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消費倫理思想

墨子的消費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作為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有其獨特而深刻的消費思想，主要體現在“節用”的消費行為規范方面。墨子兼顧功利主義與節儉主義的倫理思想，對構建現代經濟條件下的新型消費倫理，培養節儉之美德，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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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墨家；消費倫理；節用；興天下之利

　　從戰國到漢初，墨子和他學派的聲名及影響幾乎與不相上下�！俄n非子·顯學》有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子對于孔子和所粉飾的各種煩瑣的禮儀制度，很是反感�！痘茨献�·要略》記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對素有節儉勤苦之名的夏禹倍加推崇，墨子及其弟子效仿傳說中的圣王禹，皆能苦行，視苦若甘，專注勤儉，倡導節用，其節用、自苦為極的樸素消費倫理觀體現了小生產者及平民的利益與要求。墨子獨特而深刻的消費倫理思想，主要體現在“節用”的消費行為規范方面，并始終貫穿著功利主義與節儉主義的統一。

　　一、消費行為規范：“節用”

　　墨子主張的消費行為規范，概括地來說主要是“節用”。趙靖先生評價說：“在墨家的經濟思想體系中，生產論實際上成了節用論的從屬部分。在墨學十大綱領中，經濟方面的綱領只有一個：‘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墨翟幾乎把一切經濟問題都納入節用的范疇下，把節用看做是解決一國經濟問題的不二法門。”墨子主張節用，源于他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深刻認識。那種不顧生產對消費的決定和制約，盲目追求奢侈消費的行為，是治國的七大憂患之首。傳統中，生產是古代經濟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風調雨順與政通人和對一個國家和人民來說相當重要。一方面，風調雨順意味著五谷豐登，衣食有望，否則“一谷不收謂之饉，二谷不收謂之旱，三谷不收謂之兇。四谷不收謂之潰，五谷不收謂之饑”，遇到災荒之年，民則無所仰，仕者大夫亦損祿，以致“盡無祿”，“稟食(口糧)而已矣”，國家也因此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政通人和對農業生產起著非常積極的作用，清明的時候，人民能休養生息，“不誤農時”，保障農業生產所需的、物力和時間，不像兵荒馬亂的時候，勞役和徭役繁重，疲于奔命，民不聊生。然而，農業生產有賴于天時地利，不穩定的因素較多，自然條件又非人力所能及，要解決這個矛盾，除了加強農業生產外，在消費方面只能是盡可能地節用，“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作為財富的最大消耗者，統治階層更是要注重節用，杜絕奢侈浪費，“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基于上述認識，墨子倡導節用，包括人們衣食住行的節用，以及節葬短喪。
　　在衣食住行方面，墨子制定了詳細的節用之法，其日：
　　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締絡之中，足以為輕則清，謹此則止。故圣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
　　食：“古者圣王制為飲食之法，日：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
　　住：“室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也，不為也。”
　　行：“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圣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于是制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

　　墨子還指出，遇到欠收災荒之年，統治者還要相應地減免，壓縮開支，降低生活標準，與民同甘共苦，“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兇，則損五分之三。潰，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

　　至于喪葬之禮，墨子非常反對：“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喪，對于國家和民眾的財富精力是很大的損害，因此，墨子主張節葬短喪。他說：“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仗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瘭。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也。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綞。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

　　從這些節用思想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從衣食住行方面給出的詳細規定來看，它們主要是一些消費行為所應遵循的規范。在消費問題上，墨子的觀點是那些為了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消費，是切合實用的消費，也是正當的消費，反之，則是沒有實用價值的奢侈消費，是不正當的消費。“節用”的消費行為規范，正是對那些奢侈消費的道德約束和限制，這些行為規范連同與之相關的消費思想一起構成了墨子消費的基本內容。

　　第二，墨子在注重節用的同時，也強調生產之重要性。他以為要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使一切人民皆能維持一定的消費水平，就必須加強生產。故謂“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除了生產之外，還要注意防范不時之災，即所謂“國備”，他說：“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墨子觀察到了生產與需要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是要加緊發展生產，另一方面，節儉消費、抑制需要、適當積累亦是不可少的。在物質財富不豐盈的古代，墨子的節用不僅反映了小生產者及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是一種消極地適應低水平生產的有效消費方式和生活態度。

　　第三，古代社會，廣大小生產者和平民生活貧困，節用是他們本來的持家之道。墨子對衣食住行的節用規定，主要是針對當時的統治階級而言的。墨子批評當時統治階級不滿足實用，追求享樂，形成奢侈揮霍之風，為衣服，“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碾，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衣服”；為飲食，“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飾噎”；為宮室，“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為喪葬，“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為滿足享樂消費，統治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其必然結果是“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尚儉節用，本為先秦各學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體力行，自奉甚儉，還制定了具體的標準和內容，對消費行為予以規約，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封建統治階級。墨子這一節用的思想已經超越了純學的意義，閃爍著倫理智慧之光。

