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教育倫理危機與課程改造
論文關鍵詞：中國近代教育倫理 危機與課程 改造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儒家經義教育是學校教育教學的主體內容。戰爭以后，近代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倫理等各個方面發生了急劇變化，傳統教育倫理無力承載中國近代社會倫理變遷.引進西方教育倫理精神和教育制度，建立新的倫理道德教育體系成為社會變革的一種現實需要。清末，朝廷、地方及民間都開展了新的課程嘗試，但這一改造具有不徹底的歷史過渡性。
在德治至上的文化背景下，以“正己正人”為內在精神，將“三綱五常嚴貫穿于學校教育教學的全過程，通過道德教化和道德訓導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是中國傳統教育倫理的主導思想.然而，肇始于戰爭，中國近代經濟、政治、社會倫理等各個方面開始發生急劇變化，這一變化伴隨著西學的廣泛傳播，給中國傳統教育倫理帶來了強烈震撼.改造舊的學校教育內容、建立新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課程體系，成為化解近代教育倫理危機的必然舉措，體現新的教育倫理精神的課程體系也由此得以萌生。
一、中國古代教育倫理及其課程體系
中國古代，教育在其初，尚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久之，則逐漸為“天理人倫”之教所取代。秦亡以后，無論官學、私學，儒家經義教育都在課程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這種教育的終極旨歸是倫理性的，對上層貴族而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對下層百姓而言，在“明尊卑”、“序長幼”、“別男女”，以成“安分守己”的良民.孔子關于“弟子入則孝，出則梯，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的為學之道，可謂是傳統教育倫理內在精神的總概括。反映在課程上，則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儒家經義教育取代其他所有課程成為唯一的教育教學內容，成為學校各種規章和活動的主題，以至于整個教育成為“維系中國古代道德社會平衡的一劑良藥”。根據秦漢以降以訖于明清各時期官學、私學教材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中國古代學校教育課程可分為以下諸類.
其一，蒙學教育課程.中國歷代注重蒙學，特別是宋及其以后更為明顯.宋以“文治”著稱，宋及其以后，儒家學說進一步系統化、精密化，教育倫理儒家化趨勢進一步加強，體現在課程設置上，專門的倫理道德教育課程廣泛設置于蒙學教育課程中。這種課程教材內容的不同層次、特點，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感性熏染性課程，主要通過學習歷史故事、俗語民諺、嘉言鼓行，讓學童體會待人接物之理、為人處世之道，如南宋朱熹撰寫的《小學》、呂本中撰寫的《童蒙訓》、程端蒙撰寫的《性理字訓》，明代的《日記故事》以及呂氏父子(呂得勝、呂坤)編撰的《小兒語》和《續小兒語》等。另一種是理性規范性課程，主要通過確立陶冶性情、修養心性、安身立命等方面的具體要求來訓導學童掌握待人接物的言行準則和禮儀程式，使他們形成高度社會化的思想觀念，養成相應的行為習慣。如南宋朱熹撰著的《童蒙須知》和《童蒙規約》，清代李毓秀撰著的《弟子規》，王相編寫的《女四書》等即屬于此種類型.其中，南宋朱熹撰寫的《小學》對后世影響尤著，經統治者救令推崇，被很多小學確定為必修科目。
其二，經學課程。經學課程以儒家經典為讀本，通過講誦諸經，或者通過訓話、注疏，闡述經籍微言大義，使生徒深明儒家倫理道德義理，曉諭和體認“內圣外王”、“格物致知”之道。自孔子修撰“六經”、創私學、聚徒授業以來，經學即被提升為學校教育的核心內容并確定、延續下來。漢武帝“罷黔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孺家經典也被推崇為封建社會秩序的出處和根據，經學課程更是在學校、家庭、社會教育倫理中位及至尊.漢代以后，歷代官學、私學課程設置中，《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都被尊奉為必修課程，只是因社會文化的變遷，在課程設置上各有側重而已。如漢魏以五經為主;唐宋擴大經學設置門類，將五經擴大為“十三經”，但大體仍以五經為主:明清科舉、經學和官制三位一體，“四書五經”的獨尊地位得到強化。
