設定，對高新技術的利用和開發具有重要意義，為高科技公司的設立提供了更大便利。

    資本交納方式也從原來嚴格的一次性繳納、注冊資本必須實繳，改變為不管有限公司還是股份公司，都可以采取分期繳納的方式。這實際上就是把原來中外合資企業的繳納方式擴大適用到所有公司，增加了公司資本形成和運作的靈活性，能夠滿足不同規模投資的不同安排和需求。

    現行《公司法》的轉投資規則備受爭議。這次修訂之初曾有個折中方案，即將比例提高到70%，同時允許公司章程例外規定。最后的這一稿則把比例限制完全取消了。這是對公司投資權利能力的一種徹底放開，同樣也體現了公司獨立經營和獨立投資的需求。

    允許公司股份回購的條件也增加了。一是公司實行股票期權計劃，二是對股東大會關于公司合并、分立等重要事項的決定持有異議的股東，可以要求公司回購股票。這一調整既適應了多年實踐中大量公司推行股票期權計劃要求，也適應了公司合并、分立情況下小股東利益保護的要求，而且增加了公司資本的靈活性和彈性。

    這些條文的改變，基本上屬于《公司法》的資本制度內容，也可以算是對整個公司資本制度的重大突破。這種突破本質上涉及到一個立法理念的問題，這個理念就是鼓勵投資，推動公司企業的發展，并以此促進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通過資本制度改革，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投資積極性，挖掘社會資源，充分利用社會財富。

    另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從原來過度強調資本信用，轉向對資產信用的重視，實現對資本信用和資產信用的兼顧。也就是說，不僅要求公司要有法定的資本，也要保障公司資產的安全。

    《21世紀》：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一直是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和市場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公司法》正是規治公司治理結構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這方面，此次修訂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趙旭東：這次修訂另一個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在這一方面，而在這方面的變化中，首先著力解決的問題就是中小股東權益保護問題。

    賦予少數股東以股東大會的請求權、召集權、主持權，引入股東大會累計投票制、關聯股東和關聯董事表決權限制、股份收買請求權、公司司法解散請求權、股東代表訴訟權等新制度的規定，都是基于保護中小股東權益所做的制度安排。

    而強化對股東知情權的保護，增加股東查閱公司賬簿的權利，則是此次修訂中一個極具價值的變化。

    股東權利保護最重要保障就是知情權的落實�，F行《公司法》的知情權規定大多停留在表面上，例如可以查看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公司年度財務報告等。而這些其實都是比較外在的法律文件，很多具體問題在這些文件中無法發現，尤其是公司經營中的不正常行為、侵犯股東權益的行為，在這樣的文件中更不可能出現。這也導致了股東在行使權力時的“舉證難”問題。[Page]

    實踐中曾有過很多這樣的案例。前幾年，最高院起草有關的司法解釋時，對于股東知情權究竟應不應該包括查閱賬簿權，就有很多爭議。

    很多人擔心，允許股東查賬，是否會給公司經營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特別是會不會泄漏公司商業機密。在這種情況下，此次修訂一方面肯定了股東的賬簿查閱權，另一方面也對此權利的行使設置了一些限制，如必須有正當理由、某些情況下公司有權拒絕、申請法院強制查閱規定等。我認為，這一整套制度的設置，對股東權益保護具有根本性意義。

    有了以上所說的一整套制度設計，我相信，公司中小股東受大股東壓制和過度干預的局面一定會得到有效遏制，中小股東權利保護將會有全面改觀。

    《21世紀》：此次修訂引進了“一人公司”制度，現在來看，對這一引進仍有很多不同意見。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對“一人公司”有限責任可能被濫用問題上。新《公司法》在避免這些問題方面做了哪些安排？

    趙旭東：其實，此次修訂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確認與此問題有關，也就是法人格的否認制度，國外也稱為“揭穿公司的面紗”。

    這個制度在司法層面尤其重要，因為它是與法人制度、獨立財產獨立責任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國外已經被廣泛采用，國內研究中雖然贊成的比較多，但也有人提出異議，特別是對是否需要在《公司法》中對此進行系統規定，存在非常明確的反對意見。有人認為這屬于一個司法規則，應由法官去掌握，美國就是通過判例來確認這一制度的。

    這次修訂還是對其進行了規定，而且比任何一個國家的相關規定都更加詳細、系統，從而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法人格否認制度。把美國判例法的實踐規則變成一個成文法的規則，把國外比較零散、簡單的規定在法律中做了系統全面的規定，這應該屬于此次公司法修改在制度意義上的一大創新，而且一定會對中國法人制度的實踐產生深遠影響，將有效遏制濫用法人格、濫用有限責任的現象。

    其實，在原來不承認“一人公司”的時候，這個問題也許暴露的還不會這么充分，“一人公司”出現之后，濫用法人格，濫用有限責任、公司和股東財產不分的情況可能很容易出現，此時法人格的否認就變得非常重要。

    “一人公司”的爭議確實存在，但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現實的需要和國際《公司法》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還是承認了這一制度。針對一些可能的弊端和副作用，此次修訂刻意對其做了專節規定，制定了特殊的限制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規定就是財產獨立證明責任倒置。這個規定能夠有效防范濫用法人人格、濫用有限責任的弊端，消除了很多人的疑慮。

    從這一點上來看，對于“一人公司”的制度設計，也是此次修訂的一個立法層面上的創新。其他國家的公司法即使承認一人公司，也沒有如此明確、系統的規定，更沒有專門針對“一人公司”建立特別規則的立法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