　　二、節用的價值與目的：“興天下之利”

　　與之根本觀念不同，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墨家則專注重“利”，專注重“功”，”“功”和“利”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其“興天下之利”的功利主義思想，雖然不是直接思考消費倫理問題的，但客觀上還是對墨子節用、節葬等消費思想有著重要的、直接的影響。墨子言利。他說：“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

　　“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認為，一切行為，皆以“興天下之利”為其價值目的，而“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則為一切價值之最終標準。與墨子相反，儒家區分了義與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與利是相對立的；墨子則認為義利是一致的，義，利也。墨子認為天下奠貴于義，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義是利于天下的。墨子的利，指公利，也是道德的最高原則，善惡之分皆由此為標準。在墨子看來，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與“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為有用，否者皆為無益或有害，“一切價值，皆依此估定。”人民的富庶既然是國家百姓人民之大利，因而，有關富民養民，豐衣足食的實現方式就顯得非常重要。墨子強調，“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財利不足，就要反過來注重按農時耕種，遵循生產的客觀規律；食不足，則要節用，反對奢侈，去除無用之費，才能“興利多”。

　　以同一理由，墨子認為堅持厚葬久喪，守孝三年，是對物力的巨大損害，使財貧，人寡而國亂，“足以喪天下”，應該予以去除。墨子的“節用”之法之于國家百姓人民的“富”、“庶”、“興利多”的意義十分重要，于國于民都是須臾不可少的，其價值也因此凸顯出來。

　　基于“興天下之利”之價值，墨子倡導近于苦行主義的節用思想。當然，墨子并不是要完全的禁欲，而是節制一些人的非基本的欲望，以求天下人最基本欲望的滿足。墨子反對美服、美色、甘食、安逸，是要犧牲目前的一切享受，以求人民皆能維持生活。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萬物”，“以自苦為極”的消費倫理思想，皆是“興天下之利”，為達到利民、利國、利天下之目的。

　　三、墨子消費倫理思想的局限與意義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中，墨子的消費倫理思想獨樹一幟。墨子及其弟子以為世上人人皆須勤苦節欲，所謂“節儉則昌，淫佚則亡”。在消費問題上墨子力主節用以及自奉甚儉的生活，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子提倡的所謂“古者圣王制為節用之法”，是種固定的、僵化的、較低的消費標準。

　　墨子指望人們能遵循“節用之法”，從而抑制侈靡浪費，化解生產與需要之間的矛盾，在物質財富不充盈、饑寒交迫的古代，墨子的思想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是，從發展的長遠前景來看，隨著生產的擴大，經濟的發展，財富的增多，社會需求和社會消費也在增加，這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因而。“墨子企圖極大地限制甚至取締人們除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一切消費，實際上就違反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行不通和不會有什么結果的。而這，就正是小生產勞動者的狹隘眼界的悲劇。”從現代經濟的眼光來看，人為地限制消費，滿足于僅僅食飽衣暖是不可能的。消費與生產互相影響，消費已成為社會再生產的充分必要條件，成為了國民經濟運行的原動力。并且，隨著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以生產為主導的社會轉向了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消費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其次，墨子不能理解到，在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下，即使勞動人民加緊發展生產，厲行節約，統治階級也會加大剝削力度滿足他們窮奢極欲的生活，使得在消費問題上只能是統治階級奢侈而勞動人民始終貧窮。這里，我們看到了墨子消費倫理思想的局限。

　　顯然，墨子獨特而深刻的消費倫理思想還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首先，墨子主張不論平民百姓還是統治階級，人人皆要節用尚儉。儒家也尚儉，但儉的具體標準是依禮而行，以禮為度，所謂“儉不違禮”，“用不傷義”。就是說，消費要符合個體名分地位和身份，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等級消費，反映了儒家仁學觀的不平等性。而墨子相信，“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希望通過推行節用的基本道德規范，限制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消除消費上的不平等現象，實現其“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墨子的消費思想有著統治階級所缺乏的重視生產，講求平等互愛的倫理精神。其次，墨子的節儉以“國家百姓人們之利”為旨歸，體現其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墨子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但其所求之“利”是“利天下”，為了天下百姓之富庶安康個人犧牲一切亦在所不惜，由此，《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墨子及其學派“先天下之憂而憂”，對國家社稷和人民富有強烈的責任感和道德感，把勤苦節用作為畢生的道德信念并親身踐履之。毋庸置疑，墨子這種自奉甚儉，無私奉獻的思想和行為，對于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民道德建設是大有裨益的。第三，墨子及其追隨者作為同廣大勞動人民有密切聯系的一個學派，重視生產勞動，尊重勞動成果，其兼顧功利主義與節儉主義的經濟倫理思想，對構建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消費倫理，培養節儉之美德，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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