其三，歷史、法制等專門課程。同教育倫理直接相關的專門性課程，主要涉及歷史、法制兩類。中華民族是一個十分重視歷史記述和歷史教育的民族，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歷史類課程一直是學校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宋代以前，所用教材多以經籍史傳為主，如《春秋左傳》、《三國志》等;兩宋時期出現了更多更適合兒童學習的教本，如王令作的《十七史蒙求》、呂祖謙撰的《少儀外傳》等。到清代，《二十二史》、《資治通鑒綱目》也開始成為地方官學所規定的教材.而從明代開始，除史之外，律、浩也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官學課程中，《大明律令》、明太祖御制的《大浩》等是明代太學以及社會各種辦學形式的課堂用書�？滴躅C發的《圣諭十六條》、雍正頒發的《圣諭廣訓》也是清代很多學校的必讀教本。
其四，綜合性課程。將斷識句讀、述事陳理、心性熏染、品行陶冶等融為一體，編制為綜合性教材，對于刪繁就簡，切中精義要旨，簡明而深刻地宣講儒家教育倫理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也是古代課程與教材發展的一個新高度。這種綜合性課程，自漢代就開始了探索。漢代史游所作的《急就篇》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倫理道德教育綜合性讀本，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周興嗣又撰寫了《千字文》。宋代王應麟編寫的《三字經》、明代程登吉編著的《幼學瓊林》等.則屬于此類教材的傳世精品。
此外，還有一種非課程化課程，即學規、學則。先秦諸子特別是孔子強調“學以致用”，強調教育倫理的實踐意義和實踐精神。唐五代以后，各地書院日趨規范化，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十分重視制定和執行學規、學則，以嚴格的學規、學則規范生徒的日常行為。南宋以后，各書院更加明確、統一地將學規、學則提升為學生進德修業的基本要求和標準，其中朱熹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教條》影響最為廣泛、深遠。明代國子監也采用了這一范式，國子監的監規經多次修訂后，竟達56款之多。清代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統治進一步加強和文字獄的興起，官學制訂和頒布的學規和禁例逐漸將內容的重點置于思想控制方面，如嚴禁學生議論朝政、嚴守師徒承傳、嚴考德行和課業、勤學絕對化等.
二、中國近代倫理擅變與教育倫理危機
戰爭極大地動搖了惟我獨尊的大清帝國。1840年以后，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倫理變遷，這種變遷首先是從經濟倫理領域開始的.從官宦內部分化出來的洋務派及其所興起的洋務運動，帶動全社會廣大士民開始了對“重商主義”、“自強求富”新觀念的新體認，從而改變了傳統義利觀，貴義輕利、重本抑末、崇儉黝奢等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冷落。與“逐利”、“求富”、“商本”觀念相呼應，在社會生活倫理領域，部分士人和普通民眾開始接納并嘗試西方生活方式，使得長期淹沒于先驗倫理之下的經驗倫理得以浮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商品貿易引導城市婦女不斷走向社會，改變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人們的婦女觀念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疾苦的關注，對纏足、溺女、虐待童養媳等陋習的譴責，對男女平等的提倡，等等，開始成為社會的一大視點。政治倫理領域也悄然發生了變化，早在洋務運動時期，一些出洋使者就開始介紹西方民權觀念，主張開民智、設議院，剔除弊政。延至維新運動，戊戌諸君子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無論主張君主立憲還是主張民主共和，都使君主專制受到了巨大的沖擊。
維持傳統社會穩態結構的儒學文化根基，逐漸失去了制度上的保護，這就為西學的傳入提供了歷史的契機。第二次戰爭以后，“夷夏之辯”、“華夷之防”對多數國人而言，已成歷史的陳詞濫調，不再據以為觀念的約束.此后，人們對西學趨之若鶩。以譯書為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在開館后的13年間，翻譯西書143種，共359本。通過譯書、辦報、傳教、留學、游歷等途徑，西方科技、軍事、醫術乃至公法等方面的知識大量傳入中國.隨著西學的消化、吸收，人們對于西學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昔日“奇技淫巧”之調一變而為強國富民的“長技利器”之聲，并統攝了當時中國社會精英分子的思想觀念。人們對西學的崇尚，其范圍也漸漸由“西藝”擴展到“西政”。其時，在整個教育運行體系中，儒家教育倫理雖然仍居于正統地位，起著主導作用。然而，中國近代化運動的不斷發展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不斷輸入所引發的社會裂變和思想分化危機的進一步加劇，背祖忘宗的種種“逾矩”言行變得日益普遍和合理起來。西學東漸，加快了中國社會倫理由傳統到近代的歷史性擅變，正是在這種歷史性擅變的大趨勢下，傳統教育不知不覺地陷入了無可自救的倫理困境和危機之中。
中國教育倫理無力承載中國近代社會倫理變遷，而只能面對崩坍的歷史命運，這不是中國近代教育之失，而是中國傳統教育倫理的“原罪”使然。一方面，中國傳統教育倫理以儒家經義訓導為主體內容，只是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特質.中國古代社會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家族本位、專制政治基礎上的宗法等級社會，早熟的儒家倫理道德是其文化內核，也是整個社會得以持續穩固的基石，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教育倫理尤重儒家教義，在課程設置上以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和道德境界的提升為唯一日標.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教育倫理只體現了東方智者對教育的獨特認知。我國長期處于農耕社會，它賦予了古代東方思想家關于教育形式和內容的鮮明的階級性和嚴格的等級性。中國古代思想家所主張的教育，功能單一，主要發揮鞏固專制統治、維護社會穩定和傳遞文化遺產的作用而不能兼及其他，更不用說轉向為其他。
大凡主張革故鼎新的人們都把目光投向了對教育倫理的深刻反思，投向了對新式學堂的開辦與一代新人的培育。張之洞是如此，鄭觀應是如此，康有為、梁啟超更是如此。鄭觀應把社會政治倫理的更新與教育的倫理革命結合在一起，他主張:“先設議院，并開學校。”叱《盛世危言》中，他把西學分為天學拋學、人學。并從人學中推演出西方的政教、刑法等內容。1893年冬，他甚至在格致書院以“設議院”為題考查學生。嚴復、梁啟超等則把教育倫理的革命提到了社會政治倫理改造之前，認為“強國以議院為本，議院以學校為本�！币簿褪钦f，興民權、設議院，首先必得把有關民權、議院的知識傳輸給廣大士民，由此，就得徹底破除舊的教育倫理觀念而代之以新的近代教育倫理精神。康有為在長興學舍組織教學時，就嘗試過將儒家中的社會義務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聯系于一體.梁啟超在時務學堂講課時，也試圖依據西方的民權和平等思想來對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闡發。
與思想界的進展相關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新的教育倫理實踐也正在一步一步地挖掘舊的教育倫理的傳統根基。19世紀60年代以后，洋務教育的廣泛興起，新式書院的創辦，舊式蒙學的改進，以及人們為了求職謀生的需要而開始更多地愿意將子女送入新式學堂，都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在教育的此種變更之下，不斷走向腐壞的科舉制度日漸式微。1888年，科舉考試增設算學科本是選士制度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卻沒有得到民間的熱烈反響，相反地，對科舉制度的批評之聲依然不絕于耳。1888～1889年間，《申報》就陸續發表了近十篇關于科舉改革及選用西學人才的文章。庚子之變，清王朝統治搖搖欲墜。為了王朝的自救，清政府不得不在“假維新”中實施一些真變革，其中，教育改革就包含在其中。
三、近代教育倫理切入與清末課程改造
教育功能的拓展和科舉制度的式微，使得引進西方教育倫理精神和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倫理體系開始成為社會變革的一種現實需要.面對此種變局，在教育改革方案的設計及實施上，以西太后為首的社會統治集團，承認了在“萬古不變之常經”外，沒有“一成不變之法治”，“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雖然，在他們看來，“三綱五�！痹诮逃齻惱碇械母镜匚徊豢蓜訐u，但不管如何，中國的最高統治集團為新的教育倫理的切入開出了口子。
1902年，管學大臣張百熙沿用無錫三等公學堂、廣州時敏學堂等新式學堂的早期做法擬定《欽定學堂章程》，規定蒙學堂、小學堂和中學堂均開設修身和讀經二科，其中修身為第一科。盡管這一律令并未付諸實施，但卻是中國用法令形式改造課程和課程設置的開端。1904年，由張百熙、張之洞、榮慶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也規定，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均開設修身和讀經二科，其中，修身科也為第一科。
對于為何要開設修身科并位列第一呢?孫清如在其所改編的《女子師范講義，第一種修身學》中作出了詳盡闡述:“修身何為而立學科也?為造就人格之根本而立也。人格之根本何為而造就之也?養育其道德心而造就之也。道德心于何見之?于修身。見之中國、日本，名為修身學，歐洲各國名之為道德學，實則一而已矣。道德者，無形之器具，而身心所籍以為修者也。身者，有形之器具，而道德之所顯以為用者也。舍道德而修身無所標準，舍修身而道德無所征驗，實為教育之中心點，而占各學科最要之目的，最高之地位者也�！敝劣谠O置讀經一科，張百熙在《學務綱要》中陳述得十分清楚:“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圣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堯舜必不能立國矣。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也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故無論學生將來所執何業，在學堂時經書必宜誦讀講解，各學堂所讀有多少，所講有深淺，并非強歸一致，極之由小學改業者，亦必須曾誦經書之要旨，略聞圣教之要義，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
朝廷對道德倫理教育的課程改造，突出地體現為對修身一科的提出、構建與設置.當時所編修的幾套修身教科書最能集中、系統地反映朝廷對教育倫理的新構思。從其所選擇的德目可以看出，修身的課程目標和內容主要集中在這樣一些順(面:對個人要求誠實、守信、強毅、勇敢、尚志、謙虛、知足、節儉、廉潔、節操、講衛生、不迷信;對家庭要求孝梯、敬祖:對他人、社會要求信義、忠恕、報德、愛他人、講公德;對國家要求忠勇、愛國、盡義務。在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同文印刷舍分別出版的三種教科書里，屬于個人修身和齊家范疇的德目都占據多數，屬于社會和國家的德目所占比例則相對較少。它們的比例，在前者分別是53%,69%,71%，在后者分別是4790,31%,29%,這顯然反映了當時的教育人士對教育倫理的基本認識，即“道德之教，雖統各方面以為言，而其本則在乎修已”。
從1904爺1911年間，這些規定一直深刻地影響了學校教育實踐。1909年，時人對浙江松陽縣13所各類初等小學堂所作的調查顯示，除了一所公立學堂“形同虛設”，一所私立學堂尤重英文和算學之外，其他11所學堂均開設了修身和讀經兩門課程。
各地方及民間辦學在課程設置的形式上與朝廷保持一致外，在實際教學實踐中，課程的目標和內容還有所變通，這主要與具體編制課程和出版教科書的人員構成直接相關。在清末地方及民間課程編制人員中，許多是處于中等社會的士與商，如張元濟、陸費逢等。這些位居“中等社會”的士與商，或多或少地具備了近代形態的民權和平等意識，具備了大規模乃至全面變革社會的意識。無論是從民族和國家利益方面考慮，還是從自身或群體利益角度著想，他們都不愿意在“新政”實施中完全固守舊則，而希望將西方的民權思想、平等意識和一些新式道德規范貫穿于教育過程之中，由此提高國民素質，真正達到“強國利民”。張元濟曾明確聲言自己“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謂也�！嶂庠谟√┪鞣N種學術，以與吾國之民質、俗尚、教宗、政體相為調劑，掃腐儒之陳說，而振新吾國民之精神耳�！彪S著他們在社會中的實力不斷增強和地位日益鞏固，他們對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造方案的制訂和實施的影響也愈來愈大。清末“新政”時期地方及民間實際執行的倫理道德教育課程，深受民權思想、國民性改造思潮影響。
另外，在當時，一些學校除了按規定設課之外，還結合本校實際，從管理的角度制訂了具體的學則，以期收到德育的效果。如湖南《明德學堂規則》(1903)、上�！端搅⑵謻|中學校暫定章程》(1906)第九章“規則”等。
一方面，要繼續維護儒家經義的至尊地位，確保儒家經義仍然能夠在“正人心”、“易風俗”、“設議院”、“改政制”中發揮根本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打破儒家經義的獨尊格局，吸納“西藝”、“西政”等新的西方文化精神，這是清末近代教育倫理切入后課程改造必須予以關注的兩個課題�？v觀清末課程改造，很明顯，這兩大歷史性課題是在朝廷、地方及民間兩個不同的領域各自運行的。因此，清末課程改造具有不徹底的歷史過渡性，這是該時期課程改造不同于以后歷史諸階段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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